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

儿子想过，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但他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千里之外，紧赶慢赶，回来才知道，妈妈已经断气八个小时了。妈妈的遗体从医院移至殡仪馆。古城风俗，亲人去世，只停三天。太平间抬出来的妈妈，与往日无异，只是脸色惨白，就像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在担架上睡着了。一向睡眠不好的妈妈，不管被人怎样动来动去都不醒，这不像是她的风格呀！儿子忍不住冲上去，要亲手把妈妈抱进车里，马上被拉住了。有人嘱咐“自己家里人不能动”。阴阳两界之间，总是有那么多莫名的规矩。这次住院，陪伴在侧的两个女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女儿小心地问：“妈妈，要不要儿子回来？”妈妈破例没有反对，稍稍停顿一下，轻轻地点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这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妈妈，每次生病住院都没有告诉过儿子，从来都不愿意惊扰他。事后，只是避重就轻地说几句。而粗心的儿子，每次在电话里得到的，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假情报。就在儿子接到召唤，立即动身的时候，妈妈进入了弥留之际，与死神进行最后的抗争。凌晨一点多，妈妈出现了幻觉，人突然有精神了，对着门口的护士喊：“你是谁？你是谁？你走！你走！讨厌！讨厌！”守护在一旁的女儿暗自惊诧，此刻，妈妈莫非遭到传说中“索命小鬼”的纠缠，她并不是对着护士喊叫，而是前来勾命的小鬼。凌晨两点，妈妈的呼吸逐渐微弱，最后，喃喃叫着身边的女儿：“我恐怕是不行了……”两个女儿大声呼唤：“妈妈，妈妈……”妈妈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儿子听说，对于濒死者，最后消失的是听觉。一个人最后是带着听觉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对于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不想他听到的话即便在最后的关头也不要说；而最后的呼唤非常重要，尽管得不到回应，但毕竟给了他这个世界最后的感觉。妈妈，在你最后的时刻，儿子没有加入到对你的呼唤中，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你感觉遗憾吗？妈妈！妈妈灵堂前，儿子又见到已经多年没见的那些“阿姨”——妈妈的同学、同事和朋友。这些身躯佝偻，步履蹒跚的阿姨，和妈妈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是民国教育出来的女学生，但是，她们向往一个新的中国。1949年以后，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通过“革大”和各种“干训班”的短期训练，参加了工作，填补了新政权急需干部的空缺。50年代，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嫁给了那些来自北方的军人、南下干部，或者从当地“土改根子”中选拔出来的干部。革命和婚姻改变了她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她们，这些热情、浪漫的女学生们积极上进，憧憬未来。不过，革命需要她们更多的是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如果认真研究这个群体，即使经过了漫长的改造，她们中间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被提拔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上。儿子对妈妈的印象比较清晰的时候，都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了。那个时候的妈妈是一个物质的妈妈，劳动，寻找食物，用胡萝卜叶子煮饭，用鱼肝油炒菜……妈妈更年轻的时候，她的充满青春激情的岁月是怎样的呢？儿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和许多刚刚要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想象，喜欢文学，热爱诗歌，向往理想生活。趁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常常潜入他们的卧室，看他们是否把钥匙忘在家了？如果钥匙在，就会一个个试着打开紧锁的抽屉，好奇地窥探父母的世界。爸爸抽屉里有个人档案、笔记本、文件，文件上若有“机密”或者“绝密”字样，会让儿子兴奋不已。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用红绸布包裹的一只银白色的勃朗宁手枪和子弹。每次打开那个装有手枪的抽屉，儿子就一次次练习退弹夹、装弹、上膛、打开保险、准备击发的动作，然后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举枪的姿势。在妈妈抽屉里，儿子发现了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精装笔记本，1952年8月省文化干部训练班的专用笔记本。这应该是一件礼物，在笔记本学员通讯录里没有妈妈的名字，那时，妈妈是古城法院的审判员。让儿子吃惊的是，在妈妈的笔记本里看到了诗！妈妈也喜欢诗！笔记本第一页上端，是妈妈工整的笔迹：趁着我们还在燃烧着自由之火的时候，趁着我们追求光荣的心还在跳动的时候，我的朋友啊，我们要把我们心灵里的美丽的激情，献给我们的祖国。——普希金那年，妈妈才二十三岁。儿子无法相信，这个喜欢诗歌的妈妈和眼下“文革”期间，惶惶不可自保的妈妈是同一个人吗？儿子难以相信，这个过于谨慎、唠叨、处处管着自己的妈妈，居然也有过诗歌的情怀。更巧的是，笔记本第一页的下端，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时候，儿子也有一个精装的笔记本，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也同样工整地抄写了这段话。妈妈的笔记本除了诗歌，还有恩格斯、刘少奇、赫尔岑的语录，还有妈妈写给自己的一些励志的话：人民审判员应当永远牢记日丹洛夫同志在他的论“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所说的话：斯大林同志不仅一次地指出，我们求进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使每个苏维埃人每天总结自己的工作，不怕检查自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常常考虑如何达到自己工作的最好成绩和不断地在自修上下功夫。妈妈去世以后，在整理遗物时儿子又一次看到了这个笔记本。爸爸说，妈妈的抽屉从来都是自己锁着的，他从来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妈妈的秘密被六年级的儿子看到了。