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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尘

2015-09-10陈文芬马悦然

上海文学 2015年9期
关键词:使馆老舍胡同

陈文芬 马悦然

“北京的西餐有一道甜点叫‘北京尘’(Peking dust)。”

老爷子说话时还用两个手掌作状比画,是糖泥炸物做出的小提篮,篮子里头装了甜点,篮子也能吃。这句话a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听过就忘了。

今年夏天出版马悦然翻译林海音(1918-2001)小说《城南旧事》,译稿早于1990年代完成,因版权洽谈的细节,一度错过了良机。最近我们的朋友翻译家万之创办出版社,书稿得以出版。重读《城南旧事》,有一篇名叫《驴打滚儿》是老北京的糕点,使我想起了老爷子不时回味1950年代的西餐甜点“北京尘”。这名字很美。过去北京秋冬季沙尘漫天的景况,因西餐命名成了一道甜品,充满了幽默感,怎么能不叫人欣赏,又怎么能轻易忘怀。

在北京住了五十年的英国人阿灵顿(L.C Arlington,1859-1942)写过一本名著《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被早年到北京来的外国人奉为“北京生活与历史的圣经”。阿灵顿在作者序文说,“读者看到两个北京可能会搞胡涂,一个是作者描述的北京,另一个是已经找寻不到书中描述的古老建筑或纪念物的今天的北京。”阿灵顿年轻的时候在清朝政府工作,退休后留在北京,慢慢成为研究老北京的专家。来到北京的老外人手一本,四处游走找寻古老城市的遗迹。

早在阿灵顿以前,瑞典的美术学者喜仁龙(1879-1966)拍摄大量中国园林,以《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摄影册最为人所知。喜仁龙曾担任瑞典国立美术馆的馆员,后来获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教授。当时的记录都是上乘的美术作品,三百多张北京城墙照片,只是他摄影作品的一小部分。1970年代马悦然从博物馆的仓库发现一堆喜仁龙的老照片,作品以玻璃底片拍摄,没有人管。悦然找了一万克朗的研究经费请他的学生冯德保撰写目录,一万克朗的经费实在也写不完数千张的档案,以后照片又回到博物馆的库房。悦然说,长久以来他一直劝说博物馆为喜仁龙的照片举办展览。2007年远东博物馆举办喜仁龙苏州园林专题展览,请了一位年轻的瑞典艺术研究生到苏州重新拍过一遍,今昔对比,黑白与彩色对照。悦然看展说照片还是太少,库房里还多着。展览也拿出几张大幅的北京城墙照片,其中有清朝最后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人物照片,简单朴素的照片具备说服力,一个贵公子与北京城墙的形象互相托衬,美极而自然。

说回《城南旧事》的瑞典文译本。悦然重读自己多年前撰写的序文,为读者介绍老北京的地理环境,他很惊讶自己记得那么清楚。

1980年代中期,悦然跟宁祖常去台湾。林海音与她的丈夫——本名夏承楹的专栏作家何凡——是台湾文坛新闻界的知名人物,人称夏先生与夏太太,一家人办了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为人爽朗,“她很像我的姑妈,说话特别自信,没什么事情能难倒她,谈话好玩儿。”林海音比马悦然年长六岁,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北京居住过。一个从儿童到青年在北京成长,另一个也是青年时期带着妻子孩子一家人从1956年到1958年住在北京。他们的北京是两种不同的北京,不管是哪一样的北京,总是我们这一代人无缘再见的北京。

《城南旧事》从冬阳照耀下的北京写起,骆驼队伍从门头沟  了一袋又一袋的煤炭,骆驼系着铃儿,叮叮当当一步一步来到北京城。英子一家人从遥远的台湾来到北京,父亲是一个支持北京各种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住在台湾同乡于北京暂居的惠安馆,一个老胡同的院落。英子喜欢跟邻居人称“疯子”的秀贞玩“过家家”,在秀贞那儿看金鱼抓蚯蚓虫子喂鸡,在小炕桌上染指甲。英子家里有个裹小脚的奶妈宋妈,从外县顺义来这儿讨生活,英子用儿童的眼睛观察她自己的家庭与北京老百姓的差别。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爸爸不幸病逝,英子的童年就此结束。故事带有林海音自传性的成分。台湾光复以后推行国语运动,1949年随民国政府到台湾生活的林海音很快就成为文坛的要角,她的眼光开阔做事勤奋,在副刊担任主编,提拔台湾乡土写实作家,成为文坛可亲可敬的教母。林海音过世以后,女儿夏祖丽发表《林海音传》,我才知道林海音的父亲曾是启发作家吴浊流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写出《亚细亚的孤儿》的汉文教师。可真是过了好几十年才弄明白《城南旧事》的人与事。

