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共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四中全会的核心慨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法治是任何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 周年还有30 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并不短的进程中，中国不能犯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错误。正因为如此，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了。

首先的问题是如何定义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够转化为制度。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容易改革的已经做了，剩下的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反映了人们对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担忧。

第三，改革和发展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把这些问题，视为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的产物，即认为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这一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的产物，就要改变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

第四，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任何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行为，往往最后演变成社会运动和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革命。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作为大国，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反弹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类别的颠覆性错误，大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能触发颠覆性错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近来所发生的变化，如下十个内部领域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包括：一、意识形态的回归；二、党权和政府权力的严重失衡；三、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不同利益难以调和；四、反腐败始终处于运动过程中，有效制度得不到确立；五、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六、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七、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八、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九、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十、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这些领域主要关乎执政党及其政府，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层面，应当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共的两根主柱。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政策来实现，因此必须关切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执行下去。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潮甚至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