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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柳庄(上篇)

2015-09-02王宗仁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15年1期
关键词:格尔木

王宗仁

那只狐狸,赶在黄昏降临前来到这里,原打算过夜的。它看见树上挂着一盏马灯,就断定不是人去屋空的地方,便转身走了。这灯虽弱弱的光焰,但它轻轻一恍,甚至春天都会动起来。马灯是这块土地上的生动表情。

望柳庄。

你别以为它是个村子,庄不等于村。当然更不可能真镇了。那个年代——我在青藏高原当兵的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荒野的戈壁滩,风沙呼啸而过,就扫出一大片空地,惟有黄羊逍遥自在地与风沙快乐戏闹。人难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从阳关来的滚了几个世纪的沉重的黄沙,到了这个叫阿尔顿曲克草原的地方,暂时停止了眩晕地哽咽。也许它并没有死,但是终有新的事物在此诞生——几排低矮的说茅屋不是茅屋、说土屋也不像土屋的几间半地下半地上的简陋小屋,院落。你当然可以询问这些陋屋是从哪儿来的,包括小屋的马灯,但是这并不重要。在这个风吼沙扬的世界里,荒凉、死寂仿佛永远也不会划上句号。每天来去这儿的人,也许只是零零落落的过客,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喜出望外地享受这一刻,在这个原来被沉闷笼罩的地方,有生命的飞翔。我说的生命就是这盏灯。

确实是寂寞的陋屋。太阳每天从它的东檐角升起,又急急慌慌地从陋屋一恍落到西侧的墙根下,潦草地完成一天的任务,掉进昆仑泉里入睡去了。有一丝野沙棘在夜里悄悄长出几个尖尖的芒针,刺痛了薄薄的冰冷月色。

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是村也称不上镇的望柳庄,在我心目中一直把它当成一座城。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相当错位的结论,我只要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人手中的那盏马灯,朴实得就像我的八百里秦川老家父辈们挂在牲口槽头拌草料的灯,但是我要带一点夸张地说,它是我目前唯一看到的光焰永不疲劳的灯。

院落曾经的主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倡议修建院落的主人,是一位开国将军慕生忠。他是从陕北吴堡县庄稼院里走出来的传奇式的人物,肩上扛着高梁花的将军。咋个传奇?1910年他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地主怎么啦,家里有钱他才上得起学,在中学时就受到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便投身革命。23岁那年他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立起山头组织起了一支杀恶除奸的游击队。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残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妻子在内的四口人。仇恨满胸的他变得大胆无敌,他亲手砍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壳。刘志丹夸他胆大有谋,多次奖赏他。后来他带领游击队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杀敌除恶,身上留下了27块伤疤。就这些,他慕生忠还不传奇?1954年这位奇士带领人马,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迫的世界屋脊上跋涉苦战,半年时间就修起了青藏公路。这又是他创造下新的传奇。要知道建国初期,国家困难,百废待举,上边还没有修青藏公路的打算,是他主动请战,做成了这件可以说震撼世界的事!人们称他“青藏公路之父”该是当之无愧了!就在国人尤其是青藏地区的百姓们理所当然地将爱戴而羡慕的目光投向将军时,他却不知去向地从格尔木消失了。时间是1958年。公路修起才4年,他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淋漓畅酣地跑一趟拉萨,心满意足地看看路面上那些忙忙碌碌的轮印。据说在中国庐山的那场让彭大将军下野的风暴里,他也莫名奇妙地被牵连进去。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就这样被牵连进去了!望柳庄前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找不到他,只能看到找他的人满脸惆怅。这时候我感到了人的渺小,却感到了他的高大!

望柳庄从此更加寂寞、孤独。白日的某时辰总能看到从遥远的西北利亚飞到青海湖过冬的斑头雁,咕咕的叫声划过望柳庄,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悲过一声。

我要说的是,随后不久,望柳庄也像一匹疲乏了的骆驼一样消失。说是消失是说院里的人走了,陋屋还在。其实随后不久,陋屋就换成了瓦房,再后来,瓦房又变成了小楼。就在陋屋消失的地方,一座新兴的城市一日比一日繁荣和热闹起来。这个城市就是今天的格尔木。它座落在昆仑山下,头顶天高,脚下地阔,伸向远方的公路就是它的翅膀。格尔木,天生一付要飞翔要远航的架势。格尔木是在1954年修筑青藏公路大军,向世界屋脊进军的雄壮脚步声中逐渐壮大起来的。它地处甘、青、藏三省(区)的中心地带,是内地进入西藏的必经咽喉。2001年开始修建的青藏铁路也是从这里起点。

