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2015年2月7日，湖北，横店村。

等到余秀华“消停”下来了，才去找她。坐着摩托车到了她家门口，她听到声响，嚷嚷着从屋里出来，穿过院子来到门口，动作相当迅速。见了面，她就指着《南风窗》记者的破洞牛仔裤说，你这一路上是摔了多少跤啊？

“穿过小半个中国来找你，不容易。”配合了一下她的小幽默，她歪着头笑开了颜。

头一天打过电话给她，但她说，这么多人，谁记得你呀。

她说话总是这么直接。

的确，20天的时间里，这个华中农村的偏僻小院里，来了太多人，记者、官员、粉丝、出版商、各色“诗人”、保险业务员、民间组织人士……这个院子里几乎浓缩着一个中国社会。

大多数人的到来，只是想从余秀华身上刮下一点可以出售的东西。

如果余秀华依然籍籍无名，那么在这个以外貌、物质为重要标准进行价值评判的社会里，她其实是一般人在街上迎头碰上也会刻意回避的人—对此余秀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时不时会提及自己的“难看”，令人无话可安慰。

记者直白地说：“大部分人，包括我，可能都是在消费你。”

余秀华回答：“差不多，我就在这里，谁愿意来吃一口就来吃一口吧。”

满不在乎的态度里其实隐藏着她的许多在乎。她说，在乎什么，就痛苦什么，痛苦才写诗。她的痛苦，主要来源于精神上的需求与外在的条件之间强烈的不匹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之痛，在任何历史形态的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小痛”，但来找她的人，无限极地放大着这些小情绪和小隐私。

所以人们从公共渠道看到的余秀华是被放大了的余秀华。

所幸余秀华却是清醒的，这个社会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是如此“关心”她，而她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自己丝毫也不关心这个社会。

她的走红，其实是对“诗坛”的讽刺，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讽刺，而讽刺对象浑然不觉，对什么都煞有介事。

“真他妈无聊啊。”面对各种争论，这就是余秀华的态度。

一切的扰攘，源头都是这个安静的余家小院。

中午12点，余秀华的父母从街市上回来，给她带回来一件黄色的小短袄，母亲周金香帮着她试穿，那是过年的新衣。

余秀华笑得像个孩子：“多少钱啊？”

周金香说：“150元。”

余家贫穷，父母都在村里做保洁。1月16日以后的几天，是家里接待的高峰期，几天里来了一两百人，每到饭点，父母就要在院子里张罗两桌流水席。

余秀华半开玩笑说，都在我家里吃，又不交饭钱。

父母以前从未见过记者，所以但凡愿意的，父亲余文海就拿着自己那个像素很低的诺基亚手机一一给记者拍张照，存着。

他说记者至少来了100多人了，七八十家媒体，有的一个单位就来五六个，提出各种他想都没想过的问题。黄昏的时候，一堆记者抱着电脑在他家的院子里噼噼啪啪地打字，次日网上就能看到各种关于女儿的报道，文字的、视频的，看都看不过来。

至少中午那一顿，他要招呼大家吃饭，院子里开两大桌，流水一样地吃。余文海说，招待有些压力，但人家远道而来，应该的，“都是为了秀华好”。

钟祥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来陪同，有时就开着车拉记者们出去外面吃，做饭的压力才小了一点。“不过有些记者不肯去，说要赶着发稿，时间紧。”

余秀华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她爆炸性成名的引线。余秀华说“那不是什么好作品”，但几乎每个报道都要提到。有人给它配上曲子，唱成以“RAP”为主的同名歌曲，录制好了放到网上，余秀华用手机点开，听得仰天大笑。

余文海侧耳向着手机扬声器说：“还蛮好听的哩。”

余秀华递给父亲一张自己签了名的纸，说：“将来我的字会很值钱。”余文海倒退一步，一扬手：“去！”

为了获得更多细节，一些“穿过大半个中国”的记者就要求跟余秀华同睡，在那张凌乱的、卫生状况也不符合“城市标准”的床上。

余秀华说，女记者睡了几个，男记者目前还没有。人们大概想在卧谈的时候发掘更多“独家猛料”，但余秀华说，晚上不谈话，睡觉。

这样的状况持续多日，余秀华一遍遍地回答着同样的问题，被折磨得很憔悴。当地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有些提问感觉是把余秀华当傻瓜，听着都哭笑不得。不过余秀华说，自己颇具娱乐精神。

余文海看着女儿每天一直说话，到晚上10点才能停下来，有些心疼。

7日中午吃过饭，一家人在院子里晒太阳。余秀华说，明天武汉一家电视台的还要过来拍摄，周金香马上接话：“你不能打电话叫他不来？家里的年货还没办呢。”

家里人的确期待这种走红能给余秀华带来点什么，父母半生为这个女儿操碎了心，期望她能有解决自我生存问题的机会。余秀华曾在诗中写到，有自己这个女儿，父亲90岁都不敢老去。余文海对络绎不绝的人流不厌其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得罪媒体”，他心中想着的只是女儿。

