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摘 要：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一体化的道路荆棘丛生，欧盟方宣称原因在于土耳其尚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但随着十多个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土耳其的身份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文化历史的视角，尝试对二者关系进行解读：尽管二者在地缘上亲近、社会历史关系紧密，但伊斯兰的宗教身份却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土耳其加入欧洲一体化基督教阵营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土耳其；欧洲一体化；地理；社会历史；宗教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中，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在经济上双方合作密切、在战略布局上相互依赖、土耳其政府也一直以热切的态度积极申请入盟，然而直到晚到的中、东欧十国都成功入盟，土耳其还只是获得了候选国资格，且入盟谈判仍是障碍重重。对此，土耳其国内的一些报纸曾形容土耳其和欧盟的关系是已订婚但没法结婚的情侣。这个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两者之间尴尬的关系。他们都需要彼此并希望拥抱对方，但欧盟方似乎并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并对双方的未来有着许多的焦虑。究其原因，相当复杂；但关键点却是对土耳其身份的关注，即：土耳其是否属于欧洲，或特定地在哪种意义上是自己人或是他者，地理位置上的、历史关系上的还是信仰归属上的？

1 地理意义上的界定

地理位置也许是身份问题最容易提及的方面。就现在的土耳其而言，领土只有3%位于欧洲大陆境内，剩余的97%都在亚洲。这种地理定位使其很难宣称自己是个欧洲国家。欧盟的成员国也这样认为，并且他们也曾建议土耳其领导人将目光转向亚洲。然而这个小小的数字“3”却能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特别是对罗马帝国和奥托曼帝国的回忆。罗马帝王在早期的七个世纪里，全都致力于帝国版图的扩张。他们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帝国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直到奥古斯都，这一征战的习俗才被停止；他留下遗愿希望继任者们能维持自然给的天然屏障，即：西至大西洋，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边以幼发拉底河为界而南则以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为界。大多数继任者都维持了这个版图，除了图拉真。图拉真曾派遣军队深入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穿过阿美尼亚的山区，最终到达波斯湾。罗马帝国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的帝国。今日的土耳其，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角，亚洲部分则主要在小亚细亚。从此意义上讲，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今日土耳其的版图曾经是历史上欧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土耳其”曾经是欧洲的。

另外一个记忆是关于奥托曼帝国。由于蒙古军队的入侵，奥托曼人在13世纪时从中亚移居到小亚细亚，因而奥托曼帝国通常被认为具有中亚起源。作为帝国的奠基人，奥斯曼接受了伊斯兰的“圣战”思想，成功地将他的部落子民整合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并开启了建立横跨亚欧大陆帝国的伟大事业。因此，奥托曼帝国从一开始便极大地倚赖于军事扩张。早期的奥托曼子民也将自己定位为“圣战”战士，尝试通过流血牺牲来通达信仰。王位继承争夺中的兄弟残杀进一步地强化了帝王对权力的迷信并为整个民族染上了军事主义的色彩。他们总是在征战和扩张，而西方也成为了最重要的拓展方向。苏莱曼一世是最杰出的奥斯曼帝王。在他的统治期内（公元1520-1566年），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在忙于彼此征战。得益于此，苏莱曼发动了七次西进战争，成功将帝國版图推进到匈牙利平原，直视当时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到此时，奥托曼帝国到达极盛，帝国的版图也极大地动摇了西欧传统的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如丹尼尔·戈夫曼指出的，如果我们以伊斯坦布尔，奥斯曼1457年之后的都城以及拜占庭帝国之前的首都，为世界的中心；奥托曼与欧洲其他部分的关系会截然不同，因为这样的西欧和奥托曼帝国可被分别称为远西和近西。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属于大西方社会。

