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白光大,邢　扬，孙平辉，翟前前，张　迪，翁熹君，寇泊洋，白　冰，杨成程

(1.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吉林 长春 130021；2.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评价所，吉林 长春 130062)

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情况及疾病经济负担的评估

刘璐1，白光大2,邢扬1，孙平辉1，翟前前2，张迪2，翁熹君2，寇泊洋2，白冰1，杨成程1

(1.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吉林 长春 130021；2.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评价所，吉林 长春 130062)

目的: 了解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和疾病经济负担情况并分析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为食源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2—2013年在吉林省内连续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吉林省10个监测地区内7 353人(2012年3 065人，2013年4 288人)进行入户面对面调查。分析不同类型食源性疾病患者的就诊率和疾病经济负担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食源性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结果: 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率为13.10%，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次数和患病持续天数的患者就诊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5～44岁年龄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年龄组(P<0.05)，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P<0.05)，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2次以上的患者的就诊率高于其他患者(P<0.05)，患病持续4 d及以上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患者(P<0.05)。157例食源性疾病患者的总经济负担为5 847.82元，人均疾病经济负担为37.25元。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和患病持续天数是食源性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食源性疾病的就诊率不高，但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应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利用率和诊疗能力，以降低食源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食源性疾病；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

目前，食源性疾病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WHO统计，发达国家每年约有1/3民众感染食源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感染情况更为严重[1],而且食源性疾病给社会、家庭亦带来了很大的医疗资源负担和经济损失[2]。食源性疾病负担的评估非常复杂，自美国于1996年最先建立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络[3]以后，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建立了各自的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络，开展食源性疾病负担的研究[4]。WHO在2007年成立了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参比专家组，进而启动了食源性疾病负担的全球性研究，认为食源性疾病全球疾病负担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数据缺失，因此WHO鼓励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结果和方法，结合各国自身已有的数据尽可能地进行食源性疾病负担的估计。我国开展食源性疾病负担的相关研究仍较少,而且多限于单个区域。2010年7月—2011年7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与上海、浙江、广西、江西、江苏和四川6个省 (区) 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人群调查并进行食源性疾病负担的研究[5-8]，2012年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被纳入至该项目中。本研究旨在了解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和疾病经济负担情况，分析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建立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负担模型、预防控制食源性疾病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卫生资源合理管理配置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综合吉林省各地区经济水平、地理区域、人口密度和饮食习惯等方面情况，选取10个监测地区，包括长春市朝阳区、榆树市、吉林市船营区、龙井市、洮南市、松原市宁江区、梅河口市、通化县、四平市铁西区和东丰县。于2012—2013年分别在监测地区内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在抽中的户内，每户调查1人。采用最近生日法，即该户将要过生日的个体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过去4周的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的调查。如果调查对象不满12岁，由家长或监护人代其回答调查问题。

1.2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为出现以下症状中的1种或者2种：①腹泻，24 h内排便3次及以上，且伴有粪便性状异常；②呕吐。排除标准：由于肠癌、炎症性肠病(例如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急性胰腺炎、肠易激综合征、结肠炎、大肠憩室病、妊娠、过量饮酒、化疗/放疗、药物治疗、月经和食物过敏等引起的腹泻或呕吐症状患者。

1.3调查方法及内容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的调查员进行以人群为基础的入户面对面调查。调查采用全国统一的《中国居民急性胃肠炎疾病负担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人群的基本情况、临床症状体征、可疑饮食史、治疗情况和疾病的社会经济影响5大类问题。

1.4经济负担的计算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两部分。其中直接经济负担包括直接医疗费用如门诊和住院所涉及的挂号费、药费和诊疗费等医疗费用及直接非医疗费用如购买药品、营养品以及患者和陪护在诊治过程中所涉及的交通、住宿等费用。间接经济负担为患者及陪护误工、误学所损失的收入，计算公式为：间接经济负担=患者及陪护误工、误学天数×2012(2013)年吉林城镇(农村)人均纯收入(元)/365(天)，其中2012和2013 年吉林城镇和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均来自2012和2013年吉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9-10]：2012年城镇20 208.04元，农村8 598.00元；2013年城镇22 274.60元，农村9 621.20元。总经济负担为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之和，计算公式为：总经济负担=直接医疗费用+间接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

