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修晓丽

白鸽钟表：一飞冲天落无声

文|修晓丽

网上有文，说假如1000年前有诺贝尔奖，最有资格问鼎物理学奖的是北宋科学家苏颂。他组装出了集观测天象、计算时间、报告时刻诸功能于一体的水运仪象台。每到一定时刻，就有木人自行出来敲钟击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由此，中国著名的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中国近代第一家钟厂是民族实业家李东山在烟台开办的宝时造钟厂。新中国成立后，钟表工业迅速发展，1955年第一批国产手表问世。

古有国人创造钟表，今日钟表王国却非瑞士莫属，就连创造钟表的中国人也是瑞士表的“超级粉”。据估算，每两块卖出的瑞士手表中就有一块卖给了中国顾客。

钟表业堪称前工业革命时期最精密的手工业，在这个最精密的行当里，给鞍山轻工业带来荣誉的鞍山钟表厂，如同缺乏响当当作品的女星走红毯，仅仅停留几秒，外人毫无印象。只是，对那些昼夜无休研制生产的钟表厂老职工来说，曾经的创业故事还是有必要为外人道。而它的没落，也有值得“中国制造”琢磨的地方。

弹棉花的改行

今年74岁的张蕙林，曾任鞍山钟表厂工会主席，他介绍说，鞍山钟表厂的前身是日本人开办的鞍山棉花株式会社，加工棉制品。为了防范中国人，日本人还修建了一个直径10米、高5米的炮楼。寒冬腊月，上百工人披着麻袋片纺棉花，光景凄惨。

解放后，这里成立了教工印刷厂和文化用品厂，1959年改名鞍山仪表厂，生产电工仪表和煤气表之类。同年3月，仪表厂厂长从国家轻工部开会回来，兴奋地宣布：我们要成立鞍山钟表厂了。

彼时，国产手表刚刚上市，一个由棉花厂进阶的工厂如何生产钟表，当真是从零起步。首先就是缺人。工厂选出13个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人，派到哈尔滨仪表厂学技术。这13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做过仪表，一个修理过钟表，其他人一窍不通。他们知道自己的担子有多重，拼命学习，之后又到上海、烟台等地实习，为钟表厂的开张做技术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7月1日，第一台白鸽牌闹钟试制成功，鞍山钟表厂正式成立。

典典滴滴

鞍山钟表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比如“五朵葵花”，她们是同一天进厂的机加车间的5个女青年——曲玉娟、宁艳萍、董淑欣、邱连荣、何淑芝。她们先后成为鞍山市的先进生产者。1977年，何淑芝还被评为鞍山市劳动模范。

此外，李恒斌曾当选辽宁省先进生产者，刘用贤曾连续6年被评为鞍山市劳动模范，1979年和1981年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

鞍山钟表厂原厂房

睡5分钟就好

1960年代，国家遭遇困难，刚刚成立的鞍山钟表厂也举步维艰，为了渡过难关，干部职工提出一个口号：大干5昼夜，生产出畅销国内外的钟表！

机加工人奔向全市各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废旧车床。装配车间的工人到处寻找小镊子、小夹子、小锉刀等工具，实在没有就用粗铁丝自己做。

据当年的老师傅，后来的劳动模范刘用贤和栗德福回忆，大干到第三天深夜的时候，一个叫沈荣才的青年工人实在困得受不了，就喊了一声：“师傅，我请5分钟的假，让我睡5分钟就行！”话音刚落，人就坐在车间的地上，打起了呼噜。

大干到第四天，一个叫佟喜华的技术员实在扛不住了，老师傅让他回宿舍打个盹，还没等他走到宿舍，就又被喊回来了。时间紧，任务重，坚持就是胜利。就这样，工人们5天5夜没合眼，终于实现了“八化两条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闹钟。紧接着，全厂职工开展大练兵活动，把钟表拆了装，装了拆，人人都会装、能装。

中央统战部长孙春兰曾在鞍山钟表厂任团总支书记，她不仅积极参加大干5昼夜活动，还带领团员青年成为生产和革新的主力军，受到师傅们称赞。

一秒一叼米

3个月后，工人们手工制造的闹钟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热销，还出口美国200只。尽管数量不多，但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能生产闹钟的厂家，它给国家创造了外汇。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家里还保留着“小鸡叼米”“熊猫抱竹”的铜芯老闹钟，上面有一只白鸽标志，还有显眼的“中国制造”4个字。

那时候，我家就有一个“小鸡叼米”的闹钟，一上劲，里面的小鸡就随着秒针一下一下地叼米，特别好玩。好奇心驱使我背着父母把这个唤醒家人早起的工具给拆了，就想看看那只小鸡为什么会叼米。我已经不记得还是孩童的我是如何打开后盖，将其拆得乱七八糟了，只记得小鸡再也无法叼米了，闹钟成了用铜钥匙一拧上劲就响的玩具。

