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30分，11名日本代表黯然步下“密苏里号”战列舰的后甲板，转乘“兰斯多恩号”驱逐舰返回横滨港。在他们上方的露天甲板，麦克阿瑟上将正在发表题为《炮声已告平息》的演说，“密苏里号”的厨师长则忙着把签署投降文书用的那张桌子搬回饭堂，准备开午饭。450架航母舰载机和400架巨大的B-29型轰炸机从军舰上空嗡嗡掠过，带走了最后一丝杀伐之气。艰苦卓绝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至此终告结束。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战胜国从未像130年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样，建立起一套涵盖所有国家的总体性和平安排;战败国在与曾经的敌人缔结和约时，也分成了多个阶段、遵循不同的条款。美苏两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并以“铁幕”为边界区隔开来。短短两年之后，“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新的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严重分裂的格局，最终被证明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空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囊括贸易、金融、货币以及政治、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制度，美国成功地扮演起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领导者”角色;西欧各国则通过“邀请”美国建立霸权，并迫使后者承担制度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在领导者和利益关联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向约束。而苏联以地理政治为出发点建立的经互会模式，同样有助于工业化在若干地区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