当年的望柳庄就建在格尔木转盘路口的西北角。日浮在潮中,月沉在汐里。生活就是由日渐堆积的记忆和日月交替的重生组成。我把每天对望柳庄的思念放大,就是一张格尔木的地图。总有事物在死亡,这就是历史。死了的东西常常还活着,这也是历史。消失了的望柳庄被时光磨损并擦亮,它一直十分清晰如初地留在我的眼前。那些柳树,依旧姓柳,柳树的柳。柔情的枝条一律朝着新耸起的楼房倾向。除了柳树,还有杨树,相加足足有上百棵。它的主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已经睡到了地下。更多的人是不安于命运总怀有梦想,只是有时候连做梦的力气也没有。格尔木的风沙还是照常不误地刮着,已经减弱了许多,可是还是那么大。风沙,是格尔木的语言。没有了风沙,格尔木还能叫格尔木吗?当然,在风沙与风沙间歇之间,太阳很红。人们常站在望柳庄前看昆仑日出!

这些年——从1965年我调至京城离开格尔木至今,满打满算已经42年了。突然转身,我发现我的影子还留在昆仑山下。这42年对一个人来说肯定是漫长的时间,我确实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重返格尔木。可以说得清的是,望柳庄上空斑头雁不断的叫声,总能让我把格尔木的春天唤醒。2008年我连着两次到了格尔木,与青藏兵站部的作者共同完成《与青藏线同行》这部报告文学集的创作。接着2009年,我又随总后勤部组织的文学笔会,一路奔波到了拉萨。就在这三次高原之行中,我有意选了在望柳庄南侧的部队招待所住宿,创作出了《一支部队与一座城市》和《26名将军来自格尔木》这两部报告文学。在随心所欲的写作中,我多次让昆仑山的风吹灭招待所的灯,在淡淡的月色中品味望柳庄的力量以及它给我带来的一段往事的细节。某一天下雨,雨点扑进窗落在我的脸和摊在桌面的稿纸上。我一下子觉得我和望柳庄挨得很近,我相信那雨点就是柳梢上的露珠。可以肯定地说,2009年不会是我最后一次的格尔木行程。我还要回到昆仑山的,因为那里有永远的望柳庄,慕生忠将军的望柳庄,格尔木人的望柳庄,也是我文学的望柳庄。从我到北京的那年起,我就把自己的书房起名望柳庄,一直至今。坦直地说,我刚到北京时,所谓的书房就是我和另外两位战友的卧室,属于我的就是一张床和一个书桌,所有的书籍都装在床铺下的那个我自己钉作的木箱里,包括我尤其喜·爱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也只能屈居于木箱一角。那也是望柳庄呀!正是因为有了北京的这个望柳庄,我才把长安街走成了格尔木河畔铺着沙棘和骆驼草的石子小路;我才把昆仑山万古的阳光还原成绚丽的彩虹,雕刻在了我身上;我才把昆仑山与北京的距离,一颗心与一颗心的距离,浓缩在我的指掌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19岁那年,我和战友昝义成从格尔木河里救起了一只落水的奄奄一息的小藏羚羊,我一直把它放牧在我的望柳庄里。至今我都能闻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枸杞的芳香,我要用一生的牧草去喂养这只小羊!

人老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回忆往事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新世纪之初,对往事的绵长思念把我又一次牵回到了格尔木。踏进这个旧地的当天夜里我根本无法入睡,站在望柳庄的遗址上,面对扑入眼中的一幢幢崛起的楼房、鲜亮的平房,以及宽阔公路上穿梭如织的车辆。我怎么梳滤都滤不掉其实是我一直企盼的一个新的格尔木城。还是转身遥望昆仑山吧,它该是旧日模样!目光下锯齿般的峰峦,像大地上一帧帧相互的木刻。望柳庄,已经身不由已地变成一片发黄的树叶,从格尔木转盘路口飘到我心中。可是昨天的语言还在叶脉中微微颤动。我的思绪沉进时间的隧道,从灰烬里追寻往日那盏灯。于是,我跟着月亮旁边一颗星星的后面,用今天仍然觉得冻僵的手,把这盏灯交到了柳树的手里……

