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摘要】就对自我概念的理解而言，精神分析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古典时期、自我心理学时期和结构主义时期。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自我概念经历了从配角到中心再到被解构的命运。在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认同”和“自恋”两种机制，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代表人物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对“认同机制”和“自恋机制”有直接的理论继承。精神分析学派中“自我”概念从古典的弗洛伊德时期到结构主义的拉康时代的理论内涵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史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变迁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自我 认同 自恋 结构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024-03

一、精神分析图谱中的“自我”

精神分析学派自19世纪由弗洛伊德创建，不但革命性的开启了心理学的新篇章，其理论影响更超出心理学范畴，渗入人类学、文艺学、美学乃至哲学，最后俨然成为一种横跨多学科的基础理论，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长久的理论动力。如果按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叙事逻辑”，那么精神分析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古典时期、自我心理学时期和结构主义时期。古典时期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时代，其早期框架建立在“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心理地质学模型上，后期调整为“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上。其中“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传统上认为弗洛伊德只将自我作为一个遵循“现实性原则”的“次生结构”，放在某种协调折中的位置上。对比遵循“快乐原则”的“原生结构”——“本我”和贯彻“道德原则”的“超我”，“自我”缺乏独立有效的内容并且不是有效的动力元，仅处于一个被“三个残暴的主人（本我、超我、现实）”不断“虐待”的“仆人”的地位。在弗洛伊德之后，受人本主义思潮（本质上是突出和强调“主体性”的“主体哲学”）的影响，从阿德勒和安娜开始，精神分析学派的后续者逐渐将研究重点同时也是理论的逻辑重点从“潜意识”转向“自我”。其主要理论旨趣是研究如何形成和完善一个健康而强大的“自我主体”，突出“自我”的主体地位、中枢地位和控制能力。“本我”和“超我”变成了带有威胁性的、需要被控制和驾驭的“他者”。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从“配角”升为“主角”，从一个过渡性的和附属性的心理结构，变成了人格结构的中心和支配者。这是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理论的第一次重要转型。

精神分析学派“自我理论”的第二次转型是拉康开启的。拉康指责将“自我”作为理论重点的精神分析背离了弗洛伊德重视“潜意识”结构的传统，其在1953年打起了“重回弗洛伊德时代”的旗帜，以“镜像理论”瓦解“自我”概念，以结构语义学瓦解“主体”概念，开启了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时代。拉康将人与自我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建立在镜像基础上的想象性关系——“自我”无法自我确证，其只能通过一个他者，而且是一个虚幻的镜像式的他者来幻想确证，换句话说，“自我”只是一个幻觉/错觉。由此拉康颠覆了自我心理学中关于“自我”是一个实体的判断（这同时也是整个主体哲学的前提）。当错觉性的“自我”走进文化符号编织而成的“社会存在”之后，又进一步被语言建构成某种“主体”，这个“主体”也没有实体内核，其能通过作为符号系统的一个意义节点，在与其他意义能指的相互诠释中获得某种暂时性和相对性的内涵。由此拉康彻底颠覆了“主体哲学”的微观基础，完成了结构主义对个体主体的“革命”。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与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之间，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理论继承关系。当拉康说要回到弗洛伊德的时候，很多后来的研究者将其看作是一个幌子，他并没有回到弗洛伊德的立场，而是更彻底的远离古典立场，进而走向结构主义。但如果我们细读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自我问题的讨论，我们会发现，拉康从弗洛伊德那里继承了许多基础性的概念、模型和理解方式。

二、从“认同”和“自恋”到“镜像”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弗洛伊德其它本文中的自我理论，会发现在他传统的关于自我的功能性表述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关系性概念，以及支撑这个概念的结构性模型：自我并不具有什么天然自明的独立地位，而是一个依赖于他者的关系性存在。这恰恰是弗洛伊德与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大传统的一个重大差别，也是他与后来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相契合的地方。弗洛伊德最早沿着“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对抗模型去解释自我的地位和功能问题，大概在1914年前后他在这个讨论中又加入了“对象爱”（包括贯注和认同两种机制）与“自恋”关系的维度。其自我理论的诠释由此演化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一个是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一个是自我与自身及自恋的关系，而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与两条理论路径有着直接的理论继承关系。