从那以后，儿子对妈妈的早年生活有了兴趣，对那些阿姨们的故事也有了兴趣。妈妈有时会给儿子讲那些阿姨，甚至讲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但是从来不说自己。儿子对妈妈早年生活，只能从零星的只言片语中去想象。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得了全校跳高冠军，假期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笑一笑：“我读初中的时候，参加县运动会，得过全县女子短跑冠军。那时候的奖品，是一罐美国奶粉，还是救济品，见鬼！”儿子读小学的时候，经常要忆苦思甜，向家长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儿子对妈妈解放前一直都能读书，心存疑惑。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妈妈怎么可以读书呢？妈妈说，读师范是不用花钱的，解放前、解放后都是如此，伙食也是学校负责。妈妈回忆，读书的时候经常喝稀饭，中午、晚上也是稀饭，我们同学都说国民党办的师范学校是“稀饭学校”。从妈妈解放前的阅读兴趣推测，她当学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左翼青年，在学校热衷于读鲁迅、高尔基和苏俄文学。儿子上小学以前，夏天和妈妈在户外纳凉，她总是摇着蒲扇，对着满天星星，讲牛郎织女，讲安徒生童话，讲《我的童年》……儿子看的第一本外国书，就是家里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文革”的时候，这些书被妈妈烧掉了。妈妈喜欢音乐，嗓音洪亮，退休之后，她第一件事就是买回了一架风琴，在家自弹自唱。妈妈当学生的时候，钢琴应该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弹奏风琴则是每个师范生的基本功。妈妈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抄歌，剪贴报纸和杂志上刊载的歌曲。她得闲的时候，总是捧着手抄歌曲本或者歌曲剪贴本小声哼唱。儿子想，妈妈如此爱唱歌，如果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学习声乐，会不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呢？不过，自从1950年师范毕业在古城参加工作以后，妈妈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唱歌，而是革命，是向组织靠拢，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入党，这个目标对妈妈来说，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入党，是她一辈子跑得最辛苦的人生马拉松，也是她心里永远的痛。到了1970年代，女儿入党了，儿子也入党了，妈妈还在党外翘首以盼，还在积极要求进步。这一切都和她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有关。妈妈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古镇，她的家族是当地望族，明代以来，就居住于此。这个崇尚读书的大家族出了不少政界、学界名人。妈妈的爷爷一辈有十个兄弟，她的父亲是十兄弟中的长房长子，妈妈这辈人按照家族习惯，称父亲为伯伯，称母亲为伯妈。外祖父一辈子教书，其教师的声名远播，享誉周边的好几个县。有当地老人对儿子说，你的外祖父写得一手好字，当时我们都是求他的字来当字帖用的。外祖父一生学生无数，其中不乏各色名人。妈妈一家堪称教育世家，兄弟姊妹五个，三男两女，无一例外都读师范。除妈妈后来改行之外，其余都是教师；下一代也有教师。当地修地方志，特意记载了这个三代从教的教师之家。可是，妈妈一辈子闭口不谈父亲，一次都没有。儿子隐约听亲戚讲，早在妈妈读书的时候，就和外祖父断绝了关系。抗战胜利后，外祖父当过一段县教育科长。他其实是个不问政治的老学究，是因为在教育界的名望和影响，才被众人推举上去的。当时，外祖父在外地教书，娶了一个小老婆，外祖母则在家乡靠帮人谋生，妈妈知道后，同情母亲，便不再和父亲来往，发誓自己养活母亲一辈子。事实上，奶奶（外祖母让外孙们叫她奶奶，说这样叫着亲切）一辈子的确是跟着妈妈过的，这个善良勤劳的老人帮着妈妈，养大了三个孩子。妈妈家亲戚太多，什么党派都有，社会关系势必复杂。1951年，妈妈当了几个月的教师和小学教导主任后，被选调到政府工作。在申请入党，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组织上要求申请人绝对忠诚，对历史和家庭问题不能有任何隐瞒。单纯的妈妈把她所知道的全部海外关系都写进去了，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台湾，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官。妈妈不知道把有些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族人填写进去会有怎样的后果。那些在海外的人里，有的更直系的亲属已经在共产党新生政权中担任了要害部门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因为没有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涉美、涉台的海外关系，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一代才俊因此被改任闲差，终生不再重用。这是妈妈愧疚终生的一个心病。中年以后，这件事越来越折磨着妈妈。因此，她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亲戚格外地好，而且，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向他们悔恨自己当年的幼稚。到晚年，妈妈还不时拿自己和有些阿姨相比：“你看，朱阿姨的表哥在台湾，她不说，后来还当了科长呢；李阿姨的叔叔在香港，现在还经常寄钱过来；哎呀，这些海外亲戚当时不说，有谁知道啊！”受妈妈的影响，儿子从小填各种表格只填爸爸、妈妈，连姐姐、妹妹都不填。她们开玩笑：“连我们都不认啊！”儿子应该见过一次外祖父，只是当时尚在襁褓中，不可能有啥印象。外祖父得知妈妈有了儿子，特意从Y城风尘仆仆赶来。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外祖父小心翼翼地站在古城法院大门外。那年奶奶六十岁，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这个十八岁就嫁给他，一共生养了六个孩子（一个夭折）的丈夫，没有出去，也没有说话。妈妈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儿子抱出大门口，外祖父看看外孙的脸蛋，笑了笑。妈妈说：“伯伯给他起个名字吧。”外祖父想一想，说：“叫正华吧。”就为了看外孙一眼，在大门口只站了几分钟，外祖父就匆匆走了。后来，儿子问过爸爸：“他都没有进家里来坐一下，喝口水吗？”爸爸说：“那个时候，是划清了界限的。”巧合的是，外祖父起的这个名字，无意中暗合了儿子在山东老家的辈分排行，这一辈就是“正”字，这个误打误撞的名字让远在北方，重视家庭排行的爷爷很是喜欢。