我第一次看到望柳庄是在1959年的隆冬。那天清晨,我驾驶汽车从格尔木路口经过时,不经意间发现柳树丛中闪出三个刚劲圆浑的大字:望柳庄。字是红漆涂染,凸现在拼接的三块灰砖上。我稍动了一下视线,才看到挂在树权的一盏马灯使这三个字显出了真身。正是灯光下的这三个字,可以说把我长途跑车带来的疲累抚摸得干干净净乃至于无。那一刻,当空的月牙儿很宁静地悬在夜幕上,挤眉弄眼地好像对我提示着什么。我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此处原来是一个小院落的门楣。四周并不很高的围墙,紧凑了院中的一栋二层楼房,在柳条的半遮半掩下显得格外宁静。也是在这时候,我才发现院子里的一侧,有一个人正用扫帚一下比一下有劲地清扫着地上的落叶和尘杂。我不得不这样想,新的一天就即开始,这里的主人不允许他的院里有些许染物染地。一把扫帚使这个小院变得豁然开亮。在山野放飞了数天的我,突然有一种回家的温暖感觉。那时候的格尔木,虽然结束了六顶帐篷起家的历史,依然赤地千里,一片秃野。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难遐想出它后来在不长的一段时间,会成为世界屋脊上一座重要城市,西部化工城,盐都。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给它镀上了晶亮的光泽。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我到格尔木虽然是青藏公路通车的第4年了,但看到的仍然是除了一排又一排座落得并不很整齐的土坯垒墙、茅苇压顶的平房外,再就是傍依着土坡、塄坎造建的半地下半地上的窑洞房。当然还有一些圆木式的帐篷房——这在军营或医院可常见到。望柳庄这栋二层楼房虽然很简陋,也可算是鹤立鸡群了。风沙昼夜不歇气地扑打着望柳庄四周那些低矮的还没有来得站稳脚根的土房草舍。昆仑山肩头原本亮着豆子大的星星,在风吹沙打中也变得像针尖那么一点点了。说起格尔木的风沙,还有一个与我有关的故事哩,说的是一首顺口溜的诞生。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可以写出一些小文章,在报纸上以及像《连队文艺》这样的部队内容刊物上变成铅字了,反正在我们部队是小有名气的。一天,我们的车队在昆仑山下小歇,冷不防就刮起了漫天风沙,人和汽车都被糊在了风沙中,张口一说话满嘴都灌满沙子。我和几个战友就顺势凑了几句形容风沙大的话,大概意思是,天上没有鸟,地上也不长草,满眼是风沙,石头跟风跑。当时我们的排长李黑子在一旁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什么石头跑,汽车都快被吹倒了!哦,我心头一亮,最后我和大家修修剪剪就把那几句话变成了:“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乌,遍地黄羊跑,风吹汽车倒。”在这个顺口溜里,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不仅具有浪漫色彩,而且把风沙与我们汽车兵的生活关联起来了。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是见证。这几句顺口溜诞生于汽车部队,就被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汽车兵背得滚瓜烂熟,随着我们的车轮在青藏线上四处疯传。我真的好佩服那些扎根在这片荒原上的哈萨克牧人,他们赶着羊群早出晚归,没有一日缺牧。归牧时,我每每看到牧人赶着羊群的情景,总觉得他们是赶着白毛风来了。荒郊野地,这种感觉没有浪漫,只有凄凉。就在这样一个地面上,猛乍乍地冒出一个望柳庄,不叫你想到家的温馨才怪呢!

我探源到望柳庄的历史是在1960年,我到格尔木的第三年。我利用一个没有上线执勤的休息日,到青管局(全称青藏公路管理局)找到了一位同志,他给我讲了望柳庄建立之初的故事。望柳庄始建于1956年6月25日,日期这么具体当然不是信口于.河说出来的,那本《格尔木西藏基地p史志书中有记载。望柳庄的正规名称是青藏公路管理局招待所,一度亦叫青藏公路管理局交际处,承担着各级领导干部和进出藏人员的住宿接待任务。招待所为什么要叫望柳庄呢?这不得不提到慕生忠,是他的杰作。

头一年,他率领人马上高原修路前,路过日月山下的湟源县时,他从彭德怀元帅拨给他的6辆汽车中,抽出两辆大卡车,拉运了饱饱的两车树苗,柳树、杨树。一位有心人在树栽好后点了点数,共120棵,杨树和柳树差不多各占一半。将军和大家一起刨坑埋苗,他要求杨柳分栽。他说:“有树必有村,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村必有树。咱们现在有了树,村庄呢,自然也会有的。”他指了指那些杨树:“就叫成荫村吧!”又指指那片柳树:“那是望柳庄。”大家不解,就问:“取这名字有啥讲究?”他答:“望柳成荫嘛!”大家拍手称赞,好个闪亮的绿色梦想。这片青嫩的树苗心照不宣地把栽树人的目光抬到了远处。

