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书，主要是指业余读书。许多朋友劝我写写这方面的生活。我也觉得似乎很有必要。一个人的生活，大致是由两个板块组合而成的：一个是正业，一个是业余。但是，由于人们的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环境不同，志趣不同，修养不同等等，因而业余生活也就千种万样，不一而足了。我的业余爱好很广泛，喜欢弹琴绘画听音乐，登山上树下象棋，也喜欢书法和滑冰，但最喜欢的项目是旅游。我以为旅游比做皇帝更好，更有意思，假如条件许可，我愿走遍全世界。然而，假如不是生活。我终于没有走出去，于是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就读书。我的读书生活，经历过几个艰难而有趣的阶段。不容易！（一）我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土少石多的自然环境里。从记忆起，就看惯了那里的天光山色，儳岩绝壁；听惯了那里的风声水声鸟声，以及各种昆虫的鸣叫声；闻惯了那里的花香草香和药香，以及羊粪牛粪的异味儿。童年时期，我的正当职业是种地、放牛、砍山柴；业余生活则是另一番天地。春天，花间扑蝴蝶，上树掏麻雀；夏天，蒿草丛中捉蝈蝈，门前河湾儿学游泳；秋天，上山掰蘑菇，采榛子，捋杏叶（备冬）；冬天，拾牛粪、溜冰、踢毛儿（毽子）。白天，看树叶，观流云；黑夜，数星星，望月亮。业余生活可真是丰富多彩。灵丘南山，是当年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那里有许多英雄和英雄的故事，而我的故乡曲回寺村，又曾是白求恩后方医院的所在地，白求恩本人在这里住过不短的时间。他的故事化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至今流传不绝。曲回寺还是唐代佛教圣地，现存的三百六十座地藏佛冢和它的美丽故事、神话传说，在这个阶段也都构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所有这些自然的和人文的童年业余生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影响了我性格的形成和后来的整个人生选择，形成了我热爱自然、喜欢历史、亲近哲学的志趣，萌动了豪放、豁达、飘逸、浪漫的情愫。记得，我在大同师范读书时，写过一篇万余字的日记——《暑假生活》，受到语文教师班主任张建猷老师的高度赞扬。他在语文教研室里，送给所有的老师传阅。老师们说：“罕见，罕见，真是深山出俊鸟！”私下里张老师对我说：“你真是个才子，但千万不要骄傲。”我知道不要骄傲的意思，却不明白“才子”是个什么东西，更不了解才子和骄傲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没有问，老师也没有讲，留下一个空档。以致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碰了好多钉子，走了好多弯路……童年的生活有苦也有甜，有喜也有忧。不过，我觉得对于一个人说来，酸甜苦辣都是财富。（二）1950年端阳节那天，父亲送我到灵丘下关完小去念书。为什么要选端阳节？父亲说端阳节是纪念屈原殉国的日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成为屈原一样的人物。父亲的良苦用心，极大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于是带着少年的梦幻，开始了学生生活。那年我十一岁，直接插读五年级的后半段。在此之前，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已经有些识字基础，认识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念过《百家姓》，晋察冀小学识字课本，还念过耗子娶媳妇——《无影传》等等。这点基础显然非常可怜，作为五年级后半段的插班生，学习方面的吃力状况，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初生犊儿不怕虎，那时除了勇气、决心和信心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准备。老师上地理课，我听不懂，竟然把“地理”理解成“地雷”，闹出了笑话。老师上算术，讲大括号（{）、中括号（[]）和小括号（），我认为老师是在画云彩，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教数学的马名誉老师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在黑板的右上角写出“2+3”的算式，问我能不能读出来？我说能，就高声读道：“二十三……”这一段，我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抄课本。插班生没有课本。为了跟班补课，便于听课，我下决心把五年级所有的教材都从头至尾抄下来，装订成册，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政治。珠算、音乐、体育、图画也没有教科书，老师说那就不要抄了。抄书是一件很苦很苦的事，特别是复制地图，难度就更大了。总是画不对，但总是要画下来，常常搞得焦头烂额，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屁股生疮。但是抄书也有抄书的好处，这些教材通过亲手一抄，简直等于预习一遍。说也怪，我的学习成绩惊人地提高了。不仅补了课，赶了课，而且大踏步地站到队列的前边去了。寒假考试，成了五年级班里的第三名。