余秀华的丈夫尹世平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都是内向的老实人，家里人多的时候，他们很少回家，余秀华说是“被吓跑了”。但尹世平心里明镜一样，难得出现一次，他说的是：“你们这么炒她没有用的，一阵风就过去了，如果能帮她找个工作才最要紧。”

不过，工作一直没有找到。

钟祥市作协1月28日就宣布余秀华当选市作协副主席。看上去那是一份工作，不过余秀华说，那是个虚衔，没有什么实际工作事务，也没有工资。

“作协不是吃财政饭的，都是靠会员费运作，他们根本没钱。”

不过市作协显然认为这是给了余秀华一个巨大的荣誉，新当选的主席说，此举确立了余秀华在当地文坛的地位。“作家应该珍惜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为建设文化强市、实现‘领跑荆门’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那头热，这头冷。余秀华跟着温暖的阳光，搬了一下小靠椅的位置。

“那个破事真头疼，”她说，“我觉得跟我没关系，他们打了个电话表示了一下，叫我去开会我没去。”有人叫她余主席，她脸上表情惊愕反应巨大：“这是我最不希望听到的叫法。”

对于“确立了她在当地文坛地位”的说法，余秀华一脸鄙夷。“得了吧，你知道钟祥作协有几个副主席？14个，就这么个小地方。那些人我不知道怎么说，门槛太低了吧。”

她甚至认为钟祥作协“不正规”，至少要省级以上作协才是正规的，如果省作协邀请，她愿意加入，她觉得省级以上作协还是能大概反映一个人的水平。

“市里的，去他的吧。”

余秀华说自己从不与社会联通，自闭于社会，对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放在心上。

余秀华红了，县级市钟祥，以“诗人家乡”的姿态闯入和占据舆论空间。市委宣传部看到她那破旧的电脑，特地送来了一台联想宽屏的新电脑。原来那个破电脑，一开机就会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巨大响声，但余秀华说，那个装的是XP系统，这个是Windows8，还是原来的电脑好用。

宣传部门希望余秀华以后能写出一些宣传钟祥的好作品来。余秀华嘟囔着对《南风窗》记者说，我是写不出来的，以后做不到，让他们把这电脑抱走好了。

有保险公司的员工来到家里，说要送给她一份保险，她未置可否。她不是不想要，但是担心其中附加着什么隐性的条件，比如以后要出席活动什么的，太烦。

“即便现在别人不提，拿了人家的，以后来请你，你也不好意思不去。”她说，“所以真要送给我，那要先说清楚，以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不过后来人家也没再提起，她也不好意思主动再提。

除了《诗刊》那位赏识她、帮助她的编辑刘年，余秀华几乎冷对一切外来的关心。她认为，刘年之于她是雪中送炭，而其他人全是锦上添花，她对锦上添花的事情虽不拒绝，却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嘴上说不在乎，余秀华还是会忍不住打开网页看那些骂自己的文章。

请她去参加活动或做节目的单位很多，余文海说不担心女儿被骗，“她又没钱”，但他也认为，别人也可能靠着她赚了钱不告诉她。

余家小院里来过20多家出版商，抢着要出她的诗集，“亏本也要出”。

有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磨破了嘴皮子，用尽各种招数，甚至近乎哀求地套近乎：“姐呀，姐，你不答应我回去没法交代……”

然而余秀华这个南方妇女“无感”于这种北方式的亲昵，依旧拒绝，只将版权许给两家最早谈好的出版社，这两家都是在她爆红之前便表达了出书意向。

余秀华写过的诗有2000多首，足够出10本书，而她又正好缺钱，不过她说以前写的诗都不好，“而且一下子出好几本书，太可怕了吧？谁要看啊？”

话语中包含着她对诗歌意义的自我理解，她觉得诗歌只对作者有用。“没有什么社会功能，只是让自己觉得身心愉悦，从心里来，到心里去，都是小众的，跟社会没有关系。”

她在一个局促的活动范围内写诗，写自己的心事和自己的村庄，很少有超越自己和村庄范围的关怀。她说自己从不与社会联通，自闭于社会。不过，社会的强烈追捧，无疑揭示着余秀华的诗歌里有点什么特质，足以叩开一部分人的心门。

好些喜欢她诗歌的人，在写文章分析她的诗歌的社会意义，但余秀华一开口说话，就像在向这些忠实粉丝们不断扇耳光。“我写诗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诗歌本来就没什么社会意义，它是很个人的事情。”

也许，正是这种在诗中漫溢着的强烈的个人自我关怀，帮助早已被物化的社会个体偶然间照见了遗失的自我。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摇摇晃晃的人间》出版负责人陈新文说，现代人都有一种慌张心态，不能慢下来，有一种担心自己被社会淘汰的紧迫感。在解决现实问题面前，诗歌也许是一种最无用的知识，但它能够滋润心田，恰好又是当前这个社会最有用的东西。

“余秀华的诗里包含着人心的共鸣—人的初心的共鸣，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人心里始终存在这种共鸣空间。”

而余秀华明白表示，自己不在乎共鸣不共鸣。

好多诗人都有一个诗意的笔名，余秀华说：“我没有笔名，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出名，我以前写诗就不是为了给人看的。”

