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青口述 张鸿宇整理

亲历抗战

敌后新闻战线上的一支“轻骑兵”
——回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代的《人山报》

文/苗青口述 张鸿宇整理

苗青，男，汉族，1924年1月出生，河北威县人，省政协原副秘书长，原文史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冀南抗日游击队队员、分队长、文印股长等职。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取得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胜利，扫除其南进后顾之忧，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同时，开始了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残酷进攻，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铁壁合围”“囚笼政策”，妄图扼杀广大抗日军民。他们的魔爪由城市伸向农村，修公路，挖封锁沟，安据点……不久，公路纵横，碉堡林立，大片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不规则的小块块。

中共冀南三地委的机关报《人山报》，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由石印改为油印。1942年8月间，组织上决定我由八路军129师新编第八旅政治部去《人山报》社工作。到后，不久我任报社誊写、印发科科长。由石印改为油印后，作为人民喉舌的党报《人山报》，不但没有影响印刷质量，反而变得更加轻捷有力了。敌后党的新闻战线上的这支“轻骑兵”，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代的1942年和1943年，尽管敌人频繁“扫荡”，她始终生龙活虎地纵横驰骋，战斗在敌后平原上。在“跑反”中，在地道里，在敌、旱、蝗、病等灾害的侵袭下，牺牲、饥饿、病魔交加的威胁，都没有阻止住报纸的照常出版。总共不过二十来个人的小报社，编辑、记者、通信联络，誊写、印刷、发行，总务后勤，电信的抄报翻译，分散住在四个村子里，依靠群众，各自为战，又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整体。从社长到炊事员，白天除了工作、生产以外，就是帮助住地群众生产渡荒、减租减息和储粮斗争，夜间同群众一起备战、挖地洞，有了敌情，就同群众、民兵紧紧结合在一起，展开对敌斗争。

苗青

当时办报物资极其匮乏，为了办好《人山报》，报社的同志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长翟向东、记者张大伟、总务科科长史健民，绞尽脑汁，找关系寻找、接近跑敌占区的商人，买来及时供给了报纸对电信纸的需要。

为了在每人每天不足半斤口粮下使人人能够吃饱，总务科科员陈晓光带领炊事员，用手推车推着谷子过封锁线，辗转跋涉几百里，到卫运河东鲁西北，换回黏性大、能多掺糠的绿豆和代食品――榨过油的花生饼等，不仅保证大家吃饱了肚子，而且吃起来味美可口。

编辑和采访通讯联络的同志，每人用土布缝制一个信袋式的布兜，宽一尺，长二尺，缝上几个小口袋，标明“来信”“拟用”“用稿”“退稿”等字样，里面装着他们日日夜夜工作的成果。他们的办公用具，就是这样一个布兜，再就是一支自来水笔。有了敌情，把布兜一卷，或是转移，或是钻地洞；工作起来，把布兜往墙上一挂，桌子上、柜台边，甚至炕沿边……都是编写、处理稿件的办公地点，非常轻快。

誊写的同志，也是极力轻装战斗化。他们每人一个小小的圆形布袋，长一尺多，直径三寸许，里面装着一块拆去木框的誊写钢板、几支铁笔，盛有蜡纸的一个白铁皮小筒和米突尺、三角尺等。因为工作关系，他们始终和编辑部一起活动。为了避开盛夏的高温，防止蜡纸热化，夏天里，他们一般都是在每天早晨和傍晚，甚至是后半夜工作。每期两版报纸（等于现在一张四开报纸大小），一万字左右，在没有敌人骚扰的正常情况下，一天必能刻写出来。

负责印刷的同志，虽然工具比较笨重，在没有挖好地洞前，也做到了尽量轻装化。工作、行动起来很方便。他们一个手推胶滚，一块调墨的油布，一两筒油墨和刻写好的蜡纸，用一个布口袋装起来，纸张在多处存放。工作时，借房东一个做饭吹风用的风箱，把蜡纸的一头衬上普通纸加以折叠，然后用固钉钉在风箱上，一人推胶滚，一人用两手扯住蜡纸的另一头的两角，印的份数和质量，不夸张地说，同油印机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张蜡纸印数可高达七八百份，而且色调始终一致，

字迹非常清晰。除了负责印刷外，他们两人还负责报纸的发行。每期报纸印完后，都是及时地分发、卷封、送往交通站转寄到广大读者手中。

当时的《人山报》，在广大抗日军民眼里，好像是晴雨表，又像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他们从报纸上，听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听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胜利消息，得到了地委关于对敌斗争、变工互助、生产自救以及减租减息、增佃增资、储粮斗争的指示。当敌人蠢蠢欲动时，他们从报纸上可先得到了通报，于是坚壁清野，整修地道，准备迎击敌人；当敌人的进犯或“扫荡”被粉碎后，他们也从报纸上胜利消息的报道中受到鼓舞。当时的《人山报》及其遍布各地的通讯队伍，成了党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通信站”和“交通员”，上传下达，报道着广大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按照党的政策进行的各种斗争。当时的《人山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深受人民热爱，曾受到中共冀南区党委的通报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