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西平

编者按：2015年，是我国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完成“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的关键之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如何准确理解教育现代化发展对教育督导提出的时代要求？如何全面开展教育现代化的督导与评估监测，保障教育现代化各项政策有效落实？

6月3日，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联合举办的“北京2015教育督导与评价研讨会”上，有关教育专家和一些教育行政、教育督导部门负责人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他们的发言，对今后进一步强化教育督导、切实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完善教育督导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教育督导体系，加强教育督导专业化建设，努力提升教育督导专业化水平、全面完成好教育督导改革的各项任务具有指导意义。为此，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呈现会议上的精彩发言。

当前教育督导工作，在教育理念上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在督导实践上应当采取问题引领。

在教育理念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目前我们面临的新常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特点之一：增长速度的新常态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3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次，也就是第四次正在出现：2012年、2013年，我国GDP均增长7.7%，2014年增长7.4%。2015年预期增长7%左右，相对稳定。

特点之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结构的变化——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特点之三：发展动力的新常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不仅仅是把互联网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

传统行业的人才需求大致有两种：一类是互联网技术类人才，另一类是互联网应用类人才。“互联网+”时代需要集网络信息技术和多种业务知识技能于一体的“互联网复合型人才”，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将逐渐被边缘化。“互联网+”时代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硬技能，同时需要具有很多软技能，包括：勇于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能力，独立自主精神，跨界复合能力，学习适应能力，交往合作能力。

面对发展的新常态，教育事业要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成为发展动力的需求，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使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性目标和中国梦的长远目标。

在督导重点上采取问题引领

新常态下我国基础教育面对的新挑战，主要在于协调好诸多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矛盾。诸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普及与提高的协调；个性与共性的协调；目标与评价的协调；规范与自主的协调。

1.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这体现改革的原则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党在两者关系上的提法也与时俱进，逐步调整：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摆正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涉及各方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有阻力，更不可能一帆风顺。”

比如：优质高中将名额分配到基础薄弱初中，这是在国家公共财政举办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兼顾教育公平的补偿性措施，有助于缓解由于接受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距和阶层差距固化，避免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但当学校布局更为合理，贫困地区学校和基础薄弱学校水平有了提升，公办优质资源相对均衡；当民办教育生态改善，优质民办学校较多涌现，可以满足教育的选择性需求；当社会认为这种名额分配方式产生新的不公平，政策就存在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因此，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键在于处理好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之间的关系。

2.普及与提高的协调，这体现教育的功能

2013年中国的在读学生规模：高等教育3460.3万人；普通高中2435.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1923.0万人；初中4440.1万人；小学9360.5万人；幼儿园3894.7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高中在校生最高年份只有31.8万人，1949年高中在校生只有20.7万人。而2013年，我国高中阶段学校在校生规模达4369.9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6.0%，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普通教育质量诊断/分析和监测框架中提出：“增加入学机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并未带来教育质量和教育针对性的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教育质量危机，无法承担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同样，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没有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有质量的教育。”

既有整体教育的质量，也有备件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比如我国各类高端人才大约只占人才总量的5%，而国际化人才大约只占高端人才的5%。

因此，普及与提高的协调关键在于处理好提高国民素质与培养优秀人才之间的关系。

3.个性与共性的协调，这体现教育的培养目标

人格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是个性与共性协调发展的过程。

当前世界各国都关注价值观教育。

2015年1月27日英国教育大臣妮基·摩根发表演讲，强调推动“英国核心价值”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她说：所有学校都应该像提升学术标准一样，提升基本英国价值观。让每个孩子懂得英国价值观与学习数学、英语同样重要。

近日法国公布了《共和国学校重建导向与规划法》。该法旨在建立公正的、严格要求的、富有包容精神的学校，使教师在新的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框架下，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贯彻共和国的价值观。

韩国学校教学将更多品德教育融入各科教学，培养学生一些重要价值观与态度，如同理心与同情心、诚实、责任等。

新加坡的教育导向一直随着时代要求不断更新：从1959年起的生存导向，到1979年以后的效率导向，再到1997年以后的能力导向。在2011年9月22日，新加坡提出，让教育系统变得更加以学生为中心，更加关注全面教育，更加强调价值观和品格发展。我们可以将这个概括为“学生中心、价值观导向的教育”。

日前，日本道德教育学科化改革出现新动态，认为道德教育在评价方式上虽然不同于其他教学科目，但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将其纳入学科化改革之中。文部科学省确立了开设不同于国语、算数的“特别教学课程”进行道德教育的改革方针。这一改革最早将于2015年起正式实施。

新西兰教育部颁布的2007年课程草案，放弃了价值相对主义，特别强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将基础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学校各门课程的教学当中。

据香港《南华早报》2014年8月20报道，从2016年起，SAT考试的考题中都将包含美国建国文献的段落，以及与其相关的深度阅读材料。届时，全中国将有数十万中学生认真研读《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广泛涉猎美国的评价体系，美国将能够系统地每年影响数十万中国学生的观点、信仰和意识形态。

这一切告诉我们，越是思想活跃，越要旗帜鲜明。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时候，应该重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活跃起来。但是，批判性思维是指学生对于所学的知识，所遇到的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真有道理，换一个角度看是否还可以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接受教师和书本的灌输。但批判性思维最终还是为了通过比较、鉴别得到真理性认识。因此，教学活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价值取向问题上，不应止于多元，而应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习惯于倡导什么就将其列入课程，编入教材，然后，进行讲授、考试和评价。但常常忽视了青少年的特点，忽视了社会媒介的影响。因此，一方面，言行脱节，将活泼生动的道德教育变成应试德育。另一方面，像有些同志所说“得之于庙堂，失之于江湖”。课堂上讲的正面的道理，经不起社会媒介的负面冲击。所以，学校和教师要切实以正确信仰和坚定信念贯穿于自身的言行之中，并以青少年喜爱的形式进行传播和示范；同时，认真汲取社会正面能量，关注社会负面影响，以提高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学校应当成为思想文化高地，使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的影响，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个性与共性的协调关键在于处理好个性发展与正确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4.评价与目标的协调，这体现教育的效能

高考改革方案出台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得到社会认可，但是也存在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如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是：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考改革方案对高中教育有着强烈的导向性，所以必须坚持增强导向的正效应——促进学生全面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要防止和减少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弱化综合素质培养，进一步强化应试和应评体制。

因此，评价与目标的协调关键在于处理好评价和选拔制度与发展和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

5.规范与自主的协调，这体现管理的改革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

李克强同志指出：“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之举。”“我们依法行政就要定下来这个规矩。法律没有规定的，既不能‘越位，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越权，行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力。”

简政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防止错位、越位、缺位。而落实简政应当公布并执行好权力清单，同时重构管理流程，精简一切不必要的管理环节，以提高工作效率。放权就是让基层拥有自主办学权力，让基层拥有集中办学精力，让基层拥有热情办学活力。

因此，规范与自主协调关键在于处理好简政和放权的关系。

面对新常态，督导工作也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所以，在督导方式上应当适应现实需求，探讨处理好督与导、督政与督学、过程督导与验收督导、有效督导与有限督导；评价与对评价的再评价等各种关系。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的科学研究，是新常态下迎接挑战，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注入活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有水平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