妈妈和外祖父断绝关系以后，一共只见过两面。上一次还是妈妈结婚的时候，外祖父也匆匆来过一次，他只是为了看一眼大女儿嫁给了一个怎样的北方人。儿子在偷看妈妈抽屉的时候，见过外祖父1960年写来的一封信，在很粗糙的褐色纸张上，用毛笔写的行草。外祖父称妈妈为“毓坤”，这是妈妈的字。信中内容，大抵是叫苦，说的都是他的孤独、疾病和饥饿，那时正是大饥荒的困难年代。这封信后来在妈妈的遗物里没有找到，不知道妈妈当年有没有给他回信？也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给他什么帮助？一年之后，这个可怜的老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儿子好奇，这个给自己起名字的外祖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儿子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了解他晚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真实地还原他的一生？由于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妈妈入党的路格外漫长。一年又一年，从来不愿意服输的妈妈只有用忘我的工作，不断向党表示自己的忠诚，努力划清自己和家庭的界限。妈妈总是以工作认真，能够吃苦而得到大家的肯定。她曾经只身一人下乡抓赌，在满屋都是男人的赌场中，人赃俱获，不知道害怕。妈妈的高中文凭在当时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她写的判决书，从来没有出过错，而那些提笔就写白字、文理不通的工农干部，最后反而成了她的领导。那个时候机关经常搞生产，没有劳动经验的妈妈从来没有输过男同志，男人拉一辆板车，妈妈也拉一辆。直到退休，妈妈还是保持她几十年的习惯，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打开水、做卫生、擦桌子，当这一切做完了，和她儿女同辈的年轻的同事才吃着早点来上班。妈妈一辈子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为她在上上下下都赢得了好名声。妈妈年轻的时候，院子里的孩子叫她阿姨，后来叫她伯伯，再后来叫她奶奶。称呼变了，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喜欢怕她，但又有点怕她。无论谁家的孩子，只要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巧被妈妈看见，那一定就会听到妈妈的大嗓门：“你干什么呀？不许欺负人！”“公家的东西，怎么往家里拿？赶快，哪里拿的送回到哪里去！”儿子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多管闲事，觉得面对院子里的孩子们挺难为情的。长大之后，也劝妈妈：“又不关你的事，为什么要得罪人呢？”可是妈妈的脾气已经生成，再改也改不掉了。妈妈长期在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擅长民事纠纷的处理和离婚官司的调解，这个职业背景决定了她擅长为亲戚、邻里、朋友、熟人处理各种纷杂的矛盾，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凡是跟妈妈打过交道的当事人，都认为妈妈公正、可靠、耐心、细致，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中间，威望非常高。不过，妈妈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周期性的情绪波动，甚至沮丧。这些在她个人的检讨中有所反映。为了进步，为了入党，她需要一遍遍向组织表白，一遍一遍自我剖析，就拿放大镜一样，细细搜寻自己身上可能的错误。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妈妈检讨了这些年的主要错误：在前几年自然灾害中，由于我阶级觉悟不高，经不起暂时困难的考验，害怕艰苦，贪图小家庭生活的舒适、优裕。1961年为了吃肉，在机关与人合颗（夥）喂两头小猪，一头病了赶刀后卖给别人，获利人民币5元（已退）。另一头也没吃，也没完税（1963年已补交人民币1.5元）。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开后门、托人买回鞋子4双，大米、面条51斤，鱼10斤。同时，在1960年购买了3件赃物衣服，虽系商业局定价，我付清了钱票，但检查当时的思想，是为了想买便宜和缺俏商品。此外，还占用公家田边、地角种几颗（棵）小菜，虽然面积不大，但总之，说明我处处在为个人利益打算，为了个人竟不顾群众和集体，不顾党的政策。几年来，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占据了我的头脑，长期背组织包袱，认为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来，工作一贯是老老实实的，先后数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组织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团员超龄后，成了一个群众，就埋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了我的进步，思想周期性地产生波动。特别当其他同志提拔进步后，我就怀疑领导不信任我，拿自己的优点来对照别人的缺点，在思想上闹情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妈妈惦记一生的党组织终于向她招手了。不过，这已经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离她退休仅仅只有三年时间了。在妈妈留下的遗物中，有三个地方重复了同一个内容：在个人留底的干部履历表上；在她珍爱的棕红色笔记本中；在她用来记日记的年历本上——办公室韦主任找我谈话，总支研究决定，同意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时间为1980年5月31日。这时候，地主富农的成分已经取消，家庭出身已经不是问题；开放了，所谓的海外关系也不再是问题。在大时代面前，个人的命运总是那么微小，个人的所有努力，远远不及恰好遭遇到历史变革的拐点。对妈妈来说，这个拐点实在是来的有点太晚了。在家庭这个小集体里，保留共同记忆最多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的时候，儿子十岁；“文革”结束的时候，儿子已经在农村当了两年的知青了。严格地说，从当知青开始，儿子就再也没有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从那以后，每次回家都不过是暂时的停留。“文革”是一场长时间的噩梦，妈妈自尊自强的个性被“文革”无情地粉碎了。1967年夏天，江汉平原的天气照常闷热难耐，知了不知疲倦的叫声，让人听了心烦。下午，机关一个姓薛的叔叔来到家里。他长得一副黑面孔，中等个子，板寸头。过去，他对妈妈恭恭敬敬，就是对家里的小孩也总是笑眯眯的。那天下午，薛叔叔变脸了。作为机关造反派的代表，他粗声大气地通知妈妈到办公楼参加陪斗。此时，爸爸作为走资派，正汗流如雨，挂着沉重的黑牌子，在会议室接受批斗。