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凯恩

听到门框格格作响时我正在睡梦中。我迅速睁开双眼，立马从桌子下面睡觉的地方坐起来。完了！有人这么早就来上班？我隔着办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别人看到。早晨的太阳穿过办公室前门的随手涂鸦照射进来，倾斜在我面前迷宫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可能只是妄想症，或许不是——是一阵风吹动了前门，松散的门框像小矮人一样短促而刺耳地叫着。同样的声音以前我就听过，听到无数次，但一直不习惯。

生活在10平方英尺的工作站，有一点妄想症大有帮助。我站起来，对着天空伸展四肢，像融化冷冻保存的类人生物，脖子弯曲，背部僵硬。我弯腰收起空气床垫。时钟指向早晨6：45。在正常情况下我仍旧睡着，但目前的状况很不正常。

这周早些时候，我悄悄搬到了办公室。这个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滩的公寓租出去，把衣物和珍贵物品打包成几件行李，开始在办公桌后定居，小心使用众人视线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来存放我的物品。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被同事发现在办公桌边穿着三角裤，而且是在早晨6点钟。相信对于住在此地的我来说，当时的最佳反应绝对是非常尴尬。这种事我不会跟别人说。每天早上我整齐地收拾好个人物品，把空调调低到72F（约合22.2℃）——他们离开后整夜都是这个温度，对我来说太低了。我离开去晨练、淋浴，同时保持清洁和身形，并确保我并不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有时我甚至让自己迟到，指责糟糕的洛杉矶交通。只为了合群。虽然搬到办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但与每月付房租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

穷困落寞

搬到洛杉矶已两年，和许多洛杉矶人一样，我破产了。我放宽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间距离单位20分钟车程的单身公寓，把私人物品塞进一家250平方英尺、美其名曰”经济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积蓄像点燃的香烟一样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写作的梦想束之高阁，以便换来一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当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忍受。

2012年夏天，这些梦想给噩梦让路了。我打两份工，每周工作60小时来确保能付房租，几乎没时间放松。然后灾难出现了。公司薪水和奖金被冻结，我的身份证被盗。那年初由于外科手术，我欠医院一大笔钱。助学贷款和车贷要还，房租每年肯定会达到洛杉矶法律规定的最高涨幅，我开始想：我的美国梦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没有钱，我只有两个选择：放弃创造性工作的梦想或者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这两条路的前途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来还有一张倒扣的王牌。

几个月之前，为了深夜赶工，我路过一间办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关门了，商业广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空白点，从白天的喧闹中剥离出来。那段时间，新闻上充斥着大量美国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华盛顿办公室当做住所的故事。他们把那些被忽视的宜居空间完美地转化成工薪白领的瓦尔登酒店。我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但在必须这样做之前，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打着呵欠醒来的不可能性消失了。就算是牺牲又如何？醒来就感到涌动的肾上腺素固然不是很理想，但要好过躺在床上就知道你的时间已被拍卖给一种你一开始就根本不想要的状态。

我绝不是一个重视金钱胜过时间的人。成长在墨西哥海湾附近小镇，生活更多与社区而非利益相关。我父母强调成就，但也支持休闲。我妹妹和我被督促着，各门功课都得是A，才能获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前往不同地区——佛罗尼达州美丽的沃尔顿堡海滩、弗吉尼亚州的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或者缅因州淳朴的班格尔。我们的金钱似乎比其他家庭延伸得更远。当妹妹成为一个律师时，我慢慢进入艺术领域，把时髦学校的研究生学位放到一边，追求表演和写作，一周工作40个小时来支付账单。

我不是普通的无家可归之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看起来像典型的中产阶级职场新人——外表清秀、善于辞令、穿着考究、清洁卫生。但现在普通的无家可归者又是什么样呢？在“无家可归”和“中产阶级”之间，一度宽阔的鸿沟已缩减得仅剩一条断层线，在此之上，许多人发现自己位于飘忽不定的边界上，只要有一点坏消息，就会失去一切。

把家变成办公室

住在办公室是解决房价过高困局的独特办法，但还有选择。许多工作的人正在不同程度运用极简主义，在飙升的生活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寻找平衡。从住在车里的饥饿艺术家到搬进小房间的中产阶级，从住在垃圾箱里的大学教授到变成大众“汽车动物”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在社会经济等级的各个阶层，美国人对“家”的定义都在改变。