余文海感到很意外，以前他从不看女儿写什么，也看不懂。“她以前用右手写字，抖得很厉害，写那些字啊，根本认不出来，考试有时得零分。现在报纸人家都不看，谁看你的诗？”

余秀华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被“消费”，但她从中也能看到一些真诚。

儿子也斩钉截铁地说，没看过她的诗。余秀华写了很多憧憬爱情的诗，显然并非写给丈夫，而现在一提起她，就必然提到《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让儿子和丈夫都很尴尬。

有记者问余秀华的儿子“你妈妈要去北京你有什么感想”，他就回答3个字：“我没得。”周金香很希望内向的孙子（尹世平为上门女婿）能跟着妈妈去北京、成都转转，长长见识，但孙子都不理睬。

余秀华敏感而丰富的内心，让她无法安分于与拉郎配的丈夫形同陌路的感情状态，强烈渴望自己心动的爱情，但她同时又总是幽怨于自己“长得难看”。她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城市生活高度向往，她说城市嘛，“谁带我去我就跟谁去”，然后马上又会想，城市里可能还不如家里好，最舒服的是坐在自己的院子里晒太阳。

内心需求和外在条件之间的撕裂，是她个人痛苦的根源，以及她那些诗歌的滥觞，她需要一个出口去释放这股巨大的力。

于是，她理解的诗歌的唯一意义，埋藏于此。

余家小院太热闹了，不但吓跑了余秀华的丈夫和儿子，还“吓死”了兔子。

余秀华原本养着几十只兔子，周金香说，自从家里不断来人，没时间照管，兔子一只只的死去，死了十几只了。余秀华的说法幽默又刻薄：“记者一来，兔子就死，母狗就怀孕。”

说话间，钟祥市委宣传部又带着记者来了，但不是采访，“只是来看看”。人们在小院的阳光下围成一圈站着，周副部长指点着说：“周周周周，都姓周。”

内心需求和外在条件之间的撕裂，是她个人痛苦的根源。

最后一个点到的是周金香，余秀华的母亲。“参观”者都希望拉近一点彼此的关系，余文海显得跟他们很熟络，但他说以前自己从不认识宣传部的人。来的人那么多，余秀华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被“消费”，但她从中也能看到一些真诚，感受得到一点温暖。“有些小记者还是很可爱的，做朋友不错。”

余秀华的出现酿造了一坛子酒，同时打翻了一坛子醋。酒奉呈于大众，而醋流溢在“诗坛”。

发表诗歌难，出版诗集难，非自费出版更是难上之难。余秀华浏览着自己博客上的留言，感叹“出名就是好，有那么多人向你约稿”。爆红之后，一切的“难”对她而言似乎都变得轻而易举，还供不应求。在这个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的年代，粉丝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但余秀华仅凭公布的几首诗，就获得浩浩荡荡的粉丝潮的皈依，让绝大部分皓首苦吟的诗人永远无法企及。这无疑已经在心理上构成一种冒犯。

一些诗人，有的从理论角度予以批判，说她媚俗，有人甚至恶语相向，说她的诗歌是新生的“荡妇体”，是“审丑艺术”，是“泼妇骂街”，是“黄色精神垃圾”，“德行不佳早晚是短命鬼”。

插图/ANKEL

斯文的人们已经不顾仪态。有的“诗人”不发表文章，只是不断转发别人写的批评文章，附上自己千篇一律的评论：脑瘫诗人当选钟祥市作协副主席。“脑瘫”，被刻意向“脑残”推挤。

陈新文说，很多人的诗歌写不进内心，因为它们无法“自然生长”，写得太熟练了，已经沉溺于技术性的花巧，难以有真正的灵性。但这些人偏偏还有精英情结、山头意识，以自己为“诗坛”中心，一旦外围有生猛的力量冲击这个圈子，就很不适应，很惊愕，下意识地排斥。

余秀华说自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骂我的人多了，管不过来。”她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打字速度都比常人差得远，很难跟人争论，所以骂余秀华显得十分安全。

然而嘴上说着不在乎，却又忍不住打开网页来阅读那些批评或者骂人的文章。如果是理论批评，她就“头晕”，“佩服那些写理论的人，一写这么长，看都看不懂”。

如果是直接骂人，一样也写得很长的，她就转过脸来说：“这些人真他妈无聊啊……”

“余秀华的诗歌水平不见得就有多高，但里面有生活的真，以区别于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诗人们一直以来都在制造塑料花，没见过真花，突然有人拿出来一朵野花，就众声喧哗，毁誉交加。”在余秀华被世人所认识的一个重要起点—中国人民大学，一名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秀华的出现和蹿红，讽刺了“诗坛”，也讽刺了社会，随之而来的扰扰攘攘，让这个社会“既没有共识也缺少个人理性判断”的特性，展露无遗。

院子里，阳光下，一只高傲的母鸡不时发出一串洪亮而清脆的叫声。谈着谈着，余秀华已经伏在椅背上睡去，醉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