为了折磨他，那些人故意用粗糙的棕绳来挂牌子，绳子浸满汗水，在爸爸脖子上勒出了一道道血痕。不知是谁的主意，提出要把妈妈拉来陪斗。家门口，薛叔叔的口气十分坚决：“你一定要去。”妈妈声音很低，口气也很坚决：“我不想去。”“这是批斗大会，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那我请假，身体不舒服。”……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姓薛的爆发了：“你去不去，老子不管了！”“你是谁的老子，你再说一遍？”“老子就说了，你还敢怎么样？”啪！妈妈一记清脆的耳光藩在了他脸上。姓薛的捂着脸颊，惊愕得一时不知所措，然后气急败坏地走了。这是儿子见到妈妈第一次动手打人，也是仅有的一次打人。多少年以后，儿子对那一记耳光的声犹如在耳。结果可想而知，一会儿，大队造反派涌来，妈妈终于被带走了。那天下午的批斗会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儿子不知道。半夜醒来，儿子看到爸爸和妈妈的卧室还透着灯光，儿子听到了妈妈哀哀的哭泣声，还听到爸爸在小声的安慰。妈妈绝不是一个动不动就爱流泪的女人，这是儿子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哭声。接着，奶奶也被赶走了。那天，院子大门口贴了一张造反派的勒令：政法机关不是窝藏地主婆的地方，限期让奶奶搬走。对爸爸来说，奶奶虽是岳母，但奶奶对爸爸比对她的亲儿子还要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半点龃龉。那天，爸爸无奈地对奶奶说：“伯妈，你可能要先去二哥那里住一阵，过些时候再接你回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爸爸每天的功课就是接受批斗。任何造反组织，只要在机关门口贴一张勒令，某月某日，到某地接受批斗，爸爸就要按时赶去。每次回来，爸爸总是疲惫不堪，他在外面受到了怎样的侮辱，遭到了怎样的毒打和虐待，从来不吐一个字。儿子只能通过同学和邻居零零星星地转述，知道爸爸在哪里戴着高帽子敲锣游街；在哪个批斗会上被驾了“喷气式”，然后被拳打脚踢；在哪个批斗会上，大雨滂沱，他在雨中淋得透湿……妈妈也忍受着巨大的屈辱。“文革”初期，爸爸并没有被立即打倒，而是和另外一些人负责维持局面，处理日常工作。爸爸主管公安、政法，对打、砸、抢的造反派进行了果断制止和抓捕。1967年7月，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形势急转直下，爸爸作为镇压造反派的首领，受到了格外疯狂的报复。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造反派把爸爸编成了活报剧，在街头巡回演出，进行精神上的侮辱和丑化，妈妈不幸也编进了活报剧，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儿子当时被妈妈严格管制，不允许上街。听同学说，活报剧中的妈妈浓妆艳抹，妖里妖气，这正好她一生最反感的那种人。妈妈是一个内心清高，从来不开口求人.从来不说软话的人。据说，这是她们家族的性格遗传。妈妈遭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此时，妈妈最重要的还不是自我疗伤，而是照顾爸爸。爸爸每次回家，妈妈都准备好热菜、热汤。那时候食品要凭票供应，妈妈在那段日子单独为爸爸开小灶，专门为他一个人炖汤补养。“文革”期间，一些家庭因为政治的原因破碎了，夫妻反目离婚。妈妈相反，在最闲难的时候对爸爸的体贴和照顾，给了他最大的安慰。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也到家里来揪斗爸爸，妈妈看准机会，挺身出来挡驾：“我是他爱人，他被人带走了，不在家！”妈妈的气势常常让这些人不知道再说什么，只好悻悻地走了。开始，爸爸住在家里接受批斗；后来，被关押到办公楼隔离起来，接受批斗。妈妈担心大女儿、儿子过去送饭受到欺负，派不到六岁的小女儿，每天提着饭盒去给爸爸送饭。妈妈不放心，总是派儿子远远地跟在后面。小女儿不知道害怕，每次到楼梯口，到了造反派的岗哨前，就童声童气地喊：“我给我爸爸送饭来了！”然后守卫下来，把饭送进去，把上一次的饭盒拿出来。爸爸在楼上一定能听到了小女儿的喊声，这个时候他是高兴，还是难过？后来批斗升级，中央文革表态后被打倒的那几个走资派被集中关押在一起，这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失去了联系。这些日子里，爸爸多次经历生死险情。一次，爸爸被揪到一所中学的教学楼上，走到楼梯转角的大窗户边，一个事先有预谋的高中生猛然一脚，想把爸爸从敞开的窗口踹下去，造成跳楼自杀的假象。幸亏爸爸有些武功根底，身手敏捷，一把抓住了窗沿，才躲过这一难。还有一次，几个造反派密谋，半夜把爸爸装进麻袋，用小船运到江心，准备扔进长江。幸亏其中一个人过去和爸爸相熟，动了侧隐之心，当这些人把所有行动细节和时间都计划好了之后，就在他们预定动手的那天，这个人悄悄通知另外几个人，以批斗的名义，把爸爸押到了其它地方，才算是救了爸爸一命。再到后来，爸爸和妈妈一起，到J县的偏远山区参加学习班，集中审查、劳动半年之久。这半年可能是儿子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奶奶不在，爸爸、妈妈都是外地人，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亲戚，突然失去大人照顾，儿子和姐妹三人只得相依为命。儿子生病了，连续一个月，每天下午先是发冷，冷得盖几床被子，牙齿还会咯咯响；发冷过后，开始出汗，满身大汗，对这种典型的打“摆子”症状，居然不知道是病，也不知道上医院。有一天，儿子从学校回来，被一个熟悉的阿姨看到了，她见儿子脸色惨白，走路都站不稳，这才忙着问明原因，带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说因为疟疾引起严重贫血，儿子血红细胞容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也是在那一年，儿子开始冻手冻脚，从此形成了习惯性的冻疮。远在山区的妈妈天天惦记这几个孩子，过几天就写一封信来，除了安慰，再就是不惜代价，给孩子们寄各种食物。有一天，又接到妈妈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除了一些食品，居然还有一个铁盒的芒果罐头。这可是既稀罕又时尚的东西。1968年8月，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顿时，这种热带水果成为轰动一时的圣物，成为当时中国的舆论中心。芒果是一种象征，是政治动员的一种技巧，是用食物来讲政治的一种方式。本来芒果是送给毛主席吃的，但是毛主席送给了工宣队，这对物质匮乏，大多数从来就没有见过芒果的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政治鼓动意义啊！儿子当时对铺天盖地印有芒果的宣传品印象深刻，黄澄澄的芒果多么诱人呐！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用塑料制作的仿真芒果，罩着玻璃，巡回游行；还有大量歌曲舞蹈，都在说芒果这件事。妈妈寄来的芒果罐头，外面的图标和宣传品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让几个孩子兴奋不已，也纠结不已：本想多留几天显摆一下，又想早点打开，尝尝著名的芒果究竟是什么味道。