因为怕挨打，我就蹲地上哭。爸爸很喜欢那个闹钟的，可他并没有责打我，说小孩子有好奇心是好事。这个闹钟归你了，随便拆着玩吧。

20年后，我参加鞍山市热门话题演讲大赛，在最后一轮的即兴演讲中，获得第一名，奖品就是鞍山钟表厂生产的电子挂钟。我把钟拿回家，挂在墙上说：“爸，这是我对7岁时候弄坏的白鸽闹钟的赔偿。有点晚了，就别算我利息了。”

卖驴走马

1961年开始，白鸽闹钟的出口国增加到5个，1963年时的出口量达到4万多。在国内的广交会上，也是深受青睐。不过这份青睐来之不易。那时候钟表厂依然困难，钱都用到生产上了，参加广交会的差旅费没办法解决。工厂进货，都是几个副厂长和销售人员用硬板车拉回来，就为了节省几块钱运费。

厂长马有库召集大家开会，大伙儿正讨论想办法的时候，农场的一个老工人气喘吁吁跑进厂部，说：俺想到办法了。俺把农场的驴喂得挺肥，有了这头驴，马厂长就可以上广州开会了！

大伙儿一头雾水：难道让马厂长骑驴去广州？老工人赶紧解释：不是骑驴去，是把驴卖了，换钱做路费，这叫“卖驴走马”。

好一个卖驴走马。马厂长带头肯定，大家一边笑一边集体通过。就这样，靠卖毛驴的钱，马厂长如期到了广州，在广交会上大力宣传鞍山钟表厂的产品。他开玩笑说俺得对得起为俺卖身的驴啊！

白鸽钟表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工人们干劲更足了，即使在“文革”混乱期间，鞍山钟表厂的干部职工也没有一个人上街游行闹事，他们都在加班加点促生产。以工程师李恒斌、刘用贤，老技师杨殿维、齐连福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员，创造了二十几项技术革新，并实现了闹钟花色品种的多样化。

高楼起高楼塌

到了1980年代，鞍山钟表厂迎来鼎盛期，投资160万，筹建主厂厂房，历时两年，建起一座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5层生产大楼。

有人把这个楼称为鞍山第一楼，因为它的质量特别好，钢筋有大拇指粗，由鞍山某工兵部队建造。那些穿军装的“建筑工人”，每天唱着军歌上班，迈着整齐的步伐去盖大楼，简直是一道风景。

这样一座高楼，并未让鞍山钟表厂抵住市场大潮的冲击。转制、改革、振兴，最终却是职工下岗。风雨飘摇的钟表厂和鞍山的许多国企一样，产品滞销，连年亏损。10元的钟表摆在街边出售，依然无人问津。一方面，钟表的使用周期长，不似快消品。另一方面，南方电子表，BB机、大哥大进入，开始替代简单的只能报时唤醒的钟表。

钟表厂曾想把中国制造推而广之，那铜芯耐腐的零件和小鸡叼米的趣味设计却没能坚持。这一征途，以最初意气风发的从零开始，直到结束仍未探索到自己的路该如何走，如同当下许多“中国制造”，兴极一时，毁于一旦。瑞士制造就一帆风顺吗？显然不是。专注精细的日本人发明的石英手表，曾使瑞士上千家手表工厂倒闭，超过10万名钟表工人失业。以死磕闻名的瑞士人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长处，而是偏执地在机械表生产上加大投入，更新材料，制造独特模具，开发出极其复杂的工艺，甩了其他国家好几条街。

中国的钟表制造没能像瑞士一样，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倒是低端价廉的电子表从作坊式的小企业批量进入市场，实现了鞍山钟表厂最初的梦想，人人有表戴。

日本自然不会和2元钱的电子表PK价格，而是从时尚创意角度刷新人们对钟表的认识：会跑的闹钟，会吃钱的闹钟，会说话跳舞的闹钟，甚至需要打靶控制的闹钟，脑洞大开的设计正是应了那句话：没有没落的行业，只有没落的企业。

没落的鞍山钟表厂就在2005年彻底消失了。3000多工人买断工龄，自讨出路。钟表厂主楼拆除的那天，老工人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对他们来说，拆除了这座大楼等于拆除了那段共同奋斗的岁月。

那些买断工龄的职工，咬牙继续生活，用买断工龄的几千元钱捣腾点小买卖，或修理手表，或开出租车……当年的副厂长石庆铮退休后，白发创业，开办了兹森电子仪器厂，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可每年为国家纳税20多万。但他依然怀念“白鸽”，回望已经变成鞍山时代家园建材广场的钟表厂原址，他写诗道：以厂为家宁忘我，吃苦奉献皆为乐。当年创汇知多少，五洲四海飞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