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从腾冲（曾称腾越）归来，在那些血洒疆场的抗日将士身影之外，有两位腾冲人的身影总是清晰地在我眼前闪动。

两位腾冲人并没有血洒疆场。一位是李根源先生（1879年—1965年），一位是张问德先生（1881年—1957年）。两个人，年龄仅相差两岁，均为清末秀才。生于斯，长于斯，他们与故乡命运息息相关。1942年，国之存亡的紧要关头，腾冲及滇西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毅然挺身而出，高声呐喊，秉笔直书。李根源写出《告滇西父老书》，呼吁滇西民众投入最艰难的抵抗，坦诚恳切，铿锵有力，用故乡情怀、民族大义激励民众，鼓舞士气，保家卫国;张问德在另外一种处境下，写出《答田岛书》，答复占领腾冲县城的日本行政长官田岛的来信，不卑不亢，弛张有度，自尊与威严尽显字里行间。

读信，读胆略、勇气、人格、文采，读文字背后深处隐含的滇西山川险峻壮丽，读腾冲名士不屈精神与坚韧。一旦读过，不再遗忘。两位腾冲人，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信，有赖于腾冲千百年历史传统的恩赐，有赖于“士不可辱”的名士气节的支撑。硝烟弥漫，喋血鏖战，因有这两个如高黎贡山一样高耸、伟岸的身影，因有这两封信，边陲古镇腾冲多了荣耀与尊严，多了激荡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腾冲硝烟处，名士风流时。

也是缘分，刚到腾冲的当天下午，走出宾馆，漫步街头，路边第一个吸引我们走进去的景点便是“李根源故居”。一看生平简介，眼睛顿时一亮：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高黎贡山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生学校期间，于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九年回国后，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教育长）、总办（校长），朱德便是其学生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蔡锷等一起领导云南重九起义，系滇军名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任众议院议员，次年任参、众两院主任。一九一七年，任国民政府陕西省省长，一九一八年参加著名的护法斗争，任驻粤滇军总司令，授陆军上将衔。一九二二年入京任国民政府航空督办，一九二三年任农商总长、代署国务总理，同年，因反对曹锟贿选，退出政坛，隐居苏州多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云南，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云贵监察使、国策顾问等职。

小城腾冲，卧虎藏龙。

李根源故居与腾冲著名的叠水河景区相邻，旧称“叠园”，李根源题写的“叠园，先人世居  李根源  民国二十八年”，如今勒石镶嵌于故居碑廊上。巧的是，在李根源故居，有一副对联十分工整，“中原策马，禹域搜文”，以篆书题写，古朴有力，一看，原来是我熟悉的黄苗子先生题写。“策马”与“搜文”，正与李根源一生经历颇为贴切。他既是滇军名将，更是秀才出身的文人，撰文赋诗，广搜金石，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滇西战役纪事诗》、《永昌府文征》、《腾冲金石目录》等。

遇到一位当地人，谈到李根源，颇为骄傲地说：“朱德是他的学生！”归来我查阅相关资料，1965年李根源在北京去世，前来吊唁并出席追悼会的显赫人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人，便是他的学生朱德。

有了李根源故居的初步印象，两天之后，走进滇西抗战纪念馆，站在墙上大幅展示的《告滇西父老书》面前，与之相对，脚步一时不愿挪开——

云南是中国的国防重要根据地，居高临下，高屋建瓴，西南控制泰、缅、越，东北拱卫川、康、黔、桂。滇西又是云南西陲的重大屏障。握高黎贡山、野人山的脊梁，襟潞、澜、龙、盈大川的形胜。且为通印度洋国际交通的唯一生命线。我们中国是民主阵线二十六国中四大列强之一，所赖以沟通民主同盟国地理上的连系，全靠滇缅公路一条干道。