1.对象与自我——认同机制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饶有兴致的引述了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出的人类原有两性结合体，后被宙斯一分为二，并渴望重新合一的神话。在1921 年的注脚中他又补充了印度的《婆哩呵陀阿兰诺迦奥义书》中的描述：世界从自我（Atman）中的起源：一个孤独的人不会感到快乐的，他希望能有第二个人，于是他把他的自身（Self）分成两部分。[1]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诞生于与对象的分裂。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对象是自我诞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拉康将其称为“相似对应物（double），拉康进一步将鸽子的性成熟和蝗虫的社会化生活与这种同型识别（homeomorphic identification）结合起来，强调一个相似的对象物对于自我诞生的重要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婴儿一开始无法分清自身与世界的差别，直到婴儿意识到自己和母亲乳房的区别，母亲的乳房成为生命中的第一个客体。个体是在与随后的诸多外在客体关系中构建出自我本身。自我与对象之间最基础的关系是两种“贯注”（cathexis）和“认同”（identification）。“贯注”是自我将力比多灌注于外在客体，这样会导致自我的匮乏，表现为对自我的贬低和对象的魅化高估。自我和对象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将对象内投进自我，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这就是“认同机制”。

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机制是人类最原始的基本心理机制之一，“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2]它与贯注机制是平行发生的：男孩“对母亲直接的性对象贯注和与当做模范的父亲相认同。”[3]

（1）“原始认同”：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儿子认同于父亲，女儿认同于母亲。在1923年的《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补充到，认同机制先于对象贯注：“一种直接的、即可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对象贯注都早。”[4]

（2）“退行认同”：认同机制代替对象选择而出现，对象选择被退行到认同机制。就是当对象无法得到时，我们在认同于对象，在内心中重建对象——自我表现出对象的特征。

（3）“相关认同”：及认同于一个非性对象，而分享其感受。比如常见的癔症发作的传染性。

从根本上说，认同机制根本来说是对象内向投射（introjection）于自我。所以“认同机制”的存在使得自我成为一个非自明的概念：“自我的性格就是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一种沉淀物。”[5]“认同机制”与拉康的镜像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逻辑关系，拉康明确表示：“我们只需要将镜子-阶段理解为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6]

此外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机制还会有一个产物：当存在一个强大的外部强制者，而个体又无法抗拒他的规范强迫时，我们也会将其认同于自我之中使其成为“自我理想”（ego ideal）。而拉康则明确将镜像阶段解释为“继发（secondary）认同的根源，这种形式也许应该称作理想-我（Ideal-I）”[7]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在自我与对象关系上使用着弗洛伊德的前提，自我的形成依靠于对象的存在。而在自我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拉康也使用了和弗洛伊德完全相同的理论工具：认同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拉康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以及《自我与本我》中关于认同机制的讨论。

2.自恋——自我形成的关键

弗洛伊德认为“贯注”是自我与对象的基本关系之一，与“贯注”对应的可以是“认同”即将对象内摄进自我，但还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状态，即不需要外部对象，而把自我本身作为对象加以力比多贯注，或将贯注于对象的力比多撤回自身，产生对自我的魅化高估，这就是“自恋”。在弗洛伊德认为在婴儿的早期阶段，婴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自我感知，各种刺激分散在各种感觉器官上，分别产生快感，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自体性欲”阶段。在早期版本的《性学三论》中他认为婴儿后来将快感贯注到外部对象（一开始是乳房，之后是整个母亲）上，进入“对象爱”阶段。但后来弗洛伊德在“自体性欲”和“对象爱”之间加入了一个“自恋阶段”，即婴儿将自身作为一个力比多贯注对象，所谓自恋就是以自我为性对象。但在他看来“自恋阶段”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心理功能：它将之前“自体性欲阶段”中分散于各个性快感区中孤立的性欲，整合在一起，贯注在统一的自己和自己身体之上，这是“自我”（ego）形成的关键过程。拉康曾经把儿童的身体比喻为一个承载着破碎感觉的盔甲，这个思想就是从弗洛伊德的“自恋阶段”整合“自体性欲阶段”破碎欲望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1913年的《图腾与禁忌》中这个思想再次被表述：“原来彼此孤立的性本能已合为一个整体，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对象。但是，这个对象并不是一个外在物，它并非外在于主体，而是主体自身的自我（ego）。这一自我大约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自恋阶段，原来互不相连的性本能已合成一个整体并将自我作为一个对象予以情感贯注。”[8]这样对于自我来说，“自恋机制”就具有了比“认同机制”更加根本性的作用：“认同机制”是自我的形成后不断变化的一个增量，而“自恋机制”则是自我形成的关键和出发点。