1.5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不同组别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率比较采用χ2检验；患者食源性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基本情况2012和2013年食源性疾病负担调查中共有调查对象7 353人次，2012年3 065人次中食源性疾病患者112例，2013年4 288人次中食源性疾病患者117例，共发现食源性疾病患者229例。其中，男性131例(57.21%)，女性98例(42.79%)；≤34岁年龄组43例(18.78%)，35岁～年龄组50例(21.83%)，45岁～年龄组58例(25.33%)，55岁～年龄组78例(34.06%)；城市119例(51.97%)，农村110例(48.03%)。

2.2不同类型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率229例食源性疾病患者中到医院就诊者30例(13.10%)，未就诊者199例(86.90%)，其中药店自购药物和到医院开药进行治疗的患者104例(45.41%)，以家庭自备药物治疗者35例(15.28%)，通过其他途径使用药物者13例(5.68%)，未进行任何治疗者47例(20.53%)。不同性别和居住地的患者就诊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次数和患病持续天数的患者就诊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5～44岁年龄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年龄组(P<0.05)，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P<0.05)，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2次及以上的患者的就诊率高于其他患者(P<0.05)，患病持续4 d及以上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患者(P<0.05)。见表1。

2.3食源性疾病患者疾病经济负担食源性疾病患者中因就诊和使用药物以及在此过程中旷工、旷课及支付交通费用等而产生经济负担的患者共有157例(68.56%)。157例食源性疾病的总直接经济负担为4 924.38元，人均31.37元，其中直接医疗费用2 063.13元，人均13.14元，最高为200.00元，最低为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为2 861.25元，人均18.22元，最高为1 100.00元，最低为0.00元。157例食源性疾病患者中有16例(10.19%)产生间接经济负担，共923.44元，人均5.88元。总经济负担共5 847.82元，人均37.25元。其中2012年的人均经济负担为29.58元，2013年人均经济负担为45.42元。

表1不同类型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率

Tab.1Rates of hospital visiting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foodborne diseases(n=30)

FactornRateofhospitalvisitingχ2PGender Male Female201015.2710.203.5670.059Age(year) ≤34 35- 45- 55-6341713.9560.006.9021.7917.2310.001Educationdegree Juniorhighschool andbelow1714.53 Highschoolandcollege78.057.7380.021 Universityandabove624.00Numberofacutegastroenteri-tis overpast4weeks 1 ≥222811.6420.006.9910.008Diseaseduration(t/d) 01119.30 134.69 21011.3611.6380.020 3321.43 ≥4350.00Residentialproperty City Rural171314.2911.820.5710.450

2.4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分别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次数、患病持续天数、是否就诊、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和居住地性质为自变量，以经济负担的对数转换值为因变量，在检验水准水平上，进行经济负担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次数、患病持续天数、是否就诊、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和居住地性质5个因素与经济负担存在线性回归关系(P<0.05)。见表2。

2.5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模型作为自变量，以经济负担的对数转换值为因变量，对157例患者进行疾病经济负担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水平，对方程进行检验，F=23.870，P=0.000，表明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和患病持续天数对食源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有显著影响。其中首次就诊机构级别中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和未就诊的偏回归系数为负值，患病持续天数的偏回归系数为正值。见表3。

表2　食源性疾病患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No data.

3　讨　论

据我国卫生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近几年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而且最近一项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11]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6.5人中即有1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可见食源性疾病不仅可以使感染者发病和死亡，甚至还引起严重的疾病负担。食源性疾病负担的研究是比较疾病对社会经济及健康的影响,包括研究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前者常用指标有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住院率等，后者则指社会、工作单位、家庭和个人为此支出的疾病成本。疾病成本是一种 “机会成本”,反映疾病给社会带来的负担[12]。

表3　食源性疾病患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No data.