老师们感到非常吃惊，同学们也都刮目相看了。校长王举义老师说：“我教书三十年，头一坎遇到钟声扬这样的学生。”我自己也很高兴，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好成绩，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种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糟糕的是，这时我的眼睛开始近视了，以致成为终身的遗憾。学校的体育课，没有篮球可打，没有足球可踢，更没有单杠双杠可玩。体育课多半是扔手榴弹、爬山或者摔跤比赛。实际上没有手榴弹，而是扔石子儿。在这些活动中，我常常是第一名。这大概与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较早的体力活动有关系。但那时候胜者都不给奖品，总是站起队来，由老师宣布一下获奖者的名字，同学们鼓鼓掌就完了，实在没劲。那阵子，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下关镇的集市上经常搞宣传，完小师生每次必到，而且首当其冲。下关镇是灵丘南山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下关镇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被称作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下关镇一向是三、六、九单日集，每一个月我参加九次街头演讲。开始是老师写稿由我去念，后来是自己写，自己念；再后来就是不带稿子也敢去讲了。挺叫好。每讲一次，那些赶集的老乡们，都要给鼓掌，或者跟着我喊口号。这样，就鼓起了我的信心，壮大了我的胆子。此时，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学演讲。集日，到街上去讲；非集日，就到西小河的树林里去讲。开始不敢挥动手臂，后来就敢了。先是挥动一只手，后来是两只手。西小河的流水响声很大，杨树林大片大片地连在一起，风从二道岭吹过来，水声、树声、鸟声搅在一起，很热闹。这些声音，随着风力的大小强弱时远时近，时高时低。我常把它想象成群众集会，坚持练习，受益匪浅。讲演是掌握语言、运用语言、增强表达能力的一种很好的形式。讲演使我的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1951年“六一”，我写了一篇文章——《“六一”的早晨》，受到了墙报主办老师王子文的夸奖，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青山飘起了鱼肚白”——王老师拍案叫绝：“醒目，醒目！”说我很有文学才气，劝我今后要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当一名象样的作家。记得，在场的老师们都附和了王老师的话……后来听说王老师当了右派，其中有一条罪状就是鼓励学生成名成家，我心中为之茫然。这种情绪促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形成了愤发读书的习惯，总觉得稍有懈怠，便对不起这位最早发现我的独具慧眼的王老师。（三）1952年，我从灵丘下关完小考上了察哈尔省大同师范。入校后，除了紧张的正课学习之外，主要是读课外书。大同师范的藏书很多。据说，比当时的大同一中、大同二中、大同女中的藏书都多。对一个学校说来，藏书多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学术实力的标志。我的课余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图书阅览室。星期天，有时也和同学们打打篮球，或者玩玩小皮球，但由于眼睛近视，这种爱好受到了限制。有时结伴到城墙上去转转，或者钻碉堡，观赏男女幽会时的留言和漫画；有时就到御河边儿上去骑铁牛，或者去兰池街逛商场。但是，不论走到哪里，我总要带本书，抽空就读它几行，并与眼前身边的景物和景象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想象，达到了入迷的程度。这个时期读书很快，很多，也很乱，见书就读，谈不上选择。有点儿饥不择食。我当时的精力充沛，不疲倦，不瞌睡，中午从不休息。晚上睡得迟，早晨起得早。宿舍熄灯后，我常在走廊或厕所里读书，每每被班主任老师查铺时抓住而受批评。但是，这个缺点一直没有改掉，以致被写进了“学生操行”的评语中。老师是伟大的。老师知道我这个“不能按时作息”的“缺点”以后，及时地对我的阅读作了指导，特意开列了一个名人名著的单子给我。其中有莎士比亚、拜伦、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歌德以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些名著，如《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祖国》《白桦≥《海鸥》《磨刀石农场》《勇敢》《被开垦的处女地》《怎么办》《静静的顿河》《艰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等等。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和《母亲》，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老师所介绍的这些书，有些从图书馆借不到，我就到北街新华书店去偷读。书店是卖书的地方，而不是阅览室，在书店读书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知道。