人们对这位修路的将军已经凝望已久,所有人的想法,比不上他的一个点头。虔诚的格尔木人就顺水推舟地把建在柳树一侧的招待所称为望柳庄。叉过了不久,格尔木修建起了澡塘,人们也取名望柳池。望柳池虽然离柳树有一段不算近的距离,但它的水脉连着那些柳树的根须。不是吗?所有的诗情画意都在生活中,你我他都可以入诗。怕就怕诗的浪花已经在你的手心发了嫩芽,你还哼唱着地老天荒。

人们怎么能忘掉挂在柳树杈上的那盏马灯,那是将军让一位骆驼客挂上去的。还有人说,原本就是将军亲手挂上去的。他的创意太精妙了,说:“格尔木有树了,这是千年万年头一回的喜事,要让大家都能看见这些树。夜里也要看见。”马灯就这样上了树,整整挂了七天七夜。那个年代,昆仑山还没有电灯,马灯的光焰就是格尔木人心目中的电灯,小太阳。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树,好新鲜,格尔木有树了!无论怎么翻来覆去地看,无论一天看几回,心头的快乐都放泄不完。清晨有人拨捻,傍晚有人添油,马灯白天也亮着。那是一缕阳光潜入到灯芯,温暖还在,光明还在!

望柳庄模样的改观悬在格尔木有了砖瓦厂以后。1957年,只有几间草棚搭起的砖瓦厂在格尔木河畔建起。6月,试验烧出了青砖100万块。这出厂的第一批青砖完全可以称作是格尔木这个城市的基础砖,如何使用它,有关人员着实费了一番脑汁。最后还是将军发了话:“用它在望柳庄建房吧!毕竟那是咱格尔木的门面。”就这样望柳庄的帐篷房换成了20多间窑洞式瓦房。两年后,又修建起了招待楼,成为格尔木“最高档次”的服务接待中心。只是望柳庄那三个红漆字依然亮亮地晒在新换的门楣上。我就是在这时候初识望柳庄。

必须要走过一条堆积着冰凌沙石的不通畅的路,必须要忍耐一段漫长而枯燥的时光,格尔木才能到达要抵达的地方。望柳庄让你爱它或它爱你的人一见倾心。

我真的难以忘掉我和我的一车不相识的战友,在望柳庄吃的那顿饭。那一年,我国边境发生了一场战争,国门窜起狼烟。人民解放军为了捍卫我国的尊严,奋起迎战。我们称此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青藏地区无铁路也无航线,特别是西藏,凌乱,闭寒,仿佛永远是冬天。现在战争来了,最忙碌的是我们这些高原汽车兵,运兵运粮运弹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飞轮碾得公路都发软冒烟了。我的驾驶技术在全连打个70分算个中等水平,还要高抬贵手。昼夜连轴转跑车,我很吃力。排长不放心我放单飞,头两趟任务都坐我的车,说是深入实际,实则是暗暗地给我保险。跑了几趟,见我练得顺当了,他才撒手。那段日子,我们这些汽车兵满脑袋就塞着4个字:多装快跑!我们连有个驾驶员从甘肃境内的兰新铁路峡东火车站,装上急需的战备物资运到拉萨,六天六夜往返。任务完成了他也累倒在昆仑山中。平常这趟任务跑下来要耗去差不多30个日出日落呀!这位老兄终因劳累过度,抢救无效,身亡。昆仑山下又添了一座新坟。从冀中平原赶来的五十多岁的老父亲,抱着20岁儿子的尸体,哭天唤地地嚎叫着,感受死亡的巨痛。战争就是要打乱人们平静的生活常规,军人首当其中。那个战友是在深冬的雪天离开他的亲人的,我们用冰雪冷冻了他的尸体,为的是让战友们多陪他一些日子。这个冬天昆仑山的暴风雪放肆在我和战友的飞轮前,它原想使我们翻船,没想到却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