2 历史和社会意义上的界定

地理定位并不能清晰定位西欧和今日土耳其的关系。由于身份也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历史和社会因素也将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土耳其身份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这个国家发源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常识告诉我们奥斯曼帝国起源于中亚，它的谱系，至少在男性这一支上，是土耳其的。但奥托曼酋长国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政治体制，都极大地学习了波斯、阿拉伯地区、拜占庭帝国以及意大利的城邦。在帝国开始征途之后，欧洲国家的影响变得尤其重要。早期，帝国不仅与拜占庭为邻，也与正教国家在领土上分不清你我。它的埃米尔迅速与热那亚和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处于这样一种中间地带，奥斯曼人证明擅长向他们的欧洲邻居借鉴和学习。奥托曼政体的官僚体制和行政模式较多地借鉴于拜占庭，而其商业和经济政策则更多地模仿热那亚和威尼斯。奥托曼人迎娶的新娘和妓女也越来越多地来自欧洲国家和王朝，这一趋势进一步地将欧洲生活方式带入奥托曼的个人生活；而对于帝王而言，这种联姻甚至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奥罕与拜占庭帝王约翰四世女儿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缓解了双方政治上的对立。通过联姻来保障联盟和条约，这一思想也许是奥斯曼人从拜占庭人那里学来的。

奥托曼基于经济、社会和军事紧密度的新大欧洲身份很快就被其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所破坏。1453年之后，奥托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直接对立，无论是在巴尔干半岛，还是在地中海区域。奥托曼的入侵极大地触怒了所有基督教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这位伊斯兰对手直接接壤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威尼斯。奥斯曼继续西进的可能性极大，这就加剧了欧洲世界对这个新生力量的仇视和反感。然而事实上，奥托曼承担起了之前拜占庭帝国在与西欧接触中的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宗教领域的诸多义务。因此，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奥托曼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重生，尽管这个重生有些畸形。征服使得东地中海世界所有商人的政府都意识到了与这个崛起帝国建立商业和政治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并积极在其领土内建立居住点。早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意大利人就与奥托曼签署了一项协议来确保其在加拉塔的热那亚殖民地。听闻此消息，威尼斯人迅速作出反应，加快派遣代表磋商商业条约。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等亦相继加入了这个行列。

奥托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在商业和社会领域的密切交往强烈呼吁双方的互谅。尽管奥托曼官员没有兴趣在欧洲国家的首都派驻外交使团，欧洲领导人却在伊斯坦布尔、阿勒颇、亚历山大等奥托曼城市派驻了外交使团去学习怎样与这个新生势力商讨和相处，这也为现代外交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戈夫曼指出的：“现代世界外交体系的一些最重要的元素（常驻使团、治外法权和互惠）的形成都归功于弗洛伦撒、热那亚和威尼斯派驻奥托曼境内驻地长官的经验”。

奥托曼帝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商业合作和外事交流加深了他们在大欧洲地区的共同所属。欧洲国家依国家的力量来判断欧洲的形势，并将奥托曼帝国当做平等的一员。在威尼斯帝国和奥托曼发生对立的初期，许多欧洲国家都选择了中立。但随着奥托曼帝国在随后几个世纪的繁荣发展，这种情势发生了变化。许多曾经中立的国家更愿意在战争中选择与强大并充满热情的力量结成同盟，克里特的情况便是例证。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船只都曾为奥托曼的军队提供供给和交通运输，这直接导致了1669年威尼斯在克里特的失利。

急剧的扩张也给奥托曼带来了问题。由于版图过大，到十六世纪末时，奥托曼的国家机器已经变得官僚化和非中央化。这就导致了权力的分散，也使得苏丹政府很难控制和集中国家的军事力量。到十六世纪中叶，奥托曼人发现已经很难打败威尼斯人了，更不用说强大的哈布斯堡。荷兰和英国的海盗对奥托曼军事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减弱了欧洲人对这个区域的惧怕。协商甚至退让越来越成为了奥托曼处理与欧洲国家关系政策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欧洲扩张和殖民主义的发展使得17世纪晚期的大欧洲世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样态。地中海地区不再是它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西北欧。欧洲国家的主要关注点也从东南边界的地界转移到了美洲和东亚。从而，奥托曼帝国不再似以往那样具有影响力，而仅仅只是“这些国家中的二流力量”。进入现代，奥托曼再次成为欧洲的威胁，这次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弱小；因为此时的帝国俨然成为了“欧洲病夫”。