……

（《告滇西父老书》）

李根源开篇即充分强调滇西的重要战略位置，他向家乡父老兄弟敞开心扉，直陈近期骤然呈现的滇西危机、云南危机乃至中国的存亡危机。

5月初，亚洲战局突变。日本军队切断滇缅公路，自缅甸向滇西多路进攻，其气势锐不可当：3日进攻畹町;4日占领芒市，攻陷龙陵，同日，日本飞机对保山狂轰滥炸，造成平民死伤惨重;5日攻至怒江，中国军队被迫炸毁滇缅公路怒江上的唯一桥梁——惠通桥，才将日军阻于西岸，使之不能过江进攻保山。从开始发起进攻，仅仅几天时间，日本军队便于5月10日占领滇西全境。如果日军继续越过怒江、澜沧江，攻占保山，那么，昆明、贵阳甚至重庆，曾经的大后方西南地区，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严峻后果不堪设想。一时间，军心动摇，前景难料。有人主张放弃保山，更有居住昆明者，担心当局放弃云南，准备新的逃亡行程……

当此危机之时，并未担任军政要职的腾冲人、云南监察使李根源站了出来。据相关资料介绍，李根源急电中央，力主坚守保山。在与蒋介石通电话时，他慷慨陈词，请缨拒敌：“怒江之险，胜过沧江万倍。我李根源誓死要坚守怒江，与保山共存亡！”蒋介石接受了李根源的这一主张，再下决心，派军队坚守怒江，不让日军东进。

此后，李根源不顾年老体弱，身患痢疾，仍再三函电请缨，坚决请求奔赴前线，终被蒋介石批准前往保山。5月24日，六十三岁的李根源自昆明出发，沿途宣慰安民。途中他赋诗言志：“西檄风波正可惊，要凭宝剑斩长鲸，老夫冒险生来惯，总向人间难处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根源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

李根源非常清楚，在父老乡亲面前，无需华丽辞藻，只需坦诚相见，以质朴语言陈述危机，控诉敌军罪行，强调滇西战略地位重要性，强调保家卫国，弘扬故乡光荣历史，便是最好的倾诉与呼吁。这封信，约一千四百字，写自己与故土的情感，写自己毅然离开昆明，回到滇西，愿意与受难的乡亲一同面对危机，共度时艰，书写滇西新的光荣：

根源生长迤西，滇西是我的桑梓，也是我父老祖宗坟茔庐墓的所在地，现在敌人打进我们的家乡来了。看看腊戌撒退后滇西公私损失奇重，真所谓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看看五月四、五两日保山遭受兽机的轰炸，颓垣败墙，血肉横飞，迤西重镇化为灰烬，保山县城立成死市，鸦狗群聚，时疫蔓延，举世闻悉，同声愤慨，百年浩劫，惨不忍睹。根源闻此，能不动心！乃奉蒋委员长电令、龙主席委托和监察院的催促，扶病西来，冒暑远征。我带来一个衰病者老年之身，带来一颗纯洁的赤诚之心，坦白地诚挚地希望诸父老共体时艰，懔然于国难、乡难的加深，大家齐心一致，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发挥军民合作的力量，加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加强民众自卫，协助军队，尽到守望、运输、救护、侦察、通讯的责任。

……

自然，今后军队所需于民众的人力、物力的供给者至巨，敌人在沦陷区域的横征聚敛、荼毒残杀亦愈凶，而我们滇西民众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也一定愈来愈大。但苟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我父老必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在云南抗战史中占最光辉的一页。根源不敏，愿追随诸父老之后，同心努力以赴之。

（《告滇西父老书》）

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的具体写作时间，恐有待确认。滇西抗战纪念馆将之注明为“五月一日”，不知源自何处。此信所提及的日本进攻滇西的发生时间，均在5月1日之后，另外，李根源5月24日离开昆明返回滇西，他在信中所言“扶病西来，冒暑远征”，似也应在此之时，如果是5月1日，不可能有此表述，明显有误。我来不及查阅当年云南报纸发表《告滇西父老书》的确切时间，不过根据上述判断，其写作时间似在5月20日前后，即，在李根源决定离开昆明，启程返回滇西，与故乡父老同舟共济之际。

