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2007年 11月 29日，中国散文学会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举行了西安创作基地挂牌仪式。在仪式上，由我代表学会进行发言。按以往的惯例，这样的会议，领导发言一般都说些祝贺外加一些政治色彩的规定话语。那样的东西，我过去没少讲过，也给一些领导写过。我总觉得没多大意思。咱不是行政领导，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让人讨厌。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在走上主席台的瞬间，改变了讲话稿的原意，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在这一天，全国各地，或者说就在西安，恐怕会有许多的仪式，譬如公司开张，新婚大喜，孩子满月，这都需要一定的仪式。那么，是什么让我们齐聚在这里，当然是文学，是我们挚爱的散文。是的，散文确实是我们的挚爱，是我们永远的新郎和新娘。我过去说过，散文同小说比较，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尽管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是作家自己的事，但作家创作的作品毕竟要呈现给这个社会。我以为作家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我说和说我的过程。我们挚爱散文，是由于它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表达自己内心情感世界的机会。我说与说我，都是要表达一个我的过程。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想想那些优秀的散文，无一不是通过我达到我们的过程，这就如同我们读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使我们想起天下的父亲，看贾平凹的《丑石》，想起无数人心中的丑石。其实，综观天下的事情，完美如意并不钟情于我们，我们拥有的更多的恰恰是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同天上的星星比起来，我们是星星中的小星星，更是丑石中的丑石。丑石的追求，亦即散文的追求。我们应该感谢散文，它总是在提醒和鼓励我们，散文的创作过程就是从我走向我们的过程，也就是从心灵走向心灵的过程。

我没想到，我的这个简短的发言，会引起很多人的极大兴趣。在接下来的两天会议里，很多人总在有意无意的谈论着我和我们的关系。贾平凹在吃饭的间隙，对我的发言十分的肯定，他说你说的很准确，把散文给说清楚了。我们过去就没总结出来。从贾平凹平温和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是真诚的表达，绝不是因为我拿《丑石》举例他就顺情说好话。其他几个作家朋友也说，听了你的发言，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了，好像终于明白散文是怎么回事了。12月 1日晚，我到现代学院进行散文讲座，我又谈到散文中的我和我们，想不到五六百学生居然能跟我共鸣。有了这样的几方面认可，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可以立住了。

回到文学，我觉得文学的本质问题，或者说艺术的本质问题是哲学问题。散文也是如此。从我出发，就是从个性出发，到达的目的，即所反映的结果，就是共性的共鸣。朱自清写我的父亲，肯定是他个人的经历，别人不能取代。别人所能接受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父亲让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天下的父亲。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艺术的魅力。我们过去总是讲典型性，意义也就在于此。当下有很多的所谓“文化散文”和“新散文”，为什么只是在少部分写作者之间互相忽悠，而引不起读者的共鸣呢？我认为其直接的问题就是不能从我到我们。当代作家往往更多

的强调我的感受，而忽略社会的需要，所以结果只能是“被窝里出汗自己热”。说的极端点，这样的散文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前一阶段，又有人提出原生态散文和新乡土散文，这批作家不厌其烦的慢吞吞的没完没了地叙述乡村往事，包括写农具，写大树，写小鸟，写老奶奶，写瞎子二叔，写聋子三舅，起初读上一两篇感觉还有些田园之美，可一看多了，便觉得非常陈旧、腐朽。这些内容对于今天城里的人们来说，或许有返璞归真的意味，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对农村熟悉的人们，这些实在算不得什么。近些年，在城市的郊区大都兴起什么“农家乐”“民俗游”，每每去后回来，我总觉得被欺骗一样。要知道那些东西，都不是原生的存在，而是被人为的装饰、打扮出来的，有些干脆就是杂八凑。至于吃的农家饭，几乎没什么滋味。在北京郊区，无非是炖条虹鳟鱼，拌个山野菜，煮上几个老玉米，搁几个红薯、南瓜，这些能代表什么呢？我们读鲁迅，读孙犁，读汪曾祺，读贾平凹，读铁凝笔下的乡村就没有这些具体的描写，可他们却给我们留下一幅幅非常美好的乡村画卷。