没有什么更能像战争那样把人心凝聚在一起,把人的境界提高到新高度。我的话题还是回到望柳庄的那顿饭上吧。我所在的汽车团那时风风火火地投入了那场自卫反击战的战勤运输中。战事繁重且火急,我们恨不能将车轮变成翅膀飞起来。那天我的车上拉着一批进藏的兵,没想到车子在察尔汗盐湖抛了锚,变速箱损坏得太惨,途中根本无法修理,只得让助手昝义成拦便车到格尔木军营去联系修车事宜,我留下来看守汽车。车上的兵们原地待命,依然规规矩矩地待在车上,不得远离。这是军队的纪律。

我们抛锚的地方离格尔木大约一里多路,徐徐降落的夜色使它变得漫长。夜幕中前方那稀稀落落闪闪烁烁的灯火却显得很遥远。有时灯火隐去了,朦朦天幕上瞬间就显出昆仑山的影子。有时灯火亮了,山与天反而模糊成了一片暗影。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整个夜晚都好像软了,绵绵地滑入远处。抛锚的汽车很快就被白雪覆盖得变成一堆雪丘了,仿佛一座孤岛,停在茫茫不知彼岸在何方的海上。那些兵们仍旧纹丝不动地坐在大厢里,他们是这雪堆里的小山包,自然是积雪的小山包了。没有命令他们是不会动的。我着实心疼战友,便让他们把篷布摊开盖在篷杆上。这时大概是他们的排长洪亮地喊了一声“起立”,兵们才起身七手八脚地忙了起来撑篷布。

也许读者会生疑,战士们在风冷发寒的高原上乘车,大厢里的篷布为什么不早早地撑开,而让兵们光头赤脑地坐在露天里挨冻?其实这是迷惑敌人的一种战术。边境的战争打响后,敌人误以为我国在边境布兵少,实力空虚,不断滋扰闹事。我们将计就计,沿青藏公路运送一批兵力进藏,牵引敌军注意力,将兵力隐藏在暴露的事物中。麻痹敌人,前方的军队乘机歼灭来犯之敌。

待雪稍有缓落时,排长自然会掀掉篷布。但是,这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且越下越大。那些在夜风中旋转的雪片,完全消失了原本洁净的质地,变成了一个个黑点。只有在不知从何处闪射来一点或一道光亮时,雪片又恢复了白色,白蝴蝶。黑夜无边,雪片照旧在时白时黑地开放着。我想,今夜不知有多少星辰死去。

我看守的汽车上积存着越来越厚的雪花。兵们在车篷的保护下静静地等候。那些覆盖着生命的雪花一直开在消失之中。回到军营联系修车的昝义成,也许很快会返回,也许还要等他好久。我心中有些烦燥,坐立不宁,一个人烦闷的时候心里最孤独。我便抱着冲锋枪下了车,心事重重地朝着格尔木方向走去。刚走出没多远,我看到一道光亮闪过来,照亮了眼前好大一块空间。原来是一辆夜行的汽车,在路口转换方向。我不知道这辆车是上拉萨还是下行到西宁或敦煌,那匆忙的闪闪的灯光告诉我那是赶夜路的车。就在车灯迎我射来的瞬间,我看到“望柳庄”三个红漆大字很清晰地显露在夜色中。就像在荒郊野外独行的人意外地看见了亲人,我的心头生出温暖。雪夜,点缀着一片春色。

望柳庄的那位同志就是这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解放军同志,你是在盐湖抛锚的那辆军车上的驾驶员吧,辛苦你们了!”我好奇怪,我与他素不相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且知道我的车抛锚了?他自然看出了我的疑惑,笑了笑说:“傍晚,我到盐湖迎接客人时看到了你们,大冷天,呆在露天受罪呀!再说你瞧你这一身装扮,就是走到天上去七仙女也会认出你是高原汽车兵!”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很不自在地笑了。还真让他说着了。那个年代,高原汽车兵的形象真的就是这样的千篇一律:一身油渍的棉军衣工作服,就连毛皮帽上也渍满油腻。有什么办法呢,进口的二手柴油汽车常抛锚,哪一天驾驶员都要滚上爬下地修车,脸上蹭的油也顾不上擦。腰里扎一根麻绳当腰带,保暖。脚登一双短筒毡毛皮鞋……真的,就这个形象。身不由己呀,当时路况差,车况更差,汽车兵想干干净净地开车只是个梦想。不过,人的质量并不差,个顶个,运输任务完成得干净,漂亮!

