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平

田叔的祖先与齐国君主沾亲带故，但到了他这一辈，随着国家的崩塌之声，他也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大概是不甘心失去往日的辉煌，他开始醉心于黄、老学。当时，这是一种非常时髦的学问，或自鸣不凡，或志向高远者皆喜欢在此学问里游走一番。如此，田叔还真穿透了人生的黑暗之幕，交上了一份好运：由赵国丞相赵午推荐给赵王张敖，当了赵国的郎中。官职虽不大，但毕竟步入了仕途。问题是，他欲展翅高飞时，赵王张敖却遭遇了厄运。

高祖七年，陈稀代地谋反，刘邦御驾亲征时途经赵国。张敖很讲礼数，亲端食盘献食，可皇帝老儿却傲慢无礼，坐着大骂赵王。赵午等人见状，愤怒到了极致，就力劝张敖造反，杀了刘邦。张敖咬破自己的手指说：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如果没有皇帝陛下，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意思明白无误：决不能造反！可赵午等人是赵王的死臣，他们无法忍受如此羞辱，决意弑君。不料东窗事发，朝廷下令逮捕了张敖和谋反的群臣。在押解京城之前，刘邦又下了一道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但田叔、孟舒等人，还是穿着囚衣、剃掉头发、颈带刑具，冒充赵王家奴伴张敖一同进了长安。好在刘邦粗俗而不昏庸，查明事实真相后释放了张敖，且召见了田叔等人，称他们为仁义之士，并任命他们做了郡守或者诸侯的国相。

原准备为赵王张敖陪葬的田叔，恐怕没有想到命运会做出如此精致的安排。

此后数十年，田叔伺侯了高祖、文、景三代皇帝，但他的人生却再没经历过大起大落。其实，作为一个文臣，他没少在官场凭良知发声。在充斥着尔虞尔诈的朝廷，喜欢“发声”，实属是一个高危动作，一不小心，就会摔得尸骨无存。他既非皇亲国戚，又无战功可陈，凭什么总是喋喋不休，且能让自己得以善终？如此，可能就是田叔这个人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汉景帝初年，梁王凭借太后的宠爱，气焰几近嚣张，什么事都敢干，朝廷上下谁都得理让三分。他谋杀前吴国丞相袁盎，东窗事发之后，官员们却是躲避不及，谁也不愿染指。

景帝无奈，就让田叔前往梁国查案。回朝报告时，景帝问：梁王杀袁盎是不是事实。田叔回答说：是事实。景帝又问：有罪证吗？田叔答：皇帝最好不要过问梁王的事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现在梁王如不伏法处死，汉朝的刑法就如同虚设;如果梁王伏法而死，太后就会寝食难安，这也是陛下的忧虑。这就是田叔“发声”的高妙之处！他既毫不含糊地确认了事实的真相，又婉转地陈述了事情的利害关系，把孰轻孰重之“球”踢给了皇帝。当然，田叔作为一个坚守良知的“谏臣”的形象，也一点不打折扣地凸现得淋漓尽致了。此事过后，景帝一高兴，就让其去鲁国当了鲁王的丞相。

在鲁国刚刚上任，田叔就迎头撞上了一件棘手的事：当地100多名老百姓状告鲁王巧取豪夺了他们的财物。田叔是个“刻廉自喜”的人，当然不会放任鲁王的如此之举。问题是犯事者是王，自己不过是辅佐王的臣子，如何办理才能在百姓的利益与国王的面子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呢？于是他就采取了一种“非常”手段：抓了20余名告状的人，每人或打50大板，或打20下手心，且边打边发怒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一个君主怎么会掠夺自己百姓的财物？如此一招，疼了百姓的皮肉，却击活了鲁王的的良知。他听说此事后，惭愧不已，就从内库里取出钱来，要国相代为偿还。田叔却说：那不成了君王做坏事国相做好事？最妥当的方法还是鲁王亲手去偿还吧。鲁王只得厚着脸皮偿还了百姓的钱财。

鲁王喜欢打猎，自己不但经常为之，还总带着臣下们进入狩猎的苑囿，陪他一起玩耍作乐。这自然会误了治国正事。田叔是国相，鲁王狩猎他也得奉陪。但鲁王知道他志不在此，就让他到馆舍里休息。田叔见状，又一次使出了“非常”手段：走出苑囿，在露天里等候鲁王，无论天寒地冻还是炎炎烈日。鲁王多次派人请他回馆休息，他说：鲁王苑囿暴露，我岂能偏安？鲁王终于领悟到了国相的用心意味深长，因此缘故，从此不再大举出外游猎。

几年后，田叔死在鲁国国相任上。鲁王尊敬他的人品，欲用一百斤黄金做祭礼，但被他的儿子拒绝了，理由是不能用一百斤黄金损害了先父的名声。

其实，田叔一生之所以总被后人赞誉，与他刻峭廉洁的品格有关，更与他进谏时的“非常”手段有关。或者换句话说，是他以柔克刚的进谏艺术，让田叔走进了历史人物的美好画廊。有句俗话：武将战死，文臣谏死。这只是人们对文臣武将应怀赤子之心的一种心结，一种愿望。假如能让敌人战败，将军为何就一定要死？假如能让上司从善如流，文臣为何就一定要亡？田叔没有因“谏”而非命，却因“谏”而获誉，其实值得效仿。

（易茗摘自《幸福·悦读》2014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