我以为，对于当下的散文作家，我们不是要选择写什么，而是先选择不写什么。我想，是否可以先提出这么几条：第一，没有独特情感的东西不写，这种情感一定是发生在你身上能够唤起别人共鸣的；第二，带有说明性质的东西不写，包括引用资料及诗词话语等等；第三，模仿古文，装做有学问的样子写四六句的东西不写，过于书卷，并不代表真的有学问；第四，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东西不写，这类作品不知所云，白费纸张；第五，非散文的东西不写，那种拿书评、书信当散文的东西纯属骗子；第六，靠编故事猎奇赚人眼泪的东西不写，散文不是故事，更不是小说；第七，写的作品靠近杂文和随笔的不写，散文不是四不像，有它自身的属性与规律；第八，给经济领域扬名的不写，散文不是新闻，不是广告文学，更不是旅游船票、机票、车票、门票、饭票，散文要有独立精神；第九，超过 5000字的最好不要写，散文不可制作，更需要节制；第十，涉及领导人的题材最好不写，一般的作者很难了解领导者真实的生活，表面写容易失去真实。以上这几条不过是我信手罗列出的几条，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全面，但确实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心里清楚，我这样说，肯定有很多人会有不同意见，甚至会认为，如果照你的意思，散文是不是越写越窄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散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自然形成了一定的态势，我们必须承认总体是繁荣发展的，但问题也确实比较多。今天，散文需要的不是彩旗飘扬，而是正本清源。散文的混乱，不是文体的混乱，更多的是作家思想的混乱和利欲熏心的贪婪无度。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做到不要什么，谁拿你也没办法。我期待着散文的清凉世界。

散文进入商业化写作时代

这几年，由于一直做散文方面的图书策划、编辑工作，便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散文。应该说，今天的散文创作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使散文的视野也就随之开阔了很多。不论出版作家的个人专集，还是出版多人组合的选本，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选择的标准。更确切地说，当代出现散文热，热在哪里？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好的散文有无明确的标准？当前的散文和过去的散文，包括同国外的散文相比较，其得失在哪里？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散文创作者和研究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出现当代散文热，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既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着社会的直接原因。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散文国度，我国自先秦以来，直至清末，历代都有散文大家的出现，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唐宋八大家”。上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蓬勃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变革，白话散文同小说、诗歌一样以其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在二三十年代，以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丰子恺、巴金、冰心、萧红等作家为代表的创作群体迅速崛起，他们在以小说、诗歌进行创作的同时，还积极投入到散文的创作，以至后来有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远超出小说和诗歌。建国后，我国的散文成就远不如小说和诗歌的影响大，直至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风格形成，才使散文的地位有所提升。文革结束后，文学样式最先受宠的是诗歌和小说，到了八十年代初，报告文学以其不断干预生活的姿态开始火爆。几乎与小说、诗歌并驾齐驱活跃于中国文坛。但是，反观散文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在长达十几年当中，散文竟成了一只丑小鸭，被晾在文坛的一个死角里。人们不禁要问，散文怎么了？其实，散文并没怎样，它的失语，主要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散文创作始终津津乐道的坚持传统模式——“歌德式”。而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文革”“反右”进行反思，控诉，进而是进行思想的大解放。这样，人们怎么能继续钟爱散文呢？再者，那时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也很有限，散文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是少部分人的专利。即使到了“寻根文学”“朦胧诗”的后期，散文仍然不肯革命，依然抱着传统不放。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十余年，与其说是读者冷落了散文，倒不如说是散文冷落了时代。当代出现散文热，准确地说是从“汪国真、席慕蓉、三毛热”后开始的，其直接背景是经过十年的伤痕、反思、寻根后，沉重的话题已经逐渐让人烦躁不安，甚至有些令人生厌。特别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极大的刺激了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各种星期刊、周末版，青春、女性刊物以及电台、电视台的直播、对话、休闲、娱乐版块的推出，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市场，使得过去靠笔杆子吃饭的人们一下变得眼花缭乱起来。在这些出版物中，最适合于人们表达情感和引起共鸣的莫过于散文、随笔，在人们眼里，散文是糖果，是清风，是心灵鸡汤。