好在我认识了一个售书员，这是个小姑娘，长得很漂亮，据说是河北蔚县人。她父亲是大同市街头上一个弹弦卖唱的流浪艺人。不知是个什么机遇，小姑娘来到书店卖书。她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或者还有其他因素，反正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到星期天，书店一开门，我就蹲在她指定的角落里读我喜欢的书。一次读不完，下次来可以接着读。她对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要把书弄脏。”我没有钱买书，借书读，又是商品书，自然每次都格外小心。我在大同北街新华书店读了不少书，很感激这位小姑娘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可惜我竟没有问过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姓王，大家都叫她“小王”，我也叫她“小王”。几年后，我又几次去找她，都说小王调走了。中国的“小王”太多了，人海茫茫，我到哪里去找我这位当年的书友呢？呜呼，“小王”！有时，我也去大同市文化馆去读书，但那里坏境很差，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光线也不好。后来不去了。兰池街有个小书铺，叫康定书铺。那里的图书多半是出租，不出售。少量出售的也多半是一些旧书，如《大八义》《小八义》《五女兴唐传》《呼延庆打擂》《玉环记》《金玉琢》《梁山泊与祝英台》，还有《野鸳鸯》《绿牡丹》……这些书，我都不大喜欢读。后来我选购了一本《青年文库》，很不错的，是“五四”时期青年优秀文库的选集。我在大同师范就读三年，每学期平均读三十多本课外书，六个学期下来，总计大约读一千多万字的东西。有些读得细，有些读得粗，有些是生吞活剥，半懂不懂。尽管这样，这一些涉略都为我后来的阅读打下了基础。我怀念这段生活，感谢我的母校和老师。（四）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完小五年级班主任教师。正业是教书，业余还是读书。当时的工资是25.32元，我领下第一个月工资就跑到大同市北街那个新华书店，买回了《唐璜》《普希金诗文集》等一大堆书。月底一结账，囊空如洗，分文不明。向几个学生借钱才交了伙食费，弄得非常狼狈。自我解嘲道：“真晦气，现在穷得只剩几本书了。”校长知道了这件事，脸都变啦，恼狠狠地说：“活该！”他认为，教书和读书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教书就不能读书，要读书就不能教书。即使读也只能读教科书，而不能读“杂书”，更不能读文艺书。他说，文艺书都是那些反动文人们胡编乱诌的玩艺儿，没有一句正经话，都是教人学坏的。所以，这个时期我的读书必须转入“地下活动”——夜读。我给自己想了个名字“猫头鹰”。记得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记载这段生活：“猫头鹰，真精神，白天想主意，黑夜总执勤，哈哈一声笑，吓死小爬虫。”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到驾遇造村与孟家造村之间的小河沟里去读《神曲》。地上太潮湿，我就骑在一棵老苹果的斜枝上高声朗读起来。不料，校长正在河边洗衣裳，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衣裳也没有洗完就挟起包袱走开了。后来在教师之间散布说： “哼哼，那是个小书迷。”我听了很高兴，反馈道：“嗯嗯，我得好好读书，要不就对不起校长给我的这个光荣的封号。屁！”校长气坏了，差一点儿发作起来。书读多了，眼界就开了，胆气就壮了，思想就活了，想象就更丰富了。觉得这个世界真大呵，生活真美！我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呢？进而便产生了不仅想读而且想写的激情。从早到晚心里痒痒的，总想写点什么，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种种感受。过罢“六一”，我用墙报废纸订起一个大本子，开始了秘密写诗的地下活动。每天都在做贼，不过我偷的不是其他而是时间。何此如此呢？这是由当时昀一些错误观念造成的说怪不怪的怪现象，无可奈何心不死。（一）正业和业余的矛盾观。当时我的周围有些同志认为“一心不能二用”，贪读教材以外的东西，就意味着专业思想（即当教师的思想）不巩固。而专业思想不巩固，对于教师这样一个特种兵说来就是一条大大的罪状，一上纲上线，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星期六教师生活会上过不了关；重则，大有摔掉饭碗儿的危险。你不怕行吗？生活的经验告诉我，还是夹紧尾巴好。（二）诗歌创作的神秘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诗言志”被认为是某些“才子”的专利。凡有志于诗歌创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疯子”，或者是“呆子”，至少是神经不正常。所以，现实生活中吟咏者居多，涉笔甚少。当时，我正读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谈诗的秘密》一书，觉得神秘得有理。然而，这种神秘感恰恰更加强烈地激发了我揭开神秘的火一般的欲望，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而另一个方面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我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竟敢写诗，岂不狂妄！