住过老北京的外地人总不能忘情于北京美丽的风景。悦然推崇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讴歌北京:“北京的天然风景非常美丽,城里有着湖泊花园,城外则有澄碧的昆明湖和西山……而这个城市的构筑不愧为由建筑专家所设计的,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具有这样的生活力,庄严伟大,和家庭生活的快感。真是举世无双。但是……北京虽是人的产物,却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几世纪来本能地爱好美化生活的人群积累的产物。气候、地势、风俗、建筑和艺术构成现在的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人的成分占着主要的地位。北京的男孩子和小姑娘、男人和女人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很可以证明这里的文明和愉快的生活。”

1950年代悦然在伦敦教了两年书,住在伦敦的郊区,宁祖带了三个幼儿,老三刚出生,老大很活泼,老二害着幼儿该害的疾病,生活缺乏亲友帮助。悦然决定带宁祖回中国,取得瑞典驻北京大使馆文化秘书的职位。

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个住屋在南河沿,瑞典使馆前任的一等秘书留下来的租屋,前面有河(其实是小溪),有一个花园,三间屋子。从南河沿散步到长安大街到王府井只是十来分钟的光景。

一等秘书住在这儿以前,原来的房客叫亨利·魏智(Henri Vetch),是一个著名的法国书商,他出版许多汉学、语文学、科学研究方面的中国研究名作,包括前面提到阿灵顿的《寻找老北京》,外国人研究慈禧太后必读的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Peking 1939,作者J.O. P. Bland、E. Backhouse)、法国汉学家考狄的汉学目录《西人论中国书目》等。1950年传说有外国特务分子策划谋杀毛主席,魏智牵涉此案,是真是假始终不大清楚。涉案者有三个中国人被枪决,魏智在中国入狱三年后遣返法国,一直活到1978年才去世。

住了半年南河沿,搬到东单的史家胡同18号,房东是大药铺“同仁堂”的经理梁先生。瑞典大使馆当时在马家庙一个老宅院,使馆跟老百姓的生活非常接近,为大使开车的金师傅驾驶技术十分了得,胡同窄巷,汽车往前开容易,往后退出胡同,总能开出只差一毫米的距离,全身而退。我们家里还保留着史家胡同的照片,大使的女儿跟悦然的三个儿子窗棂下骑木马、柿子树下玩耍,那可比现在东直门的使馆采用宜家家具有趣得多。值得一提的小故事,美国电影《国王与我》饰演暹罗国王的光头演员Yul Brunner的父亲在北京开了一家运输公司,瑞典使馆是他的顾客。

悦然跟宁祖在史家胡同用了四个帮手,为什么需要四个,是工人们决定要四个人才做得完,两男两女,两女一个洗衣服一个管孩子,两男一个管杂务一个做西餐。工人都是由外交部礼宾司介绍来的,人品非常可靠,每人的工资五十或六十块人民币。悦然去使馆上班骑脚踏车,牵着他的长卷毛狗儿贝裘,贝裘是英国府的朋友送他的。当时北京市不准养狗,街上的孩子见到贝裘就喊:“狮子来了!”、“狼来了!”

假日他常常到安东市场看内画瓶或者去琉璃厂的集古斋看书画。悦然有一篇微型小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写道:“1956年以前我太天真……”他到集古斋看上一张画,问是真是假。老板说:“差不多是真的。”“你甭跟我开玩笑,不是真的就是假的,那两端之间不许加什么差不多是真的。”老板笑着说:“我们北京有个古董鉴定委员会,他们有十个人,五个人说是真的,五个人说是假的。所以我告诉你那画儿差不多是真的。”

北京人说话有自己的机智风趣,虽然真的跟假的很难分辨,但透过古董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决定差不多是真的,这种反高潮的幽默总在北京的生活当中不断出现。

外交官的收入不多,欧洲人当大使的常常是世家子弟,因职业的荣誉感而有志于此。我认识的外交官总说他们薪水不够用,钱还没寄来。身材非常高大的瑞典大使姓博格,出身很好的家庭,有一点自己的脾气。当时北京的外交界有一种别的国家不会遇到的情况,礼宾司三不五时会要求各国大使某一天的早晨六点到机场齐聚,欢迎某国VIP到访北京,博格交代悦然写信回答礼宾司:“要是早晨九点钟到下午五点的任何时间我都乐意前往,表达我热诚的致意。”