终于，贪吃的欲望战胜了炫耀的念头，没放几天，一不小心没忍住，芒果罐头就被打开，三个人分着吃了。吃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咀嚼也特别地慢。味道当然好，也非常特别。吃了这个罐头，几个孩子没少跟同学吹嘘。那个时候，长江中游一代没有见过芒果，芒果罐头也没见过。后来，儿子琢磨，妈妈给孩子寄芒果罐头，多少带有一点行为艺术的意思，用意也多少有些大胆。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工宣队送了芒果，你一个正在接受审查的干部竟敢模仿毛主席，给自己家孩子送芒果罐头，什么意思？妈妈去世后，儿子后悔，当时为什么忘了问，妈妈是从哪里弄到芒果罐头的？为什么要想到寄芒果罐头呢？儿子还想问，妈妈是否有意要把芒果由政治意义转化成一种亲情呢？爸爸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厄运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两年左右。爸爸由于家庭出身好，从小就跟着爷爷抗日，本人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九大”之后，就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了。爸爸复出后，又开始了没日没夜地工作；儿子还是被妈妈紧紧地管束着。那一年长江发大水，二十公里远的一处江堤溃口，如果不及时堵上，洪水很快就会一泻而下。爸爸在长江溃口处参加堵口复堤，机关里的大人们则手忙脚孔，纷纷把东西往楼上搬。这时候，儿子和几个小伙伴趁乱，偷偷跑到院子后面的大水塘里游泳，正游得惬意的时候，妈妈顶着烈日走过来了。妈妈平日严防儿子游泳。儿子从外面回家，她的检验方式是用指甲在儿子胳膊上刮一刮，如果有一道白色的印痕，说明刚刚在水里泡过。儿子也想尽办法应对检查，从水里出来后赶紧跑一跑，让全身出汗，然后用泥土在胳膊、腿上胡乱搓一阵，这样，白色的印痕就不明显了。妈妈这次将儿子现场抓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严厉，而是像对着一个大人那样说话：“你爸爸在外面不能回来，别人都在往楼上搬东西，你帮不上忙，还让我操心，你说我怎么办？”说着，背过脸去哭了。这是儿子第二次看到妈妈流泪，也是妈妈第一次因为自己流泪。儿子惊呆了，原来妈妈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也有软弱无助的时候？妈妈流着泪，不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儿子的心灵深深地受到震撼，那一刻，他看到了另外一个妈妈。文化大革命对妈妈潜在的影响非常大，这一点不知道她自己是否意识到了。“文革”前，妈妈总是鼓励我们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知识有本领的人。自从“文革”开始以后，妈妈的想法变了，她不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多么大的能耐和本事，只希望越平常越好，越普通越好。也许，她看到了太多的教训。越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在历次运动中就越是不得安稳，在“文革”当中，更是悲惨。于是，她开始向儿女们灌输，平安就是好，普通就是好。一个人不要求出色，只求能当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就是最大的福分。儿子上初中演样板戏，被一个文艺团体看上了，他们发给一张表，让儿子回家征求家长意见后填写，录为学员班学员。这在当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子喜滋滋地回家告诉妈妈，却被妈妈断然否决，不要搞文艺，中学毕业了，宁可下乡当农民。儿子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吹拉弹唱，什么都会，要求妈妈买一把小提琴，当时的价钱大概是二十多块。妈妈并不是买不起，可是她不喜欢让儿子学这种洋玩艺，只花了几块钱，给他买了一把二胡。实际上，妈妈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有音乐细胞，她的弟弟是个中学老师，就拉得一手好提琴，还写得一手好字，篮球也打得好。可惜，这个多才多艺的弟弟，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参加重体力劳动，患肺结核病，抑郁吐血而死。妈妈和儿子分歧最大的，还是在看书的问题上。“文革”之前，妈妈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读书，读外国文学作品。“文革”后，妈妈对儿子看小说开始不以为然。妈妈常常以影响做家务，或者看“毒草”小说会毒害思想为由，阻止儿子看小说。院子里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文革”前期“破四旧”抄家交上来的东西：有线装书；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民国时期的报纸、刊物、钱币、证协；甚至还有匕首，生锈的手枪等等。儿子和几个伙伴从窗户里爬进去，偷拿了一批书出来，除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一批热门书外，还有一些竖排本、繁体字的大部头：《青年近卫军》《叶甫盖尼·奥涅金》《旅顺口》《怎么办》……那时候，一个人手上有几本书，才有和别人交换的资本。交换了书，就要快速看完，还有好多人在后面排队呢！如果失去了信用，就再也没有人跟你换书了。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文革”是不读书的年代，就小说阅读而言，那时许多小孩的阅读量远远超过了今天，而且他们读的大多还是名著。妈妈反对儿子看这些“资、封、修”的小说，妈妈知道，有些书就藏在家里，她有时会突击搜查，搜出书来了，儿子就推说是借同学的，马上就还。不过，妈妈禁书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儿子当着妈妈的面看这些书也没有事情，有时候，妈妈又扬言要把这些“毒草”撕了。妈妈在禁书问题上的反复不定是有理由的。看“毒草”尽管不好，但毕竟是呆在家里，这总比成天出去在街上闲逛要好吧。那个时候，街上的小混混可是真多啊！如果妈妈认为儿子应该看一些内容健康的书，可她又拿不出那么多的书。报刊是订了的，像《富春江画报》《少年文艺》之类，但这些报刊很快就看完了。还有新出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之类，也很快就看完了。所以，妈妈不得已，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儿子在家看那些“毒草”。不过，这只是妈妈的权宜之计，不得已的事情，在她心里，确实是不愿意让儿子看这些“毒草”小说的。每到这个时候，儿子就开始羡慕有些同学的妈妈，她们没有文化反而好，从来不干预儿子看什么书，只要不出去惹祸就行了。“文革”结束以后，妈妈对考学、读书、走专业路线又重新充满了热情。