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我在解放后的成都工作了一年多，才深切领会到解放不易，当家更难。首当其冲的就是吃饭难和就业难。成都解放，解放大军进城后，曾经被人说小话，说我们进城后有两抢：一是抢公馆，二是抢女学生。

解放前，旧官僚、军阀、地主、豪绅多把成都作为一个消闲宜居之地，各种享乐服务齐全，还是一个天府文化之邦，所以成都以小公馆多闻名。解放后，由于党政军群新起的机关很多，而国民党留下的现成官房不多，于是出现有的单位和个人一进城就开始“抢房子”的现象，此事被贺龙知道后严格制止。贺龙成立了一个专管分配机关办公和干部居住房屋的机构，由他的副官负全责，作公平的分配，各得其所，市民称道。

但是另一个“抢”的现象，就是所谓“找女学生成风”的现象，却颇受议论。成都的女孩，素来标致出名。一些南下干部，因在解放战争中戎马倥偬，不少人没有婚配，进了大城市，见了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学生，自然有求偶的欲望，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经过物色和组织介绍，互相了解，办理正式结婚手续，有何不可？所以我对所谓的“找女学生成风”不以为然，更认为一些人说南下领导干部“抢女人”的话是诬蔑之言。

但是这个问题却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1950年冬，西南局在重庆召开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解放大军进城以后，工作千头万绪，本需要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但在一些干部中却出现腐化现象，就是换老婆的所谓“改组派”现象。他要组织部门严肃对待。刘伯承在讲话中也提出这个问题并批判了“改组派”现象，他说，未结婚的干部进城以后找女学生结婚并没有错，但是那些已在老区结婚成家的，进到大城市却抛妻弃子，改组家庭，这是不允许的。他说，你把老区和你一块战斗的女同志丢了，你还有良心吗？组织部绝不能批准这样的婚姻，对这样的家庭“改组派”要严肃处理。

我们回到成都，组织部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部长一定要我来传达，于是我忠实地按照我记的笔记进行了传达。回到组织部，我将此事向部长说了。部长告诉我说：那天传达会上就有人议论，会议一结束这些人马上就反映到书记那去了，说我在会上批评家庭“改组派”是不尊重老区干部。我纳闷了，我不过是如实传达刘伯承同志的讲话，怎么就扯到不尊重老区干部的事上去了。部长回答说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大家很忌讳的。我恍然大悟，看来在那天会上听传达的干部中可能就有家庭“改组派”。

后来有女同志从山西到成都向组织部申诉哭闹，说那一边未离婚，这一边又结了婚。部长拿着也不好办，只推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私事，自己协商解决。后来听说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由双方亲朋好友从中斡旋协商，一般采取三种办法解决：一是退赔，男的给女的一定经济赔偿，双方离婚；二是女的仍留在老家，男的给生活费并仍以媳妇看待直至终老；三是和新结婚的女学生离婚，重新与老区妻子一起生活。不过听说第三个办法执行的很少。

1952年夏，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工作，他们去北京之前，顺道到成都短暂休息。

一天，省委书记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是会打桥牌的人难找，想到我是大学毕业的，一定会打桥牌，让我到永兴巷招待所陪邓小平他们打桥牌。确实，我们在大学时，一般都会打桥牌。我奉命赶到永兴巷，省委书记向邓小平介绍说：“找了个大学毕业的来陪你们打桥牌。”邓小平同志看着我笑着说，我们在南京就认识了。胡耀邦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他很热情地过来与我寒暄了几句，便让我坐到桌边打桥牌。

那一局邓小平和张际春搭档，让我和胡耀邦搭档。我初次和他们打牌，对他们的牌艺和牌风一点也不了解，都不知这牌该怎么打。于是刚开局时，我非常谨慎，一般都Pass。即便要叫，我也一定要照牌经上的规矩，没有两个半王牌，决不开叫。因此我们这边一般都是胡耀邦开叫。打了一阵，我逐渐对他们有所了解，张际春和我的牌风差不多，比较保守，也可以说是比较稳重，没有多少冲劲，可也没有多少漏子，平平淡淡。邓小平的牌风却是开初比较稳健，叫得比较仔细，反复探问，摸得比较实在了，叫得比较合适了，才决心叫打。所以打起来做成的把握大些。但是当他打到大家亮出的牌多了，他已经把对家手上的牌摸得八九不离十时，他就比较放开打了，常常能操胜算。胡耀邦却和邓小平不同，开局他很少叫Pass，几乎都要开叫，有时还跳叫。开口就是什么花的二幅或三幅，造成声势以鼓舞搭档，迷惑对家，叫对家不敢叫打。这么诈唬，有时本来对家的牌好，应该对家打，而且可以做成的，对家却不敢做，让我们打，结果我们真的做成了。然而我明白这是有很大的冒险性，搞不好被对家察觉，是容易做垮的，可以垮得一塌糊涂。所以我给他应叫时，比较谨慎。他却总嫌我太保守了，埋怨我没有对他应牌应够，打低了。

胡耀邦打牌不保守，甚至冲劲很大，诈诈唬唬地冒叫，想以势压倒对手打，我不摸底，应的不对，打起来容易失局。邓小平打牌却是稳打紧扎，尽可能摸清对家牌况，感到可以制胜，他才敢冲敢打。而且他很善于抓住对家已经暴露的弱点，一冲到底，结果叫对家毫无还手之力，彻底垮台。

记得有一局我们就输得很惨。当时胡耀邦手上的牌大概只够开叫一幅，他却一开叫就跳叫三幅，我以为他手上的牌一定很好，于是我马上应他叫四幅，这样一来，他也以为我手上的牌不错，便一下叫到五幅。其实当时邓小平手上的牌比较好，他看到胡耀邦决心要打，于是有意抬了，也叫了一个五幅。我表示不能再高叫了，Pass，心想就让他们打五幅吧。但是胡耀邦却坚持要打，他跟叫一个小满贯，打六幅。邓小平手头上大概已有两个帽子，稳拿两幅，知道我们这回肯定要垮，但叫了一个“加倍”。胡耀邦却反叫“加加倍”。听他这样一叫，我就知道这回要输惨。邓小平反客为主，抓住不放，我们最终全军覆没。因是加加倍，结果算起来乘四倍，我们输惨了。

在和他们打桥牌的过程中，我从他俩的牌风上多少看出他们的不同作风。邓小平同志十分稳重，注意把双方的底子摸清楚，没有看准，绝不开打，但是当他搞清楚了对手的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打，坚决地打，绝不手软，一冲到底，不达胜利，决不罢手。而胡耀邦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思想解放，不拘泥于牌经规矩，敢拼敢搏，有时也能获胜，但稳准狠不够，不当心就会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