瑞典国王授予京剧大师梅兰芳北极星勋章,授勋仪式在大使家里举行,仪式过后博格大使、礼宾司代表跟梅兰芳还有翻译马悦然四个人站在胡同院子里举杯祝贺,大使穿着外交礼服,双排镶金扣气派非凡,梅兰芳穿着中山装,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的旗袍真好看。

悦然与英国府往来最多。北京居民叫英国使馆“英国府”,在东交民巷,使馆房子很大,人员众多。英国府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是悦然在伦敦大学的学生,师生同行,经常往来。英国大使的夫人擅长唱歌,圣诞节以前英国府的合唱队到各国使馆献唱,将冬日北京的社交气氛弄得很热闹。感受到圣诞前的光辉与温馨,悦然决定也组一个合唱队。有悦然跟宁祖,使馆两名女士,加上一名年轻人,五人演唱英国的圣歌,回访英国府献唱,博得满堂彩。

1956年英国作家葛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中文译本出版,中国邀请葛林访问北京,葛林婉拒了一整套的官方访问,情愿自费到北京,到处走走看看,也受到英国府热烈欢迎。悦然在英国府见到葛林,他很健谈也善饮,第二天就到史家胡同家里来。这一晚史家胡同小小的家庭餐室有作家老舍、翻译家叶君健、瑞典大使夫妇、葛林,以及路透社的记者David Chip。这名英国记者在北京非常活跃,他有一回在英国府表演戏剧,化妆演出英国老太太来到北京指导人家怎么做瓷器,剧情当然是讽刺英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形象,滑稽而好笑。晚宴用餐后回到客厅喝酒,葛林的酒量很大,喝了一瓶半的威士忌还没有离开的意思。葛林跟悦然说,“我可能超过了应该受欢迎的时间”,悦然说一点也不。葛林第二天到越南河内,过了一个星期回北京。悦然请他回来再聚,他还约一些中国的年轻作家来吃饭。葛林爽快地说,好。悦然跟作家约饭局的时候有一点担心葛林喝了那么多酒,可能遗忘一星期以后的约定。吃饭时间到了,葛林精神奕奕地来到史家胡同。

众所周知的是,英国作家葛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珠之憾。鲜少人知的是,葛林日后经常到瑞典,他有一位红粉知己在瑞典,只是悦然从没在瑞典见过他,反而是在史家胡同跟他痛饮过两回。

David Chip跟老舍抱怨,我来北京好几年了,始终没办法跟中国作家认识。老舍听了说:明天到我家来,请你吃饭!老爷子说:老舍就是这么一个爽快的人,毫不犹豫,当即行事,真正的好汉。悦然早先也是通过老舍而能跟中国作家往来。当时瑞典使馆有两位女士听说住在他们隔壁的邻居是戏剧家曹禺,托悦然写了一封中文信邀请曹禺到家里喝茶,老舍回了一封信说:“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因为这封信悦然跟老舍结为朋友。他们都曾经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中文系担任讲师,老舍早于1925年在那儿教书,悦然是1950年先待了几个月,1953到1955年又回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了两年,老舍的名著《老张的哲学》、《二马》都是伦敦时期写作完成。老舍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要是他能跟外国使馆的文化秘书吃饭,其他年轻一些的中国作家们也就愿意跟外国人往来。

老舍邀请David Chip到家里吃晚饭,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下厨,悦然作陪,宁祖不在,她带孩子去了北戴河。悦然头一次看见一个优雅的中国作家家庭的摆设,传统中国跟现代摩登两种形态结合得很好。那一晚的家庭饭局很安逸很享受,悦然得知老舍雅好菊花,而且对菊花品种有研究。老舍自己栽种菊花,送给悦然两盆,我们家里的相册里,史家胡同的院子有两株美丽的黄菊花。悦然指着说,老舍的黄菊花啊。