且再回到当年场景。据资料介绍，李根源一抵达保山，马上于5月30日抱病前往前线巡视。几天后，军情危急，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劝李根源退居大理，李根源复书说：“不可去，不能去，誓与保山共存亡！”他还表示，如果保山万一失守，他就跳进龙王塘以殉职，决不投降！他赋诗一首，抒怀如下：“人生既读圣贤书，自有灵台比广居。志决神清受其正，天翻地覆欲何如。”

“人生既读圣贤书”！国难危机间，天地间浩然正气充溢胸中。腾冲李根源，向史上所有为故乡甘愿牺牲的先贤们致敬。硝烟弥漫处，他愿意追随前贤，成为其中一员。他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走进他们的行列……

就在六旬老人李根源，毅然决然离开昆明，奔赴保山前线，立志保住滇西历史光荣的时候，几乎同时，另一位六旬老人张问德，身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腾冲，做出一个堪称惊天动地的决定。

腾冲在1942年5月10日落入日本军队之手。相关资料叙述，日本军队兵临城下之时，滇西不少军政要人纷纷慌乱、畏缩、逃逸：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日军先头部队攻占龙陵、畹町等地，时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驻守腾冲，他不思抵抗而设法逃逸，一面加紧搜刮，一面急电昆明，请求调职，随即被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离腾时，龙还强征马匹，为他运送上百驮烟土。其时邱天培为腾冲县长，邱看龙已走，便召开会议，言语中透露政府撤退之意，遭与会诸腾冲士绅痛骂：未见敌军，岂可撤退，当派兵驻防城外，与敌决一死战！邱看大家群情激愤，未敢多说，当下表示赞同，但到当日午夜，邱天培便携家眷逃出县城，所有自卫队和警察也随之外逃，各机关主管人员亦私自潜逃。

五月十日午后二时，区区二百九十二名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大步洋洋，直入腾冲城。

在当面痛骂邱天培的众多腾冲士绅中间，张问德可谓德高望重。这位晚清秀才，民国之后先后在腾冲任职，1934年，当选为腾冲参议会议长，后至昆明，曾任省府秘书和龙云的私人秘书。抗战爆发后，任昌宁县县长，1940年因病辞职回腾冲休养。如今，故乡危难时，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身患疾病的他，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他的胸中，同样激荡着浩然正气。

张问德站到了历史前台。

腾冲县城沦陷后，张问德与刘楚湘等一批腾冲士绅，立即撤至北部山区，6月5日商议成立临时县务委员会。6月下旬，临时县政府组建，云南省政府委任张问德为腾冲县长。这位六十二岁的晚清秀才，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毅然决然主动担负起护卫桑梓的一县之长的职责。建立战时基层政权;开展游击，阻击日军;动员民众出粮、出人，支援前线;恢复《腾越日报》，鼓舞士气……县城虽然沦陷，更多的腾冲人却在张问德等人的激励下，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列。有材料这样写到张问德：“先生为抗战奔波，不辞劳苦，两年中八次翻越高黎贡山，六次渡怒江，辗转于腾冲、保山、大理之间。翻越高黎贡山时，路途艰险，有时数日断炊，先生有次还从马背上滚下，口鼻流血，手脱臼，但先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张问德与士绅同仁和故乡同胞携手并肩，将腾冲新的光荣，一笔一捺，有力地刻写在高黎贡山上。

就任腾冲县长两个月，一个重要考验来到张问德面前。日本占领腾冲的行政长官田岛，致信张问德，欲与之见面商谈腾冲事宜，这显然实为诱降之举。田岛来函，以文言体书写，口吻看似恭敬，赞誉腾冲“民殷物阜，气象雍和”，实则暗藏杀机。田岛希望能与张问德见面，商议解决腾冲目前面临的困境：

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主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

岛生平为人，百无一长，唯不欺不诈推诚接物八字，则常用以自励。凡事只要出岛之中心乐从而诸口者，虽刀锯在后，鼎镬在前，亦不敢有一字之改移。苍苍在上，言出至诚，台端其有意乎？临颖神驰，不胜依依，伫盼回玉。