“好好地编写教案吧，伙计。”有人警告我说。这一段，我的心里十分矛盾，情绪相当不好。然而也怪，越是情绪不好，越是想写诗，想读书。第三，校长的威严观。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障碍。我的第一任上司×校长，据说些年曾是山西敢死队的成员。非常厉害，我一方面怕他，一方面恨他，甚至盼望他得个急病快死掉算了。他一再劝我少读书，说：“书读多了，人就变呆了。”他说，他自己就没有读什么书，反而当了校长，而且是全县三十多个完小中最好的校长。“你们读书多的反而当了教员，都得听我这个没读书的呢！哈哈！”校长得意地说。“只要听话就行了！”校长点明了对我进行“个别谈话”的主题之后，走了。校长的话似乎很有道理，我当面说过好几个“是”字，但是内心深处却并不服气，比如文盲当校长，我就认为很不正常，是一种历史的错误。我觉得，时来运转后我应该给他当校长才对。不过这种想法只藏在心里，表示不服的方式是不听话，不听话的行动是：读书。这个时期，我就像小猪儿拱开了萝卜窖，一口气读了许多书。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克雷洛夫、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雪莱、拜伦、惠特曼、泰戈尔、马克·吐温、小林多喜二、伊索、丹封、格林，以及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作品等等。这些书籍的封面上，大多有作者的头像，而这些头像又多是“卷毛货”——洋鬼子。校长认为，“洋鬼子”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牲口！”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越是偷偷摸摸干的事越是效率特别高。我在这所完小共有六个月，截止暑假前夕，我不仅读了那么多世界名著，而且写满了那个大本子，约有五百多首小诗。这些小诗的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有社会的、人生的、自然的；有歌颂的、批评的、预言的。那时，爱情的感觉已在心中萌动，所以这本诗集里也有不少属于爱情的试笔。那种感觉虽然非常朦胧、空泛而浪漫，而且多半是象征性的和比喻性的，但是毫不隐讳，字里行间已经有那个意思了。真的！那时我还有个笔名：野蜂。我在大同师范读书时，因为文章写得好，有韵味儿，同学们给我送了个笔名：蜜蜂作家。那时我很自豪，觉得这个外号不错，可到了这阵儿又觉得不够意思了，没劲儿。想了几天，决定用“野蜂”这个笔名。当时想，这个名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可以自由飞翔，哪儿的花香就往哪儿飞，不受任何约束；二是可以实现自卫。野蜂有一个很厉害的尾镝，谁要伤害我，就狠狠地刺他一家伙，满足自己的某种报复情绪。显然，这一切都是孩子气的恶作剧心理，但当时却做得很认真，一本正经……东西写出来了，写了那么多，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很自信——我相信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表达力，但是总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很想找一位权威给予认定。找谁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山西日报上看到了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这个名字，很高兴。于是，我就把这部诗集寄给了他。二十天以后，李束为同志附信退稿，在信中写道：“诗稿读了一遍，觉得很有才气。希选改几首，誊清寄我。”还有些别的鼓励的话，记不清了。不久，校长在一次会上提到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也很生气。后来听说，校长经常偷看师生的来信，这是他多年的习惯。这是为什么呢？村里边人们知道底细的悄悄告诉我说，校长有贪污之嫌，做贼心虚，害怕有人揭发他，所以才下这工夫。我突然来了“灵感”，觉得应当认真捅他一下了，撵跑这个读书和写书的障碍物，害人精。说干就干。我也下了几天工夫，从师生中和村里边，搜集到了校长的十几项贪污事实，写成材料，坐火车专程送给教育局。教育局立即派员查证落实，查证落实的结论是：反映属实。校长被撤职，调到一个偏远的小学校以观后效去了。我到一所新完小，去当六年级班主任，提了一格。于是有点得意忘形起来，竟忘记了给李束为同志选改诗稿的事，从而失去了一个起步的良机……（五）我到了新完小，遇上了一位很有水平的新领导。他年轻，有魄力，事业心强。他自己喜欢读书，也提倡师生认真读书。在他的支持下，我帮助各年级学生制订了课外读书讣划，并且定期举办读书心得座谈会。我当了课外辅导员，深受师生和家长们的欢迎，心情格外愉快。这所新完小，离内蒙古的丰镇很近。星期天，我常常带着学生，装着干粮到草原上去读书，去朗诵，去观察；采花，捕鼠，逮野鸡；仰面躺在草丛中，倾听高空中那百灵乌的婉转嘹亮的歌声……活得潇洒、浪漫而富有诗意……“官司”赢了以后，我对哲学和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假日，从堡子湾上车，跑回母校大同师范，找到老师和正在中师班的庞乃高等同学，向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大包这方面的书。