本次调查针对社区人群的经济负担，调查结果显示：2012—2013年吉林省食源性疾病患者就诊率为13.10%，低于柴程良[13]关于浙江省人群腹泻病的就诊率(33.26%)的研究结果，也低于李永红等[14]关于广西省腹泻病患者的就诊率(16.67%～45.24%)的研究结果。食源性疾病患者的就诊率不高，首先与患者对食源性疾病这类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重视程度不高有关；其次是如今药店购药较医院就诊更为方便经济，大多数患者习惯选择自购药物和家庭自备药物方式进行治疗，导致食源性疾病不能得到规范治疗，从而降低疾病处理的安全性，也增加了疾病的经济负担。不同性别和居住地性质的患者就诊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近年吉林省居民就医意识的改变和农村居民生活经济水平及素质的提高，逐渐达到城镇就医水平有关联。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过去4周内腹泻次数和患病持续天数的患者就诊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5～44岁年龄组以及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患者就诊率高于其他患者，主要因为这类人群属于社会主流群体，文化素质高，信息接受快，就医意识强，其就诊率亦高。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2次以上及患病持续4 d以上的患者就诊率高则是由于急性胃肠炎次数和持续天数越多，说明疾病越严重，越容易受到患者的重视，患者的就诊率也越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2—2013年157例食源性疾病患者人均经济负担为37.25元，其中人均直接经济负担为31.37元，人均间接经济负担为5.88元，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仍然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疾病成本，而且在疾病成本中，医疗费用支出所占比例仍然很大，门诊、住院和药费是造成患者经济损失的重要因素。在食源性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由于经济负担经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呈偏态，因此通过查阅文献以及结合专业知识，对经济负担作对数正态性转换，使经济负担对数转换后成正态分布，并应用简单线性回归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通过2种方法的相互验证和补充，较真实地反映各因素间的关系。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食源性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与过去4周内发生急性胃肠炎次数、患病持续天数、是否就诊、首次就诊机构级别以及居住地性质有关联；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患病持续天数和首次就诊机构级别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患病持续天数和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对食源性疾病负担有影响。许多研究均有显示这2个因素是疾病负担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林玫等[15]的研究结果显示：腹泻持续时间越长，首诊医院的级别越高，造成的经济负担越高。患病持续天数越高，经济负担越重，其原因是患病持续天数一般可以反映疾病的轻重缓急程度，病情越重持续时间就越长，就诊次数和医疗费用就越高，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就越大。首次就诊机构级别对经济负担的影响采用哑变量的赋值方法进行分析，与三级医院比较，就诊机构为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和未就诊患者的疾病负担减少。这是由于级别较高的就诊机构检查项目较多且诊疗费用较高，同时到高级别的机构就诊可能存在距离较远、耽误时间较长等问题，从而加重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食源性疾病属于常见病和多发病，发病率较高，因此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培训，提高诊疗水平，实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同时，加强宣传和教育，引导民众正确处理常见病和多发病，改变就诊行为，逐步形成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和“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的格局[16]，从而降低疾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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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hospital visiting situation and disease burden of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in Jilin Province

LIU Lu1,BAI Guangda2,XING Yang1,SUN Pinghui1,ZHAI Qianqian2,ZHANG Di2,WENG Xijun2, KOU Poyang2,BAI Bing1,YANG Chengcheng1

(1.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Statistics,School of Public Health,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21,China;2.Offic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Evaluation,Jilin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crol and Prevention,Changchun 130062,China)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hospital visiting situation and disease burden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ease burden of the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in Jilin Province,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oodborne diseases. Methods7 353 people (3 065 for 2012 year and 4 288 for 2013 year) lived for 6 consecutive months and above from 2012 to 2013 were selected from ten monitoring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by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data of these residents were collected with questionnaire by face-to-face interview. The hospital visiting and disease burden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foodborne diseases were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ease burden of the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were detect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The rate of hospital visiting of the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was 13.10%,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rates of hospital visiting of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ges,culture degrees,numbers of acute gastroenteritis over the past 4 weeks and disease durations(P<0.05). The rate of hospital visiting in the patients of 35-44 ag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P<0.05);the rates of hospital visiting of the patients with university and above degree,occurring 2 times and above over the past 4 weeks or illness lasting 4 d and abov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P<0.05). The total economic burden and per capita economic burden of 157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were 5 847.82 and 37.25 yuan.The first hospital level and disease duration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burden of foodborne diseases. ConclusionThe rate of hospital visiting of the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is not high,but it still brings certain economic burden in the patients.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rat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to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patients with foodborne diseases.

foodborne diseases;economic burden of the disease;influencing factor

1671-587Ⅹ(2015)02-0410-06

10.13481/j.1671-587x.20150241

2014-10-13

吉林省卫生厅科研基金资助课题(3R209L623427)

刘璐(1989-)，女，吉林省松原市人，在读医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场研究中的统计学应用和评价方面的研究。

白光大，主任医师(Tel:0431-87965738,E-mail:baigd100@163.com)

R155.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