这个时候，妈妈的口气变成：“能做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当个教师、医生，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不要做什么官，不要搞行政，也不要去想赚钱，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是妈妈后来一贯的主张，对孙子辈也是这么教育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本来也有几次步入仕途的机会，在征求妈妈意见时，被妈妈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妈妈的否定，不过是更增强了儿子放弃的决心，在儿子心里，也早就认同了妈妈的看法，毕竟，儿子是妈妈的儿子！妈妈和儿子，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缘。有时候，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心理支持，有时候，是一种相互体认的生命默契，有时候，也是相互冲突的人生纠缠。妈妈和儿子两个人心里可能都意识到了一个东西，只是谁都没有把它说出来：妈妈这辈子，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把哥哥、弟弟的几个孩子都管得服服帖帖，这些人对“妈妈”、“姑妈”充满了敬畏。唯独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没有真正地服从她。儿子是这辈人里，唯一敢跟她“犟”的人，也是她唯一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的人。妈妈去世以后，儿子反复回忆跟妈妈之间的一些琐事，认真地想：妈妈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儿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妈妈？在妈妈眼里，儿子不论长到多大，都不只是她的孩子。她总是把儿子的智力估计得特别低，把儿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估计得特别低。天冷了，会打个长途，嘱咐儿子加衣服；天晚了，突然会打个长途，问儿子是不是按时吃饭了？如果儿子偶然跟妈妈讲了身体的状况，比如血压高了，眼睛出现问题了……好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电话，都是关于这几种疾病的医学知识普及，还有各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妈妈知道，儿子未必会认真听，基本上也不会照着做，但她还是一遍一遍地讲。退休以后，子女的身体和生活，成了她日常的主要牵挂。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年，有一次和儿子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跟你说了一会儿话，我心里好舒服啊，真的是比什么都要舒服。”时间长了，儿子也意识到，妈妈是自己人生最后的根据地，无论成败、得失、荣辱，只要回到妈妈这里，都会得到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庇护。她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报，无怨无悔，永永如斯。师范出身，当过教师的妈妈，真的和其他同学的妈妈不一样。妈妈在同学和老师面前，从来不叫儿子的小名，而是称呼学名；在同学面前，妈妈从来不斥责儿子，让他难堪；儿子的同学来到家里，妈妈总是彬彬有礼，热情有加，让他们觉得尊严和体面。儿子所有的同学都羡慕他，有这样一个妈妈。儿子大学毕业以后，有人想给他介绍女朋友，是妈妈一个多年好友的女儿，事先征求这个女孩意见，女孩欣然应允，她的理由居然是：“我喜欢阿姨，阿姨人好！”妈妈也经常批评、训斥甚至打儿子，但都在人后。儿子淘气，小的时候，挨过妈妈好几次打。第一次，儿子老老实实趴在凳子上打屁股；下一次变皮了，打了屁股居然说不痛，是在跟自己的裤子掸灰；再下一次，学会了抗争，不再肯趴着挨打了，而是质问妈妈，“打人犯法，国家干部打人，是知法犯法，我要去告你！”最后一次，儿子已经熟读了刘胡兰和革命先烈的故事，妈妈的巴掌还没举起来，儿子就双手背着，摆出刘胡兰大义凛然的姿势，妈妈打一下，就向她靠近一步，再打一下，再靠近一步，直到紧紧贴住她。妈妈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她知道，武力征服的时代已经结束。再往后，妈妈在既不能说服，也没法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试图借助外力，让爸爸动武。爸爸从来没有打过儿子，谁都不知道爸爸的一巴掌下去，儿子会成怎么样，爸爸很可能不懂得惜力，掌握分寸。有一次，儿子又和妈妈犟上了，正好爸爸回来，妈妈说：“你看你儿子，不教育一下能行吗？”爸爸二话没说，从床底下抽出一根木棍就上来了。妈妈一看不对，马上冲上去抱住了他，那一棍子才没有打下来。借用外力的企图也失败了，此后妈妈彻底放弃了武装斗争，以说理为主。儿子的辩论能力可能就是在和人民审判员的唇枪舌战中慢慢培养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有时候说着说着，妈妈竟然说不过了，于是开始生闷气。这时候，儿子会嬉皮笑脸地走过去，摸摸妈妈的背：“妈妈，别气了，把身体气坏了不值。身体本来就不好，气出病来怎么办？虽然是公费医疗，到底对身体不好呀！”“妈妈，你看你现在不理我，等一会儿，最晚到明天还是会理我的，既然最后还是要理我，那现在为什么要生气呢？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说着说着，妈妈就不生气了。妈妈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她永远不会走极端，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就是惩罚儿子，事先也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下手的分寸也非常注意，有时候动作过轻，轻到儿子感受不到肉体的痛苦，更多只是感到“挨打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有一次儿子挨打后，一言不发，负气出门，在院子里乱转，不经意回头，发现妈妈远远地跟在后面。儿子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发现之后，再也不跟妈妈玩这种“离家出走”的游戏了。儿子还总结出一个规律，每次挨打以后，妈妈嘴里不说，心里会感觉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总是会给儿子一些特别的补偿和优待：单独带出去喝杯酸梅汤，吃块米糕……完了肯定还要嘱咐：“回去不要讲啊！”对待孩子，妈妈力主一视同仁，绝不容许重男轻女的情况出现。奶奶有时候会表现出对儿子的宠爱，妈妈一旦知道都会制止，她反复向两个女儿保证，在她眼里，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有段时间，奶奶不在，她给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十块钱，各自在食堂吃饭，原则是“节约归己，超支不补”，只有到了周末，才买排骨在家里煨汤改善生活。施行了一段时间后，妈妈发现了问题，两个女儿节约，每个月菜钱只用了一半，儿子的菜钱则总是不够，去蹭姐姐妹妹的菜钱。