我听了这位从望柳庄出来的同志很温暖的话,心里自然热呼呼的。但是并不了解他和我搭话的同意,就问:“同志,我们在那里停车是不是碍着你们什么了?”他一笑:“哪里的话,我是请你还有你车上挨冻受饿的那几十个解放军,到我们招待所暖暖身子,吃顿饭!”我有些犯懵,吃饭?哪跟哪呀,有这等送上门来的好事?我们从早晨在柴达木盆地北沿的花海子兵站进餐到现在,还没见一星半滴的汤汤水水呢,肚子早就咕咕地闹腾开了!

望柳庄的同志见我犯愕,便道明了原由。他说,刚才来了一批进藏的北京客人,他们忙呼了一阵子总算安顿妥了,这才腾出手来找我们,碰巧一出门就遇到了我,他误以为我是来望柳庄求援的,便说:“对不起,我们的工作晚了一步,让你找上门来了。”我忙说明了情况,他说“好啦,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为劳苦功高的你们服务。这样吧,我已经给伙房打过招呼了,饭菜差不多也做停当了。你回去把那些同志都招呼过来,我们这就开饭!有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我就是有十双手也推不掉这份发自内心的真情,再作解释显然也是多余。我只得返回到车前,跟那位带兵的排长如实地讲了望柳庄的热情邀请。反正我们也该解决肚子的问题了,排长挥手一声“起立”,一车兵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列进了望柳庄。

我一进食堂,就看到炊事员已经摆好了三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等候我们了。满屋里都是直钻鼻孔的馨香。兵们虽然一个个都眉开眼笑,却只是木桩似的端端正正地站着,谁也不下手。引我进屋的那位陌生人——还能算陌生吗?有这样掏心献肺的陌生人吗?——按着我双肩让我坐下,又按着排长坐下,告诉我,只管敞开肚皮放心吃饭,至于伙食费不要我们操心,吃罢饭签个字留下名字就行了,他们每月都和部队一起结账。他还说如果有忌口的同志,可以到小屋吃清真饭菜。说着他指了指旁边挂着棉帘子的地方。他还特别指着餐桌上一盘菜说:这是野葱爆兔肉,咱望柳庄的看家菜,很受客人欢迎。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口福!

野葱爆兔肉!我当然知道了。格尔木地面上有个可可西里草原,可可西里有个叫二道沟的地方,那是一块夹在昆仑山和风火山之间的平坝,楚玛尔河就慢慢悠悠地从坝上淌过。山是围墙,水为营养,乃青藏高原上少见的富饶地方。于是遍地就蹦蹦跳跳地长出了嫩鲜光亮的野葱。每年盛夏,一眼望不透的野葱绿汪汪,翠生生,撩拨得着实让人喜爱。正是这些散发着清香的野葱招诱来了四方山中的野兔,它们在这里安家繁衍后代。这是大自然的能工巧匠配发的一盘菜。高原人只需一伸手就可端过来。于是他们在二道沟逮兔挖野葱,做出了一道特色菜,美味可口。当时流传起这样一句顺口溜:“走遍四千里青藏线,就爱吃二道沟一顿饭。”这顿饭说的就是“野葱爆兔肉”,土生土长的野味,爽口舒心。

生活总是这样,一些东西渐行渐远,一些东西渐行渐近。我吃罢那顿饭从望柳庄出来,仿佛洗了一回澡,浑身的轻爽,似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雪下的更大了,夜里照例要刮的格尔木的风也守时不误地撕破喉咙似的吼了起来,但是我浑身暖融融地幸福。不就是一顿饭的效应吗?是的,幸福!幸福是什么呢?这个字眼并非听起来那般飘渺。现实生活中,有时别人只给你一个微笑或一句熨切心肺的话,甚至在你愁眉苦脸时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就是幸福。就这么简单。像今夜在望柳庄吃一顿饭就让幸福永驻在了我心中。所以我要心悦诚服地说,幸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一个人,当你可以够着幸福的时候,一定要设法抓住它!千万不要让幸福从你身边溜走。今天生活在衣食住行的欲望差不多都可以得到满足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我当时知足舒畅的美满心情。望柳庄的暖流已经把我浑身的饥寒和忧怨滤掉了,我获得了重新踏上征途的那种跃跃欲试的激动。难道仅仅是因了一顿饭吗?不是。我又看到了门楣上那三个红漆字:望柳庄。出自慕生忠手的这三个字,那是点燃在风雪青藏线上三盏红灯,它游弋在高空下的昆仑山中,保存绽放在落日里的秘密。我一直在寻找故乡,望柳庄便是。三个渐渐被风雪冲淡了却越来越清晰的字,最终成了不至于让我迷途的灯塔。它永远不衰不败地贮存在了我的心里。