当代散文热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世纪初的散文热主要热在作家身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大都是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教授，是纯文人的热，是新思想的热。当代散文热热的不仅是作家，而且也热读者，尤其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一些非文人（如官员、明星、老板、二奶、打工者等等）也都投身到散文写作的队伍里，而且还有广阔的市场。他们进入散文市场，在我看来不只是兜售思想，更主要的目的是为赚钱和赢得虚名。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散文创作看作是文化产业中的组成部分，靠这个产业，可以养很多人。说白了，散文创作已经开始商业化。尽管商业化是我对当代散文的基本估价，但必须强调的是，商业化并不是我完全反对的，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文学商业化还很不够。其实，文学开始商业化，并不是近十几年的事，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巴金等作家，他们可不是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主儿，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学识在学校当老师，或是开书店办报刊，但那时的报刊发行量不大，想必广告也很有限，所以收入很低。在工作之余，他们主要靠给报馆写稿子挣钱养家糊口。当时的稿费结算的时间比现在快，因为是现金交易，有的甚至是当场交易。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作家写作是相对自由的，因为他们都不在体制内，是真正的自由撰稿人。

不论怎样估价，中国当代散文毕竟以其热闹非凡的景象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在此需要肯定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写作者，以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热情投身于散文创作，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社会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虽然他们创作出的作品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商业化，但他们对散文的发展都是做出贡献的。也许这种潜在的价值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得见。即使如此，对于当下的散文热，如果一味盲目地追捧，显然无益于散文的健康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散文的创新问题。任何一种文体，都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化变革中一件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以目前散文创作中出现的“大散文”“文化散文”“行走散文““新散文”看，我觉得创新的意义不是很大，甚至将散文的发展方向引向歧路。试想，一篇散文写上万八千字、两三万字，使劲往里边塞公共材料，或是毫无边际的呻吟、呢喃，那样的作品能有读者吗？“行走散文”更是可笑，天下的散文哪个不是靠行走获得的感受呢？如果以旅游为目的，把异地的资料简单一罗列，作者再言不由衷的发些议论，就攒成一篇散文，挥就成一本书，那写散文岂不太容易了。散文毕竟是创造性的劳动啊！至于“文化散文”，其提法比“行走散文”更荒唐，请问：谁写的散文是没文化的？二是散文的大众化问题。散文进入商业化，必然会使散文在更多的读者中得到普及。而要使散文普及，这就要求内容要新鲜，风格要多样，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情感的信息。同时，在表现形式上要有时代感，尤其是语言要体现现代语感并传递美的意蕴。当然，在文化分流的今天，不同的人群对审美肯定有着不同的追求，但前提必须是真情的表达。散文上的造假，将面临直接失去读者。当下的散文创作已经明显带有小说化、贵族化倾向，“亲情故事”越多，反证生活越发缺少亲情。三是作家的心态问题。作家进行创作，至少有三个不可回避的选择，其一是对情感的表达，第二是对艺术的追求，第三是对经济的需要。除此，还有当官的需要，个人价值的需要，个人自尊和社会认同的需要。本来狭义散文主要是指我们过去所说的叙事和抒情散文，但精明的读者会发现，翻遍大小报刊，很难找到几篇精彩的篇什。为什么呢？一是难写，二是没人相信。所以，作家们主要写散文的同门文体——随笔和杂文，这类文章不用采访，写作自由，而且容易引起读者注意，非常适合市场性强的报刊。因为市场需要量大，稿费也就随之越高。由此不难看到，如今真正潜心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并不是多数，而整天忙于写作散文的其实只是散文的影子。这就是散文界也是散文热背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