3.镜像阶段——认同与自恋的叠层结构

拉康也认为，儿童在成长初期没有统一的自我意识，而儿童的肉体像是一个盔甲，里面装着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灵魂，而是各种杂乱的刺激感觉，自我在这个阶段是不存在的。拉康认为当婴儿在6个月作用，可以从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的时候，他会将这个影像误认成自身，在那一刻他获得了自我的同一性。各种破碎的感觉从心理上被统摄于这个影像所表示的单一个体之下，自我由此诞生。“小孩在其襁褓阶段运动无力，处于对大人的依赖中，却能把他的镜像（miror-image）喜洋洋地归属与自己”[9]之后婴儿认同于这个影像，并将所有关于自我的想象附着于这个影像之上，逐步形成日趋丰满的自我意识。对于拉康来说“镜像阶段”是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中自我形成的关键，对“镜像”的哲学意义的发现是拉康独特的理论贡献，而就“镜像阶段”的其理论前提而言，是以弗洛伊德自我理论的“认同机制”和“自恋机制”为基础的。我们甚至可以将“镜像阶段”看成是“认同于自恋”的叠层结构——通过认同将一个外部影像的内化构成自我，同时认同于自我影像，又是对自身的自恋贯注。而在这个双向过程中婴儿完成了自我从破碎感觉到同一性结构的过渡——在这点上拉康也与弗洛伊德分享着相同的终点。同时“镜像阶段”理论也与弗洛伊德分享着一个相同的对于自我的理解，及自我不是一个明晰的自足的理论几点，而是一个在复杂关系中形成的他者的对象物——这个他者本身是作为“对象”或“镜像”的自我身体或自我影像。当拉康提出“重回弗洛伊德时代”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潜意识问题上的回归，同时也是真正的从弗洛伊德讨论自我问题的概念和逻辑出发，步入他整个理论体系的起点：“镜像阶段”，这就是从此开始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派就踏上了从微观上终结了“个体主体”的道路。

三、“自我”的命运与思想图谱

从更大的理论视野来看，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四个现代主义基础理论流派，他们在理论碰撞中相互交织，共同支撑起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理论版图。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四个流派被作为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受到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挑战和瓦解，这一瓦解过程标志着西方思想史从现代主义时代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基础理论流派并不是作为一个集体项被忽然终结，其是在相互冲突和彼此渗透中不断进化、淘汰和自我终结的。这一转变的基本脉路可以大致归结为两阶段：“第一次革命”阶段， 20世纪60年代法国异军突起的结构主义思想以终结“主体”叙事模式的旗号“革”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命”。结构主义反对西方的人道主义传统，及自启蒙以来形成的隐形的大写的历史或哲学的“主体”预设，它企图用一个无意识的功能机构去替代那个带有意向性的空洞主体。由于存在主义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抽象主体及其意向性之上的，所以其被结构主义彻底抛弃。而精神分析中的潜意识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结构性解读都与结构主义存在部分理论重叠，所以结构主义理论家改造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理论代表是拉康）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代表是阿尔都塞）。“第二次革命”阶段，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解构主义又起来“革”了“结构主义”的“命”，其彻底瓦解了“元叙事”和“整体主义”的理论模型和思维逻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本质上继承了结构主义关于终结历史和哲学“主体神话”的“革命”，只是将“革命目标”由内容扩展向形式而已。这一段碰撞与融合，进化与革命并存的理论演化对20世纪后半期西方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重要变革的开始便是结构主义对于古典理论的批判和改造。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同时也是西方思想中心从德国转向法国的过程。20世纪前半期法国思想主要是引进和学习德国思想，包括建构性见长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包括以批判性著称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虽然在存在主义运动后期，法国俨然成为运动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质依然是德国哲学流派的法国分支。而经由结构主义革命，法国思想家以原创性理论站在了西方思想的前沿，成为时代思潮的引领者。这个权力移交过程一方面是通过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颠覆和终结得以实现，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创造性改写而完成——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旗手转移，恰好也是精神分析重镇从德国向法国的过渡。如果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宏观上终结了大写的“历史主体”，那么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派就是从微观上终结了“个体主体”。从黑格尔开始“自我意识”就是“主体”的逻辑起点，所以无论大写的还是小写的“主体”都可以潜在的或显在地追述到“自我”这个逻辑起点。厘清精神分析学派中“自我”概念从古典的弗洛伊德时期到结构主义的拉康时代的理论内涵变化可以更加清晰的展示西方思想史上的这场“革命”的内在脉络，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古典与后现代之间微妙的继承关系。

参考文献：

[1]《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2010年7月第1版，43页

[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2010年7月第1版，77页

[3] 同上

[4]《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2010年7月第1版，131页

[5]《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2010年7月第1版，130页

[6]《“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图绘意识形态》，2006年5月第2版，91页

[7]《“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图绘意识形态》，2006年5月第2版，95页

[8]《图腾与禁忌》，《弗洛伊德文集》第8卷，2010年7月第1版，65页

[9]《“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图绘意识形态》，2006年5月第2版，91页

基金项目：

本文为海南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弗洛伊德与拉康“自我”理论比较研究》（编号HNSK（GJ）13-166）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