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上

昭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具

9月12日，张问德回函田岛。著名的《答田岛书》，应运而生！

《答田岛书》约九百字，请允许我全文转录如下：

田岛阁下：

来书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醇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送往密支那将充当炮灰。而尤使余不忍言者，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余愿坦直向阁下说明：此种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予，此种赐予，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谴责，而于遭受痛苦之人民更寄予衷心之同情。

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生活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颓垣之上重建其乐园。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余愿飞往东京，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亦不携带有武器之兵卫，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以致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苟腾冲依然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踞，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余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谢绝阁下所要求之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答田岛书》最后署名并非闲笔。田岛在来函中有“大日本”字样，所以张问德针锋相对，写为“大中华民国”，日期前面也写上“大中华民国”。

《答田岛书》很快在《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广为传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张问德此举，深获书写《告滇西父老书》的李根源赞许。腾冲两名士，惺惺相惜，李根源赋诗称道：“荒唐田岛书，光怪可迷人。县君有正气，字字史家珍。”的确，只有胸有浩然正气之人，才能写出《答田岛书》。在张问德笔下，我们领略其胆略、气节、尊严，领略其不卑不亢、酣畅淋漓、荡气回肠，领略其绵里藏针、寻章摘句、典雅文采。

抗战胜利后，曾有人问张问德，如何评价自己在滇西抗战中的壮举，他淡然含笑回答：“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他的回答，与李根源诗中所写“人生既读圣贤书”不谋而合。在名士心目中，“读书人”乃人生最高境界！

“字字史家珍”，李根源说得真好！如果让我编选中学语文教材，一定将这篇《答田岛书》选入课本，与《古文观止》诸多经典篇章相比，它毫不逊色。真的，希望某一天，《答田岛书》会获得编选者的青睐，让它出现在语文课本上。

读文采，读浩然正气，学生将由此走进历史场景，有的人，有的事，他们不再会遗忘。

抗战胜利，故乡光复，李根源与张问德以不同方式继续前行。

1945年年初，滇西硝烟刚刚散去，李根源辞去云贵监察使之职，回到腾冲。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极力主张在腾冲修建一座“国殇墓园”，安葬数以千计血洒滇西的阵亡将士，是他们在腾冲歼灭两千日本侵略者，是他们远征缅甸，牺牲异国，故土难归……

这已经不是李根源第一次出面为抗日阵亡将士修建陵园了。

李根源1923年辞官后，长期赋闲，隐居苏州小王山。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万名将士阵亡。战争刚结束，他便献出苏州善人桥北马岗山的一块墓地，先将阵亡的七十八名阵亡烈士安葬，命名为“英雄冢”，并在墓碑上以“腾冲李根源”名义题书碑文，墓碑后面，镌刻七十八名士兵的名字。安葬那天，李根源手执掸绋，走在队伍最前列。

五年过去，1937年8月淞沪会战再起。李根源又一次与苏州士绅做好后方供应工作，组织红十字会赴前方抢救伤员，殡殓阵亡士兵，共有一千二百多人安葬在苏州“英雄冢”。

另据史料叙述：由于“英雄冢”墓地局限，难以全部安葬，李根源只得重新筹划墓地，其义举得到苏州陈文肃公（仁锡）后裔的无私支持，捐其灵岩山下石码头砚山祖茔地四十余亩，作续葬阵亡将士忠骸之所。李根源相地规划毕，躬亲运送阵亡将士忠骸八十二棺（营长四人，连排长多人）至砚山，率乡民学生近万人，披麻致祭，负土安葬。李根源曾赋诗五绝一首《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读到这首五绝，闻知李根源在苏州两次披麻为抗日阵亡将士送葬的事情后，深为感动，当即补绘《国殇图》画卷。图中绘李根源执绋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满怀悲愤，栩栩如生。徐悲鸿图上题跋：“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在化龙桥为李印泉先生造像，国殇中执绋者像。”这幅画卷散佚不全，现仅存李根源的画像，陈列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又是一个五年过去。1942年5月下旬，李根源由昆明抵达保山，站在了滇西抗日的最前沿。几乎就在李根源前往保山的日子里，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前线牺牲，由部下将灵柩运送回国，抵腾冲，绕道怒江上游，然后交88师接运过江。李根源亲自主持迎接戴师长灵柩的公祭仪式，并同时向云南保山至安宁各县发出通电，令各县长率民众“敬谨郊迎，公祭忠烈”。