由于担心女儿的营养，这个政策实行了一段时间就取消了。与此同时，妈妈还出台一个政策，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在那个院子里，像妈妈这样不断出台家庭管理政策的绝无仅有。冬天的时候，为了洗衣服，儿子的手冻得通红，尽管心里有所怨恨，但又基本能理解，天冷了，谁洗衣服手不冻呢，为什么别人要冻着手为你洗衣服呢？妈妈总是特别留意，培养家人之间的感情。在饮食上，妈妈还有奶奶，认为第一位要保证的是爸爸。爸爸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和我们一起吃饭，家里有好吃的菜，一定先跟爸爸留足。每次儿子看到好吃的菜差不多一半都要扒拉给爸爸留下的时候，心里难免会有些暗暗不平。妈妈对待三个孩子一律公平，一样的书包，一样的杯子，一样的钢笔；分水果，一样的分量；发零用钱，一样的数目；不允许任何人特殊。唯一的特殊是生病之后，可以享受不同的伙食待遇，吃到平时很少吃到的东西，像水果罐头、蛋糕什么的。儿子在中学以前，是个病秧子，动不动上医院，受这种特殊待遇最多。有时候，没病都盼着生点小病，这样就可以吃罐头了。由于妈妈的苦心经营，这个家庭的团结和睦是少见的。在儿子的记忆里，妈妈和爸爸其同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当然，妈妈也有唠叨、抱怨的时候，爸爸不吭气，也就过去了。几个孩子之间，小的时候打打闹闹也是有的，可大一点之后，就没有了。有时候家里有一块布，讨论给谁做衣服，大家谁都不要，几个孩子之间推来推去，都是尽力让给别人，自己不要。久而久之，在这个家里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而有的家庭，为了一点利益，相互争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儿子会感到非常不理解，一家人之间，骨肉亲情，怎么会这样呢？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工作了，妈妈让大女儿每月按时到学校，给弟弟送去十元钱。儿子开始不理解，姐姐刚工作，工资并不高，为什么妈妈不多出点钱，要姐姐拿钱补贴自己呢？到后来才弄明白了，首先，这是一种传统，妈妈这辈人当年读书，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相互支持；其次，这是妈妈的苦心，为了增进姐弟之间的感情。几年后，妈妈又要把这笔钱还给姐姐，姐姐高低不收。妈妈对儿子总体偏于严厉，对女儿则宽松多了。儿子不服，表示不公平，妈妈总是说，两个女儿听话、懂事，让她省心；儿子性格散漫，从来不循规蹈矩，如果小的时候不严加管束，长大了不知会犯出什么事来。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总是担心儿子犯罪，或许这跟她常年从事的工作有关吧。从上小学的那一天起，妈妈就开始嘱咐儿子，不要在本子上乱写乱画，很多反动标语就是在无意中写出来的。妈妈还假设了很多情形，说给儿子：“如果有人劝你，让你参加什么组织，千万不要理他，那很可能就是反动组织”；“如果有陌生人在街上跟你搭讪，说什么地方好玩，什么东西好吃，要带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不要理他，那有可能有什么不良企图”……提醒多了，儿子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关于坏人、关于特务和反革命的想象。有一次，儿子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时间，在街上跟踪一个断腿爬行的乞丐，他想知道乞丐最后在哪里落脚。儿子听说，有些美蒋特务把微型发报机就安装在断腿上，晚上取下来秘密发报。除了担心儿子政治上出事，在生活上，妈妈的考虑也非常细致。儿子到上初中的年龄，马上要进入发育期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妈妈坐在旁边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男孩子除了洗脚，也要每天清洗下身，不然包皮内会积满污垢，引起炎症。下身不清洁，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死精，引起不孕的问题。儿子听了一言不发，满脸通红。当时学校哪有什么生理卫生教育、性教育啊！妈妈有意无意的这些话，让儿子知道了应该怎么做好个人卫生。后来，儿子住集体宿舍里，发现大多数男生并没有养成这样的卫生习惯，才从心里感刭，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儿子要下乡当知青了，临行的前几天，妈妈手把手突击教儿子怎样缝扣子，怎样拆被子、缝被子。妈妈做一遍，让儿子跟着做一遍。儿子下乡以后，妈妈对儿子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妈妈认为一个男孩长大了，就应该多吃苦，多锻炼，在性格上也要开朗豁达，拿得起，放得下。儿子下乡的知青点离家二十多公里，没有公共交通，运气好能顺路搭上拖拉机，有时候就只能用脚走。有一次，儿子从家里返回知青点，走到一半，发现妈妈给的二十元零花钱怎么也找不到了，会不会忘在家里呢？儿子一溜小跑，赶回家里，果然忘在家里了，儿子不禁说：“哎呀，在家，快吓死了！”妈妈听了，不以为然地说：“至于吗？二十块钱都能把人吓死啊？”顿时，儿子感觉羞愧无比，在妈妈面前露怯，特别没面子。是啊，区区二十块钱能吓死人吗？这件事让儿子明白，出现任何事情，都要学会沉着，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大惊小怪。儿子一天天成长，越来越强壮，妈妈从心里由衷地高兴，有时候她或许都不敢相信，小时候病病恹恹的儿子，能长得这么壮。一年暑假，儿子打完篮球回家，妈妈看着穿背心的儿子，禁不住用手去摸儿子的背：“好厚的背呀，跟城墙一样！”这是妈妈少有的表达，儿子有点不妤意思。在那个年代，父母和子女之间很少有肢体接触，这是一种普遍的习惯，没有拥抱，也没有接吻。儿子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对自己最亲呢的身体接触，是每次生病发烧，用脸去贴儿子的额头，测试体温。儿子长大一点后，对妈妈的这个举动还有点难为情呢。还有一个突发事件，这件事让儿子知道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妈妈是如何重要。大学毕业后，儿子留校任教，那时妈妈已经退休了，从占城过来看儿子。黄昏的时候，乘公交车回住所。那天下雨，人多拥挤，妈妈最后一个从后门上车，她一只脚刚刚跨上去，车辆就缓缓启动了，在中门控制开关的售票员开始关门，眼看车门就要夹住妈妈的腿，而妈妈的身体重心和另一只脚还在地上。惨剧就要发生，儿子脑子一片空白，举着折叠伞急冲过去，单腿起跳，用校排球队主攻手的扣球动作对着售票员直劈下去，哗啦一声，一大块汽车玻璃全碎了，售票员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公交车也刹住了。儿子赶紧回头一看，幸好妈妈没事。这件事太突然了，前后只有短短一两秒钟的时间，全车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玻璃碎了是怎么回事，估计售票员也没有回过神来，没搞清刚才的情况。事情过后，儿子才开始后怕。幸好只是把玻璃打碎了，当时是冲着人去的，如果没有玻璃档着，如果打在了售票员头上，结果怎样，真是难说。