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

今年2月12日，安倍发表施政演说，对华示好之意明显。

2014年12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面对“你是否会延续承认殖民地历史以及侵华战争的‘村山谈话’”的记者提问，答称：“我把‘村山谈话’视为日本政府的一个见解，若是打赢（12月14日）这场选战，我会在这个谈话之外，在明年迎接战后70周年时，发表一个属于安倍政权的谈话。”

安倍表示要在2015年以“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的意向，早在2013年3月他接受韩国《月刊朝鲜》采访时便已吐露。对于这个新谈话的基调，安倍的态度在美中等国压力下趋于软化—2015年首次记者会上，安倍甚至表示将“总体继承”村山谈话，但其内心的想法，究竟为何？

安倍此番对战时侵略历史表示“反省”，更多是迫于外界压力而作的无奈表述。

2014年3月2日《纽约时报》社论指出：“安倍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正成为东亚地区的风险。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但并不希望卷入中日冲突，安倍政府正在置美国的利益于不顾。”《纽约时报》的指责，实际上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3月3日，一直对“村山谈话”持否定立场的安倍，忽然在国会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精神，称“我国（日本）曾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关于此认识，我将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

今年1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对于安倍8月拟发表的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美方希望他能继承承认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村山谈话”以及围绕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而安倍同一天表示：“我的谈话将包括反省之前的大战（指二战），也会谈到战后的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历程，以及战后日本为亚太以及世界做出的贡献。”

安倍态度转弯，除了美国的压力，还因为有改善中日经贸关系的切实需求。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日本GDP连续下滑了7.1%和1.9%。经济衰退背后，是安倍政权增加消费税产生的效应完全超出预期，安倍本人也承认，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成为抑制个人消费的严重负担。因此，能否恢复被“岛争”阻断的中日政府间贸易协调，成为安倍能否减少外贸赤字、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因素。

2014年11月7日，中日就调整并改善双边关系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其中第二项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尽管日本舆论故意将“正视历史”往其战后“和平历史”方向解读，但安倍终究不敢公然继续刺激中国民族感情，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说安倍对“村山谈话”放过一马，但他及其身边人对与之并列为“三大谈话”的“宫泽谈话”和“河野谈话”，却是竭力予以否定。

1982年“宫泽谈话”之后，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增加了被通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内容，规定“在处理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但在2012年，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却将删除“近邻诸国条款”列入竞选纲领。安倍在众议院选举时公开宣称，制定新教科书政策“将成为新政权的支柱性政策”。

改变产业结构，扩大军工产品占比，将是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

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安倍等更是欲否定而后快。2014年10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然声称，河野洋平承认旧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有很大问题，我们否认那个发言。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

即便是新近表示要继承“村山谈话”，但“安倍谈话”的核心不是“反省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安倍年初表示：“我也要向世界声明，80年、90年、100年后的日本会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进一步做出贡献。”这种避重就轻，正如被称为“自民党机关报”的《读卖新闻》社论所言：“战后70年的‘安倍谈话’内容有必要延续村山谈话，但更应该以‘面向未来’作为主轴，向世界各国呈现日本战后的和平姿态。”

从策略上分析，安倍是想借助本国“右倾风潮”的舆论势头，割裂日本战时侵略和战后改革之间的因果联系，将战后和平历史置于“聚光灯”下，将战时侵略历史置于“灯影暗处”，从而使“村山谈话”名存实亡。不仅如此，安倍还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重整军备，“复兴强大日本”，为此要修改作为和平宪法根基的第九条。在汤川遥菜和后藤健二作为人质被“伊斯兰国”杀害后，安倍于2月3日公开表示：“自民党已经提出了宪法第九条的修正案。之所以要修改，是为了完成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的任务。”

“安倍谈话”之所以值得高度关注，首先因为安倍等奉行“历史修正主义”，试图通过淡化侵略历史，使日本否定战争性质的两大“理论”—“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和“自卫战争论”获取新的市场。

关注“安倍谈话”，还因为其标榜“面向未来”和以“独立强军”为目标，将影响乃至危及中国的周边安全。安倍计划于2015年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创建法律依据，这得到了美国充分、必要的支持。早在2013年11月中国划设航空识别区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就曾紧随美国两架B-52轰炸机驶入识别区。今年1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呼吁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展至南中国海，以抗衡该地区不断增加的中国舰船。日方回应称将探讨美国的建议。若日本参与南海巡逻并对菲、越售武，将迫使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左右开弓”。

早前，安倍政权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外界很容易忽略这其实与“安倍经济学”尚蓄势待发的“第三支箭”即“结构改革”有关，后者涉及调整涉军工企业及其产品在国家经济中的结构。前防卫相森本敏在其近著《日本为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中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麦道公司的军工产品，如F-35战机和F-2战机，在全部产品中的占比是80%～90%，而日本即便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巨头，军工产品在总产品中的占比也不足10%;日本航空自卫队约200架战机几乎都从美国引进，而日本并不缺乏这方面技术。换句话说，改变产业结构，扩大军工产品占比，将是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

试想，“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若全面付诸实施，将会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切切不可麻痹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