有了这次意外的经历以后,望柳庄留给我无法抹去的印象是:它是高原人在风雪中奔走时温馨的归家,每次出车经过转盘路口,我从那三个字上采摘一份攀越雪山的动力,双脚稳稳地踏着油门上路;完成任务收车回营走到这里,我会小息于转盘路口,把汽车擦试得油光铮亮,凯旋而归。冬去春到,寒来暑往,望柳庄的精气神,把我人生路上的腐枝败叶点化成精神美食。

因为望柳庄,昆仑山上多出来一幅柔肠,柳树与白雪才可以结为姐妹。这样就孕育了一首诗,当然是高原诗了。诗人陈毅元帅把自己那次青藏开山之行的心脏之音,深深地埋进了诗的断层里,我多次默诵这首诗,都仿佛听见了他那浓厚的四川腔音:

昆仑雪峰送我行,

唐古雪峰笑相迎。

唐古雪峰再相送,

旭角雪峰又来迎。

七日七夜雪峰伴,

不苦风沙乐晶莹。

同人举杯喜相贺,

转车已过最高层。

明日拉萨会亲友,

藏汉一家叙别情。

这首题为《乘车过雪峰》诗,写于1956年4月,是陈毅元帅率领中央慰问团赴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途中所作。在这首诗里,“雪峰”是诗魂,“乐晶莹”是诗眼。我怎能不佩服诗人呢?在这个内地早已是莺歌燕舞春天的四月里,他面对满身披雪的昆仑山、唐古拉山,不恋出发地京城的鸟语花香,却是激肝动肺地喊出了“乐晶莹”!春天储藏在白雪之中!这是具有大善、大美胸怀的人才敢出口的气派!不是说吗,你看不见太阳是因为你正看着太阳。陈毅肯定是正看着风雪之中的春天哩!那么他是站在什么地方看雪峰呢?

望柳庄。

诗人进藏途经格尔木时,住在慕生忠办公兼住宿的那座二层楼上——后来被称为“将军楼”。说是楼其实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可以分两层的房子,今天仍然保存在原址上,周围任何一座居民的房与其相比它都显得寒酸。五十年前它是格尔木最豪华的建筑了。陈毅来格尔木之前就听说望柳庄了,他问慕生忠:为什么不让我住望柳庄?慕生忠回答:这里毕竟是我的家,总是要方便些。陈老总说:我看还是望柳庄好,有诗意,诗人总是喜欢诗嘛!也好,不住也罢,但我要去看看!后来,元帅果真到了望柳庄,他站在正要抽芽发青的柳树前,凝神聚目地望着门楣上那三个红漆大字,久久不语。想什么呢?这三个诗意的饱满的字,是不是牵拉着元帅的思绪使他想挣脱自己又无法挣脱,也许他超前地想到了唐古拉山雪峰,想到了站在望柳庄前举目南望就可看见的昆仑山雪峰?……不得而知。但是后来随行人员证实陈老总到了拉萨后在闲聊时还几次提到了望柳庄,甚至颇为遗憾地感叹:这个慕生忠呀,不懂得我陈毅的心,嘛个不让我们住在望柳庄呢!望柳庄啊望柳庄……我是从一份资料上得到陈毅元帅在拉萨感悔没住上望柳庄这个细节的,我如获至宝抓住不放。我为什么这么兴奋呢?陈老总,诗人的特质,诗的美妙的性格!灵魂的颂歌总不会在安乐的别墅里,茫荒的原野,壮美而凄丽的雪山,才是诗人艰难放逐的天地。不穿靴子,赤足攀走雪山,这就是写诗的姿态。完全可以推知,陈老总从格尔木到拉萨大概一路上都在思索望柳庄。思索即沉默,沉默是一种力量,诗的力量。所以我始终不改变这样的推断:望柳庄是陈毅元帅身体发光的一个因子。一个作诗的人,身子不发光怎么能有横空出世的诗句呢?而现今的一些作家诗人呢,骨子里也许不缺祖先留下来的东西,缺的就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与传统碰撞后的火花,即缺乏发光,也就是缺“望柳庄”。因此,我每次读《乘车过雪峰》时,总会这样想,这首诗很可能孕育于望柳庄。望柳庄住着这首诗的第一声啼哭。我这样推断还有另外一个情理之中的根据:陈老总到了拉萨后,他提出要在拉萨河畔植一棵树,柳树。栽柳树的首个原因,自然是与文成公主有关了,当年这位公主在大昭寺前栽的那棵唐柳,仍旧枝青叶茂地活着,元帅怎能不感慨有加呢?再有,望柳庄的柳树想来恐怕也不会不走进元帅的脑海,他提出栽柳树,可西藏的同志另有考虑:栽苹果树。当时西藏没有苹果树,藏族同胞像盼仙桃似的向往着美味鲜亮的苹果。陈老总便弃柳栽果,三年后这棵树就挂果。西藏诗人汪承栋写的叙事诗《红元帅》就记述了这件事。