儿子只看到了妈妈处在危急中，本能地冲向了售票员，属于瞬间的激情冲动，对后果完全没有任何预估。儿子推想，为了保护妈妈，他可能会做任何事情，包括舍弃自己的生命。妈妈老了。晚年的妈妈随和慈善，没有脾气，与世无争。她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她是一个心气很高、抱负很大的人。晚年，她的心气和抱负被岁月消磨殆尽。儿子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妈妈和一个姓周的叔叔争论毛主席的词：“我自岿然不动”一句，“岿”字的读音。周叔叔不相信妈妈说的，坚持认为读“归”字音，妈妈不客气地说：“你去查字典，我是当老师出身的，是你懂还是我懂？”这一幕，儿子不知为何记得特别清楚。妈妈晚年，那种自信、犀利没有了，但她的自尊还依旧保持。即使是到了糖尿病晚期并发症出现，视力受到影响，肾脏不好，浑身关节也出现问题，四肢麻木，但她的内衣内裤一商坚持自己手洗，不要保姆代劳。所有的革命，最终都将回归日常。妈妈晚年变得迷信了，这是儿子没有想到的。妈妈常常步履蹒跚，悄悄地到古城墙边烧纸，祭奠她的某个亲人。以前，妈妈对奶奶的这类迷信举动非常反感，现在她也开始身体力行，做过去她认为是迷信的那些事。妈妈晚年特别热衷自己家族的事务，经常组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族人，举行聚会，回忆民国旧事。这个家族的人天南海北.过去少有联系，妈妈把这个散落了的大家族重新聚合起来，续写族谱，重温亲情。儿子猜测，晚年的妈妈内心一定很不平静，她只是习惯性的自尊，不与人说道罢了。她心里如何看待当年的理想、热情、决绝、舍弃？她曾经如此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地付出，当她的人生走向归途的时候，看到的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变化和人世无常。曾经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曾经以为不可改变的东西坍塌融化，这如何让她这么一个认真、执著的人心安理得？如何能够让她找到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如何让她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找到合理的解释？妈妈的晚年，如果有什么心病，那就是潜沉在她内心深处的那种不甘心，以妈妈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她是没法获得自我解脱的。她没法轻易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可是，如果把她自己曾经付JⅢ的努力，拿来跟其他人相比，把她坚持的理想和今天的现实相比，她又无法获得心理的平衡。她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来解释过去行为的正当性，弥合内心的巨大落差。儿子在清理妈妈遗物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了基督教的踪迹。这是家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也从来没有听到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这属于她的个人秘密。显然，妈妈没有可能与传教人士接触.那么，她是如何获得本地教区宣传资料的呢？她很可能是在不与任何信众交流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摸索，悄悄地在思考原罪、忏悔、宽恕和末日的问题。妈妈的遗物中，有一本介绍古城教区的油印宣传册，还有一张纸，上面是妈妈的笔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凶恶，愿主的恩惠、平安、生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阿门！儿子看到这张纸百感交集！妈妈，你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能跟儿子说呢？如果你对宗教有兴趣，儿子也是很愿意和你讨论的呀！儿子知道你天天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多少年来，每天像吃饭一样，一把一把地的吃药；儿子知道你心里一点都不想离开我们，离开我们这个家；你总是说“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总想和大家呆得久一点……你想求助宗教也没有问题，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藏在心里呢？为什么要暗地里寻找解脱而不对我们说出来呢？2007年12月7日早晨，漫天大雾。妈妈的肉身将在这一天火化，转变为另一种存在。火化间，所有的人都走了，儿子最后一个看着妈妈遗体缓缓地被推进炉膛，在最后时刻，儿子用脸贴了一下妈妈的额头，这是儿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她的妈妈。追悼会上，儿子代表家属致辞的时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尊敬的各位来宾，母亲生前的同事、朋友以及所有关心帮助过她的人：我们的母亲走了。世界上最爱我们的那个人走了！她不仅带走了在她79年的人生历程中，唯有她才能懂得的那些生命的细节：她的艰辛、痛苦，还有她的欢乐和期盼；她还带走作为子女才能真切体会的她慈祥、善良、细腻和正直的内心世界。我母亲一辈子主要在政法部门工作，在她的早年和中年，身逢一个动乱的年代，但她无怨无悔，始终没有放弃对光明的未来、社会的进步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她敬业、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从来就是我们子女学习和工作的榜样。作为子女，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遍遍回忆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回忆她对我们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爱，她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给了我们一个和睦、温馨和友爱的家庭。她所操持的这个家，永远是我们内心的终极安慰和我们一切努力的源泉。能够做她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如果有来世，下辈子还渴望做她的儿女！感谢母亲生前所有工作过的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感谢我母亲所有的同学、朋友、邻居和为她治疗过的医护人员以及帮忙操办她后事的所有人。愿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以她慈祥和友善的性格，即使在遥远的地方，她仍然会祝福我们，祝福大家！谢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