背回学校，利用工余时间疯狂地读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青年思想杂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这些书，使我开始懂得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从而结束充满空幻的少年梦，开始进入了阳光灿烂的青年期。那年，我正好十八岁。我觉得似乎懂事了。我开始自觉地把工作——读书——写作有机地联系起来，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个循环，成了后来难以改变的习惯，以致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和事业选择。这个阶段，我写了一千多首短诗，做了五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且开始了一部长诗的构思。教学相长，是一条真理。我主张在教学方法上做大胆的改革，实事求是地把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全面迅速地提高了教学质量。我与校长“二人台”的六年级毕业班，参加中考的三十名学生，录取二十八名，名列全县榜首，引起了全县各界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六）7月下旬，我被作为特殊人才调入大同县委会工作。县委会驻地在大同市。比起乡下来，这是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和思考问题的环境。县委书记是位学者型领导，从事宣传工作多年，满腹经纶，谈吐不凡。认为我少年有志，特别赏识和器重我。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搞调查研究。他到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部队，到商店，甚至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要把我带上。同我谈读书，谈工作，谈做人，谈理想，谈事业，还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考问我，启发我。——拓跋硅哪一年在平城建都？——魏孝文帝的最大政绩是什么？——上下华严寺的建筑风格有哪些特点？——九龙壁为什么是“九龙”，而不是“十龙”？“九”的含义是什么？——《易经》是本什么书？……他熟悉《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还能背诵唐宋诗词中的许多名篇名句。那时，我的古典文学基础几乎等于零，在他的面前，我无论如何也骄傲不起来。他扶了扶眼镜儿劝我说：以后不仅要读“黄毛”的书，还要读“黑毛”的书。我接受他的指导，又制订了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计划。这个读书计划刚开始实施，并模仿性地写了几首“七律”、“七绝”，填了几篇“沁园春”、“水调歌头”、“西江月”、“贺新郎”之类的词。兴致正浓时，反右斗争开始了。我生怕当右派，不仅完全停止了读书和写作，而且悄悄地烧掉了许多旧作书稿。短诗不说，最痛心的是那两部长诗，一部是三千六百行的叙事长诗《春花与小蜂》，一部是已经完成两千行的诗体小说《秋妮》。后来虽曾几度想重新抄出，但时过境迁，再也记不起来了。此前，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讲出去，担心有人抓辫子，诬说我“焚烧罪证”，到时候那就恐怕打死也说不清了。唉唉，世上为什么有些人偏偏要从最坏的方面设想别人呢？仿佛不把别人的脸涂黑，他自己的太阳就升不起来。一个秋天的黄昏，书记同我在御河桥上散步时，郑重地提醒我说：“你去念念大学吧。”当时我很激动，觉得书记很理解我，因为念大学的念头已心藏很久了。然而怎么去念呢？我不禁又陷入了一片茫然。大雪初飘时，因为工作变动我离开了这位良师益友，但他的提醒像山谷的长风，吹绿了我心中的杨柳……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家的体温都很高。主旋律是：比学赶帮超；效率要求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在一座矿山工作，在这场热流大潮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洗礼，增长了才干，坚定了向前跨上一步的决心。为了实现“念念大学”的目标，我白天进行紧张的工作和劳动，晚上就同公务员小杨住在一起，为的是多用他一点煤油，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工余时间，虽通宵达旦而乐此不惫。先后大约共用半年工夫，就自学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全部文科课程，而且竟奇迹般地考进了大学中文系。在人生的陡坡上，终于登上了又一个新的高度，开始了全新的读书生活。有人问我的业余读书经验，我说没有经验，只有感受。假如可以概括的话，是这样的十六个字：“把握主次，一心二用，争分夺秒，敢于舍命。”不敢舍，便不能取。我从入小学到出大学，在校读书时间总计用去6年多一点。朋友们觉得不能理解，其实并无奥妙，用一句话说：“要自学，要靠自己学。”如此而已，岂有他途！现在，我当了诗人.成了作家，似乎了不得，闪出了光。但我深知，这光不是金光，而是磷光——萤火虫的光，冷光，根本没有含金量。不说也罢。此刻，不禁又记起了那位可敬的校长的名言：“书读多了，人就变呆了。”我真后悔哟，我不该读书，而当继续翻阅故乡的那些永远读不透的山山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