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巧丽

摘 要：档案与文学在历史早期文字出现之时，本出同源，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档案对历史各方面的进行严肃认真的记录，而文学则渗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开始与档案分道扬镳。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又体现出了同源两生的互助作用。本文将从档案与文学的发源与发展说起，论述了档案与文学在各自发展中体现出的互助作用。

关键词：档案；文学；互助作用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从未断绝。这一现象是与我国自古而来的对档案编修的重视程度是分不开的。而自古以来我国的档案工作，就是和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与文字产生同时，与档案事业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档案与文学作为两种文字传递信息的不同方式，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直接或间接的对历史的总结，对现况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测。在上古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文字并被大量用于记录时事之时，随之而来出现的也是文学创作和档案记录的萌芽时期，从这一层面而言，二者是隶出同源。但在二者各自发展时，分别着重于各自特色的重点：档案一直沿袭了记叙的真实性，而文学则逐渐加深了文人的个人情感比重，开始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期。

从上古时期开始，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大量丰富、珍贵的原始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它们是早期的文学创作文本；但是在史料研究者的眼中，他们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初期形成的一些档案记录。故此而论，档案与文学二者的发源是同归一处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从档案史料中寻求素材与创作灵感。鉴于此种现象，我们可以说，在二者各自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与文学是源出同根，却花开两朵，而最后又在反映社会的目的等方面，达到殊途同归。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档案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它几乎包括了当时民生的所有内容。其最初作用是用于对事件的占卜。一块完整的甲骨卜辞，上面大体上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几个部分。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的一种文书档案形式。而这些卜辞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叙述都较为详细，所以这些卜辞又可以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在这段时期内，资料集合都表现出“文史不分家”的特点，他们的创作者也具备档案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多重社会角色作品也具有文学的随行和档案的严谨等多重特色。这一时期我们很难将档案编修和文学创作强行分而论之。

但是，随着社会变迁，档案与档案工作也在发生变化。至秦时焚书坑儒，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档案、经书被焚毁，对我国历史文化财富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自秦汉时期重新建立起的档案随着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开始逐渐从私人编篡的断代诸国文献资料，转向由统治阶级对前朝与当世各项的文献资料有意进行的编修整合，便于后世人进行书案间的参考。

而至西汉司马迁时，已将过去的档案、野史以及部分杂书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裁剪，使这一时期之前庞杂的文字资料熔化为文体一致、形式整齐的历史巨著。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称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带有“实录精神”。在这种影响下，档案编篡和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三国志》表现出了档案整合编篡的严谨性，编修过程中不具有作者的個人感情色彩，忠于当时当世的原始情况；而《三国志演义》则用文学色彩重新“演绎”了三国历史，行文中充满了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甚至以戏说的笔法来对历史人物进行二次创作，美化或丑化人物。可以看出，档案编篡过程中因受“实录精神”而体现了强大的历史严谨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文学创作中更侧重于感性的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分歧使得两者在发展道路上呈现出分道扬镳之势。

但我们仍要意识到，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共生且利用的承接关系，也不是各自发展以呈分庭抗礼的姿态，而是形成一种极富理论探讨意义的实践归纳与总结。历史上的档案记录是对以真人实事进行较为客观记述，而文学则是想象和虚构占有较大比重的情感宣泄的精神现象。故此现代人总结出了“档案文学”这一概念：“档案文学”是档案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的作家、作者依据自己的审美意识创作的反映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档案事业与其他事业、档案与社会关系的文学作品。档案文学具有档案和文学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是档案特征，颂赞从古至今的档案工作者研究员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在这种精神传承之下，档案事业才能够避免某些不正之风阻碍其健康发展，从而达到推动社会进步新的作用；另一方面为文学特征，用抒情化文艺化的笔法，感性地描述档案工作者们工作生活的点滴，主要传达的是一种工作精神。二者的特征差异主要是在感性和理性精神层面的笔法表现。

可以说，在二者的发展中，档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纵观历史，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档案，选择素材或吸取继承前人的文学精华，创作出曲折生动、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使得作品经久不衰。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其目的都是为记录真实的历史，为了能够更好的记载史实，文学性被放置于后。但其中的部分叙事散文，例如《曹刿论战》等名篇，表现出了文史结合后所催生而出的强大的文学价值，丝毫不弱于其史学价值。现今的档案作为珍贵的国家历史财富，依旧发挥着它曾经的作用和价值，而究其本体内容性质与发展历程，可谓之是一系列对于现代的《资治通鉴》，对现今的档案学发展具有强大的借鉴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