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

姜萌博士的学位论文《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即将出版，约我作序，尽管我不很自信，但还是欣然应允了。姜萌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我都参与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年，答辩的具体细节都已经模糊，但对这个年轻人的基本印象还是非常深刻。诸如他论文的深刻性，思路的清晰，文笔的流畅；他做事的干练、利落，为人的忠诚、热情，谋事的严谨、周密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总之，我觉得这是个基本素质非常优秀、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是我所遇到的很少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青年才俊之一。为他作序，与有荣焉！

是书选取族群意识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分析考察清末最后几年中国史学的编纂状况，所研究的课题从属性上说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史范畴，是一本实证性的著作，但其意甚深。因为作者的立意并不在于对清末历史书写模式的考察或描述，而在于通过对其撰著模式的分裂性分析，提出一个即是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解决而值得思考的理论性问题，即通过经验史学的考察，提出一个如何处理历史书写中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关系这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大问题。作者说：

一部优秀的中国通史著作，应该在认知与认同两个方面有非常自觉的追求。所谓历史书写的认知追求，主要是指书写者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知识的不断发现与占有，是学术“求真”的表现；历史书写的认同追求，主要是指书写者对历史事实再现过程中方方面面情感的不断理解与掌握，是学术“致用”的考量。认知是认同的基础，认同是认知的升华。只有二者有机融合，历史书写才能被广泛接受，才能穿透时光。

作者认为，以往历史书写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不相融洽，亦即历史研究中经常碰到的求真与致用的分歧。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历史书写面对的这些棘手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造成历史书写存在这些棘手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只站在现代语境中书写历史，就正是造成当前现代中国历史书写存在种种问题的根源。即现代历史书写总是从现代的观念（政治、疆域、文化等方面）出发去重构过去。

但是，历史学家是现实中的人，他和其他任何社会成员一样，思想观念来源于现实，问题意识产生于现实，吃的是现实的饭，穿的是现实的衣，他这个“人”本身就是现实的作品，如何可能不从现代的观念出发去重构过去呢？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现实性就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所无法逃遁的属性。其实作者也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即使是对现代历史书写持有最尖锐反省能力的人，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具备现代观念意识的现代人书写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摒弃现代观念意识。”但是，作者还是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有机融合，历史书写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是尽可能完全摒弃现代观念意识，而是对现代观念意识对其历史书写的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力求‘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同样的问题，历史学家无法摆脱现代观念，怎么能做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呢？作者说：

所谓“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是指历史书写可以尽量摆脱现实的考量，尽量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重建历史场景。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并不是刻意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仅仅提倡“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高度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对历史书写影响之结果。“书写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在本质上忽视了“今”与“古”的边界。要实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就必须对“今”与“古”的边界、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有清晰的认知与高度的警醒。

其实，这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只能是历史书写的理想性追求，而不是一个可以经验的问题。即便是我们的历史学家都真诚地主张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而不同历史学家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也是不同的，这就又牵涉到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历史认识论研究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是一个无解的怪圈。

那么，是不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

历史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见仁见智、富有思辨性而不可能有绝对性结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的价值大概就在于考验或磨炼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提出许多方面的思考，而最终的答案依然不可能清晰。历史认识中的“古”与“今”的边界就是这样，从现实出发和“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也是这样。这也就是作者感受到“至于如何实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很难实现，或者说绝对的实现根本就无可能。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吗？或者说我们就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吗？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历史认识的检验，我提出过“历史之真”（即本体性的历史存在本身）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这个检验标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绝对实现其操作性，但又不能舍弃的标准。“历史之真”是我们永远无法面对的，但却是我们一刻也不能丢弃的。可能追求“历史之真”只能是一种治学之理念，“历史之真”可能只存在于每个历史学家的头脑中，但是如果丢弃了这个标准，我们就简直无法想象历史研究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姜萌提出的“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大概和我提出的“历史之真”标准有着同样的属性，是一个人们无法真正做到却又不能不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者看到了现代观念和历史语境的背离，而并不奢望历史学家完全地摒弃现代观念意识，只是提醒我们对现代观念意识对其历史书写的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平心而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作者所讨论的中国通史编写范畴，而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治学理路，也有深刻的反省意义。如今的治学，有不少人已经连基本的历史文献都不再阅读，完全凭借极其便利的网络检索手段，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所有资料，而每一段资料的抽取，都已经舍弃了它所在的语言背景（亦即历史场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由无数孤零零的没有历史气息的材料断片的组合，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场域中的任何问题！面对这样的所谓历史研究，真的需要大声断喝：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

无疑，姜萌提出的“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一本研讨性的著作，要涉及诸多问题的评论，所论都要十分确当，那是过分的要求。对姜萌的书也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个人对书中的个别判断，也不是都能认同。就如他说“六十余年来，除了教科书系列，中国通史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是夏曾佑写于清末的《中国古代史》和钱穆写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这一判断就有可商榷之处。别的不说，单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就很难说值得推崇。一个谙熟中国历史的人，竟然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君主专制制度，把秦汉以后的中国皇权专制判断为是“士人政府”，这样的思想向度，很难令人仰慕！在国学热的喧嚣达到登峰造极的今天，钱穆一类“国学大师”很能赢得一些人的青睐，《国史大纲》的一再刊行，不知道还将贻误多少代人！当然，这也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我也不能用自己的判断去否定姜萌的判断。

一本书的出版，意味着一项研究课题的完成，但同时也应该是一场新的讨论的开启，我希望姜萌的书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可以引起有兴趣的同仁的思考，并促成新的探讨。

是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所作序言，题目为本刊拟，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