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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的中国首任外交官蒲安臣

2015-09-10唐宝民

文史月刊 2015年4期

唐宝民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给蒲安臣所写的悼词很具有代表性:“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一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直到1844年,才设置了管理地方外交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1861年,成立了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对外交事务做出了规定:中国需与列强派外交使臣互驻。于是,从1860年起,列强国家纷纷派驻使臣常驻北京处理外交事务。但那时的清廷,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美梦中,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之中”,是优越的“华夏之邦”,是“天下共主”,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蛮、狄、夷、戎”,因此,天朝上国应该坐待万邦来朝,岂能自降身份去他国朝见外化劣族呢?就这样,“向他国派驻驻外使节”一事被搁置起来,迟迟不予解决。

外国列强一再要求清廷兑现《天津条约》的规定:向外国派驻使节;而且,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对外派驻使节,怎么办?不派看来是不行了,派吧,又实在太有损老大帝国的尊严,三千余年古国古,焉能向外化蛮夷主动上门求好?就在两边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蒲安臣表示说:“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在卸任前,蒲安臣到总理衙门向奕訢辞行,奕訢灵机一动:如果能请蒲安臣出任中国的外交使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各国,不是既能达到外交实效,又能避免天朝上国上门向蛮夷示好的耻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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