1958年5月,北京正在闹“献心运动”,悦然受不了北京城内的气氛,一个人躲到香山饭店。一进饭店的餐厅就看见老舍,他不想打扰老舍,选了外边的位子,可这时候老舍已看见悦然,邀他同座。那一次的偶然相见却是说话最为坦率舒心的一次,老舍谈起许多年轻时候在伦敦的生活,谈起少年时光,他为自己的旗人血统与文化感到骄傲,“要不是满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各国使馆宴客喜欢找曾经在北京饭店西餐厅做过的厨子做饭,那位李师傅不知何故离开北京饭店,在悦然家里当厨子。师傅做西餐很认真,很费工夫,大半的时间悦然跟宁祖只想吃一碗面食,不想吃西餐,李师傅满脸不高兴,他好像看不起中餐,马马虎虎做碗面,交差了事。悦然跟宁祖有宴会的那一天,李师傅总是先于他们早早骑单车出了史家胡同,到大使馆做菜去了。李师傅做的宴客菜有一道是鹌鹑,端上桌来一身发出油滋滋亮光的肥油,小鸟的骨头悉数除尽,餐刀一切,油脂随肉身化进食客的唇舌之间,这样的美食飨宴一定使北京外交界“为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李师傅的厨艺绝活还尽现于餐后的甜点“北京尘”,以糖与水果的浆汁塑形成一只小篮子,盛满了甜品,造型很美,使人产生绮丽的幻想,勾引食欲。我在网络上遍寻食谱照片,悦然看了说样子不对,“没有小篮子怎么能叫‘北京尘’”。有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年轻外交官可能读过Peking dust(北京尘)的报道,上了餐桌看见瓷器一般的一只小篮子,笑呵呵举起餐刀当众说,“喔,Peking dust!”使劲儿一击,敲烂了主人的德国麦森名瓷。此君虽有英国喜剧演员憨豆先生的风采,英国府后来还是把他送回国了。英国大使觉得这样的人无法立足于外交行业,不如回去做点别的。

安德世、佩尔、贡纳三个儿子该害的幼儿病全在北京害完了,宁祖在北京有足够的时间读书,跟家人见面。那时宁祖的父亲陈行可教授已经戴了“右派”的帽子,他从成都到北京来探亲,事前听了领导的指示,不愿意留在家里参加聚会。每一回悦然请客,岳父就出门。有一天,悦然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他说去见一个密西根大学的老同学梁思成。悦然后悔了一辈子,为了没有陪岳父去见维护老北京建筑物的梁思成。

北京的生活记忆里,最常听说的是老三贡纳的阿妈跟老宋。老三住进史家胡同才一岁大,阿妈做饭给孩子很有巧思,总叫他自己想着吃什么做什么,三个菜一个汤,还要一丁点辣椒,一样一样打理“过家家”地学会做菜。贡纳长大以后不仅有摄影艺术的才华,还是个料理大师。家人做菜都受宁祖的影响,只有贡纳受他的北京阿妈启蒙。

北京的风景怡人,四季分明跟瑞典相似,老二佩尔最喜欢到北海划船。每逢寒尽春来,佩尔像念经一样跟爸爸说:“北海的雪要化了,我们看海去,我们划船去。”还真像《城南旧事》小说英子背的课文“我们看海去”。

另一个管杂务的老宋,非常爱干净。悦然喜爱胡同的红砖头,特意找来在书房搭成一个书架子,老宋进书房收拾,就把砖头扔到外头院子,希望把砖头打烂,却把书收拾得很干净。他大概认为打烂砖头,就该买新的书架子。悦然很生气,觉得老宋太不像话,可老宋认为自己做得对。

院子里有一棵美丽的柿子树,悦然最爱看蓝天挂起柿子亮澄澄的红色。老宋最讨厌柿子成熟落地,果浆烂在地上,嫌难看。老宋趁悦然到使馆上班,把整棵树的柿子一颗一颗摇落下来,全收拾干净。可以想像主人回到家来,坐在书房一望窗外,柿子没了,十分恼火。

除了这两样事情,老宋一切都好。一回悦然偕几个朋友回家喝一杯,在胡同口遇到老宋,老宋惊慌得转头就想跟他们回家,可悦然说不必,没什么事情值得你招呼的,回家休息。悦然一家人离开北京,老宋转到大使家里做管家,1980年代悦然跟宁祖回到北京,老宋还待在瑞典大使馆,人长胖了,还是当年那个模样。

2004年的秋天悦然到了北京,李锐陪他找到史家胡同的住所,门牌不是18号,房子外观还十分相像,胡同的位置完全改变,李锐给他拍照。昨天悦然找出今昔两张照片说,我们得记住门口两头狮子的模样,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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