可以说，自在苏州赋诗五绝一首之日起，“国殇”二字一直存于李根源心中，未敢一日忘怀。这一次，在故乡腾冲，他将抗日将士陵园命名为“国殇墓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国殇墓园竣工。园中修有忠烈祠、纪念塔，另有“盟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等。如今，走进墓园，山坡上，士兵与民工的墓碑由下向上排列，如同列队接受检阅一般。许多墓碑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二等兵覃友山，二等兵陈一红，二等兵李光腾……“国殇”两个字，从此与遭战火毁灭而又获重生的故乡不可分离。

国殇墓园与叠园（“李根源故居”）很近，几分钟就可以走到。一代名士李根源，为故乡、为抗战、为千年历史，留下最好的丰碑！

硝烟消散，县长张问德也从北部山区回到了腾冲城。经他的强烈要求，曾在日本占领时期出任“腾冲县长”等职务的钟镜秋、李子映等汉奸，最终被处决。之后，在收复腾冲城刚满四十天之时，他辞去县长职务，并赋诗抒怀。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晚节黄花香浪吐，少年英气老犹存。纵无寸效酬乡国，未有株桑遗子孙……”

“青袍白发五花骢，备历艰危两载中。……浊世竟成孤影势，岁寒挺立一株松。”

故乡最艰难时，他挺身而出，历尽艰辛，不辱使命，迎来胜利;故乡恢复生机，开始重建时，他急流勇退，归隐山林。这便是与众不同的一代名士风范。

自腾冲归来，想起李根源、张问德两人时，我联想看过的一副名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王世襄先生为杨宪益先生题赠过一幅对联，下联用的即为“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句，每次去看望杨宪益，我都会站在对联面前欣赏。

毫无疑问，腾冲人李根源和张问德，是真名士，是大英雄，是千古风流人物。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挺身而出，当年的滇西会是什么局面？七十年过去，对那些勇敢地出没于烽火硝烟中的名士——“中华民族的读书人”，致以崇高敬意！

文章太长了，不能不打住。可是，意犹未尽。

我在想，腾冲硝烟弥漫时，国之存亡的危机，却为一代名士李根源和张问德，提供了人生最精彩的一次亮相。他们生活在绅士阶层仍然活跃于乡村、城镇的年代。一个小镇，一座县城，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绅士群体，其佼佼者，常常被视为地方的道德楷模、行为规范乃至精神领袖。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人群，他们的学识、道德标准、人格以及财力，使他们当仁不让地可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既是润滑剂，也是凝聚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书》，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经发表，才能迅即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一切，均建立于他们过去逐渐形成的个人威望的基础之上。

两个晚清秀才，从19世纪末走来，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真名士，自风流，已是绝唱。中国很快不再有绅士群体，更没有名士们所谓的独领风骚。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降临时，读书人更是降至卑微、可怜、庸庸碌碌的境况。如今，环望四周，一个小镇，一座县城，很难出现哪怕一两个令人敬仰的读书人或者名士。何止如此，不少大学、中小学的校长们，也不再是张问德引以自豪的“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了，除了在官员面前唯唯诺诺，他们还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千百年形成的传统，一旦消失，就一去不复返。

幸好有李根源，幸好有张问德，七十年后，还能让我们听一听遥远绝唱的美妙回声。

文章可以结束了。此时，北京窗外，晴空万里，天上云朵，洁白飘逸，如我半个月前在腾冲看到的一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