对《乘车过雪峰》,我尤其喜爱“唐古雪峰笑相迎”和“不苦风沙乐晶莹”两句。一个“笑”、一个“乐”字,透露出壮阔与豪迈及阳光的色泽,将诗人浩茫晶美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只有带着充满深爱和感恩的情绪进入雪山,才可能感受到这块冻土地上的温暧和力量。我每次读这首诗都会被诗人身上那种豪壮中透露出的无以伦比的安闲士气深切打动。汽车在高原山水间急驰,我耳畔响起了画外音,那是陈老总的诗音。记得很真切,那天到了唐古拉山正逢满天雪花飞飘,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陈老总这首诗,便不由自主地朗诵了一遍。专注地高声诵读,巴不得将五脏六肺都吐在风雪里,吃了满嘴的雪竟然觉着很幸福。我是从来不会有这样举动的,同行的青藏兵站部宣传干事王鹏觉得听我朗诵还不过瘾,他又敞开高亮的嗓门朗读了一次。说实在的,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对这首诗的悟会已经开始进入它的内核,它撞乱的也许不仅是高原生活,而是记忆。四季风狂雪猛的青藏高原照样会有春天。春天在高原人的心里。说到底每个人的春天只能靠自己去创造,靠别人是不成的。我们要呼唤人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春天。一个人仅仅能创造春天是不够的。

我从《格尔木西藏基地》一书中得知,进藏途中经格尔木时在望柳庄落脚的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还有彭德怀、习仲勳、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张达志等。这些领导人的住地均有战士站岗。格尔木没有警卫部队遇到这种情况就从驻地的汽车团抽调兵力,汽车兵转身就变成了警卫战士。谁都巴不得这样的美差摊到自己头上,脸上多有光呀!能理解吗?平日总是穿着油腻腻工作服的汽车司机,今日奔昆仑,明曰赶藏北。白天累死累活在地开车,夜里还要在车场站岗放哨,荒天野地,守卫的是汽车和承运物资。现在能换一身新军装为国家领导人站岗,自豪感还不写满脸上!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就像在天安门站岗一样荣光。虽然这样的执勤只有几天时间有时甚至就一个晚上,可是这是不能也不该用时间长短去掂量的呀!肩头的责任增加了他们对脚下这块高原土地的热爱。

我的眼睛像天边的星星一样明亮,

移动的脚步像吹过树梢的风一样轻盈。

格尔木在沉静与安宁中睡去,

哨兵醒着。

后半夜,突然飘起了雪花,

雪片落在我的耳朵上,

好像要听我说句话,

却很快化成了水滴……

不怕你取笑,这首题为《望柳庄的哨兵》的诗就是我在望柳庄执勤后写的,它刊登我们连队欢庆国庆节的的墙报上,当然很幼稚了,但是今天每每读起来还很留恋过去的日子。“雪片落在我的耳朵上,好像要听我说句话,却很快化成了水滴,”这样奇妙又真实的诗句,亏得只有19岁的我想得出,真的,多好的高原生活呀!请今天在见过大世面的人理解高原战士吧,他们终年生活在遥远又封闭的大山里,望柳庄就是他们心目中神圣的殿堂!

意味深长的是,站岗的多数兵并不清楚自己是为哪一位领导人站岗。这本属机密,当时不会告诉外人。只有在领导人离开格尔木之后,他们才会从报纸或人们的传闻中得知是给什么人站岗。我的同乡战友、曾经创作了反映西藏生活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的军旅作家窦孝鹏,告诉我他1960年在望柳庄为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站过岗。50年后的今天,他重提此事仍然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可是我最近查了有关资料,班禅在1960年前后并没有到过格尔木。可见窦作家至今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最为哪位领导人站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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