对新极简主义中产阶级来说，家的传统定义并不总是那么友好。牛津字典用各种方式来定义这一术语，第四条罗列的描述或许是最进步的：最常见的繁衍之地，或起源于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家的本质是我们的生存基础。相对于“无家可归”，我更愿意使用“随遇而安”一词，既崇尚选择权，又不会削弱没有这种选择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起初的暂时性经济手段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我逐渐爱上了它。迫在眉睫的债务转变为了稳定的积蓄，梦游于两份工作，我竟然挤出了许多休息时间。我戒掉花钱的习惯，存款剧增。最后我干脆不租房了，把大部分东西丢掉，投入到一种简单的工薪生活。

我每天的安排更加简明扼要，越来越不急于踏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低门槛。夏天我飞到加勒比，花两周拍了一部电影，在美国南部我和一位美女欢度新年，又开始读书，创作。这种生活方式逼迫我燃起热情。我更频繁地社交，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以前天天围着公寓打转转，现在则以我的爱好为中心，也更开心了，人们开始注意到我。

在办公室住了将近一年的某个清晨，我收到老板的短信，说等下要给我做年度考核。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她盯着我的眼睛。“我发现这一年你变化蛮大的。”她说。我问她那是好事吗？想知道她用意何在。“好？那简直是太棒了，”她说，“我没有一点儿批评的意思，你最近看上去开心多了。”“嗯，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笑着说。

住在办公室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当公司开始出现调低预算的信号，我开始为将来做打算。我希望有怎样的后办公室生活？老朋友罗伯特一月份搬到镇上，想和我成为室友。罗伯特是个电影制片人，和电影产业联系紧密，人很可靠。我们开始寻找公寓。

但有些事似乎不对劲。一年多不用付房租，我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观已经不一样了。每月把钱花到同一个地方，让人感觉产出应该远远大于投入。与之相反，看房子的过程枯燥无味，总是有一大堆缺陷——要么是没有停车位的老房子，要么墙壁太薄又缺少户外空间，要么路不好走或距离单位太远。更糟糕的是不少房东仗势欺人，好像我上交四成收入换得一个冠冕堂皇的狗窝，还得感激他们的好意！这种交易让人心里感到古怪而不平衡，是一种供需关系严重错位的产品。

再次无家可归

我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500天了，最终这个公司倒闭了，我成了第一批失业者，丢了工作没地方住，但是，我在生活花费和216小时通勤中省下超过20000美元。在职最后一天，我被邀请去一家竞争对手公司面试。我承认自己不符合工作条件——一份行政级别的职位，每周不停地工作，还有上百万美元的筹资计划。面试这份工作感觉就像在和超级名模约会，其原因仅仅在于她邀请了我。我几乎拒绝了，但头脑中一个纠缠不休的声音在其它方面说服了我。

在面试结束时，我知道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但好奇心不可动摇。

“你有其他问题吗？”面试官问。“其实，有。”我微笑答道，“跟我说说你们的办公室。” 最终我没有干这份工作。

这些日子我的睡眠质量很好。最近我发现自己在日出前醒来，但这次的动作很缓慢，小心别让头撞到包着毯子的低矮天花板。我从有行人经过的一侧窗户望出去，月光反射在水面，海浪的声音戏耍着岩石海岸，回响着穿过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路边的停车位。

我在自己的卡车后面，上面是一张配有海绵床垫的单人床，两边是小型书架和多功能柜。这是我的新住所，四个轮子上的定制小家，很适合在去俄勒冈的一系列景点和国家森林的路上过夜。

离开办公室之前我就把它做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座胶合板预制房屋，可容纳一台小型冰箱、可携带式丁烷气炉、结实的水壶，还有一个纸巾架。有钱真好，我也幸运到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到这些。多数时候我待在本地，一边写作一边找一些零工，追求我一直想要做却没时间去尝试的事业。它不同于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而是亨利·大卫·梭罗遇见亨利·福特。

这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我很开心。平常一周之内，我会把20个小时的工作放到几天里完成：一份兼职工作是在好莱坞做安防，另一份主要是和弱势青年一起工作。剩下的时间用来写作。有别于全职工作的是它的物质收益不多，但利大于弊。现在我走到哪儿就把家带到哪儿。

家都有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奢望呢？

[译自美国《沙龙》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