3 宗教意义上的界定

1923年10月，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托曼帝国的旧版图上崛起。从诞生之始，共和国的领导者就效仿西方，特别是欧洲模式，从国家政体到社会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为土耳其贴上西方国家的标签。而对西欧国家，土耳其曾经的军国主义、野蛮、独裁以及漫布的异国情调仍充斥着他们的脑海，所有的这些都使他们不愿张开双臂欢迎土耳其进入其欧洲大家庭。从本质上讲，这关乎着文化所属，特别是宗教层面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人们不愿提及的敏感问题，但它的存在确是不容忽视的。欧盟成员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土耳其则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宗教，也都起源于近东统一的教义。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带来和谐，反而是极端的仇视。这可从《圣经》中伊萨克和伊斯梅尔的故事中找到起源。在犹太基督的版本里，上帝让亚伯拉罕献祭他妻子莎拉为他生的儿子伊莎克以示信仰；而在伊斯兰的版本里，被献祭的儿子变为了亚伯拉罕女仆为他所生的长子伊斯梅尔。因此，小儿子伊莎克成为了希伯来人的祖先，而伊斯梅尔则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一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双方长久的对立。两种宗教都具有侵略性的一神论和普世主义，这驱使他们激烈地排斥甚至是迫害敌对信条，特别是对方宗教的。伊斯兰总是在征服和扩张的路上，基督教也是。尽管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概念—“圣战”和十字军东征，本质却是完全相同的。从此看来，历史上他们对对方的敌视就是很自然的了，特别是权威极少受到挑战的西欧。他们极力推崇伊斯兰威胁论，正如萨义德指出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伊斯兰就象征着恐怖、破坏、邪恶可憎的野蛮人群体。对欧洲而言，伊斯兰就是永久的伤”。

當历史进入现代，世俗化成为主流。然而这两种文明之间的敌对并没有消解，反而更加严重。原因在于这种对立还关涉到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政治策略等。也有人从宗教所属上找答案。穆斯林惧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和影响，并进行了积极的抵制。他们宣称西方文化纯粹是一种物质和无道德的文化，西方珍视的宗教也不仅仅是个错误，还是极大的缺陷。因此，穆斯林有责任抵制和对抗物质化的西方。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共有28次冲突。其中，19次是与基督徒发生的；在这19次中，有11次是与东正教徒，其余7次是与非洲和东南亚的天主教徒。伊斯兰是最具侵略性的宗教这一事实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由于现今世界政治最显著的两大问题—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都在广义上与伊斯兰有着直接的关联，西方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伊斯兰是个威胁，而它也确实是。

尽管有着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土耳其仍试图靠近西方。它也清楚地表达了希望入盟的愿望。然而，西方，特别是欧洲并不能轻易地接受土耳其，尽管他们很需要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协调。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穆斯林移民，他们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并无丝毫意愿融入移入国的文化。同时，欧洲社会普遍地也缺少吸收移民的热情，这也牵涉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大量持续的土耳其移民有可能会将移入国分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两个群体。就此，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已经采取措施控制和限制穆斯林移民的入境。假设土耳其获得欧盟的成员国资格，它的6亿穆斯林人口将在所有成员国内享有自由流动，因为这是欧盟给予其公民的权利。面对此，欧盟不禁担心血腥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一些欧盟政治家最近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言论称欧盟无需对其焦虑进行遮掩，并应对土耳其勇敢地说“不”（黄伟民 343页）。

综上，尽管土耳其与欧洲大陆各国在地缘上亲近，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交互影响，但鉴于其浓重的伊斯兰文明，具有基督教属性的欧洲各国以及当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仍难将其视为其中普通的一员。宗教作为历史长期的符码，在短期内不会消散或改变，因而土耳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在短期内亦仍难有突破，也许二者可以在正式成员国之外寻求其他的合作途径。

参考文献

1.参见Carol L. Delaney， Abraham on Trial：the social legacy of Biblical myt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塞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指出伊斯兰文明是唯一曾威胁过西方存在的文明，而且威胁至少发生过两次（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3.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8， p. 59-60.

4.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