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有三重境界，或者说三个阶段：初则自发，继而自觉，终于自由。

下意识地将生活中的得失悲喜用文字记录下来，即文学创作之自发。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生存在这个孤独而喧嚣的陆离世界，睹日盈月昃，历沧海桑田，在四时劬劳与人事变迁中颠沛辗转，情郁于衷，难免要发之于外。于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纵酒长啸，或向隅呢喃，或倾吐于树洞，或自虐以移情，发泄完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唯有以文字记录下来，一感一悟，付诸吟咏，所思所见，属之文辞，才能使抽象的意识成为具象的存在，稍纵即逸的情感得以留驻，转瞬而逝的日常亦因此永恒。这种自发的创作，是文学的初级阶段，主要满足于表达的愿望和倾诉的冲动，或者文学性尚不充分，但是作为一种表达途径，使人们超越于物欲宣示，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自发阶段的写作者来说，写作只是个体存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成名成家的野心，也没有将作品藏名山而传后世的企图。这就好比人们每天都要做饭，但目的仅在于填饱肚子，而非志在当大厨师或美食家。所以这种写作往往比较率性，也比较随意，不管好坏，亦不求闻达。一旦写作者对文学心存敬意，怀抱向往，开始有意识地去写作，那么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自觉。此时他们已不满足于讲清楚一个故事、写明白一种情感，还在意词藻、重视结构，讲究起了语言和技巧，并试图给每一篇诗文都确定一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个主题加工创造。这个阶段的写作者，在文本上尊重法则、敬畏古训，自觉模仿或者认为应该模仿名家的写作技法与表达方式（虽然大多数并不承认）。在理念上，则执守理想、观念先行，尤其重视主题正确，务求积极向上，传播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正能量。

这个阶段的写作者是可敬的。他们热爱文学，尊重文学，而且懂得文学，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时代依旧痴情不改，矢志不渝。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们对文学的赓续与传播贡献至巨，若非他们的支持和狂热，文学恐怕早已小众到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而当其影响微弱到可以忽略，那么文学也就虽生犹死了。

李国俊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的写作者。

李国俊，网名“花瓣雨”。在现实里提到“花瓣雨”这个名字，我是必定要带称谓后缀的，所以正确的书写格式应该是“花姐”。这好比基督徒写到耶和华的名字要在前头空一格，儒生文章里说到孔圣人，必定要另起一行一样，虽然不过是一种形式，但也代表着发自内心的纯粹的敬意。

我是怀着敬意结识花姐的。我最早与她相识，是在一个户外论坛上读到她的一首诗。那首诗是纪念八平方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写得很隐晦。但是我看得出来，并为之深深感动。那是一首很有情怀的诗，感情真挚，有大悲悯。我对有过如是经历的人，都怀有一种至诚的敬意，何况这首诗还写得这么好，所以就对她心生好感。对于有着共同理念的人，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先天的亲切，虽千里素昧，而情逾手足。这一点在我后来的交往中屡试不爽，所有最亲密的朋友，都是有着共同价值与理念的人。而花姐之初识我，是在看了我的一个小说之后。她认为我的东西写得好，有这方面的天赋。爱文学并懂文学的人，见到同道总会心生相惜之感。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一度对文学失望，无意再写，且那段时间也算我人生低谷之一，对于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当作消遣的写作，实无太大兴趣，若从心态来讲，基本上退到了原始人状态。但花姐一直劝勉，教我不可丢掉写作。她有很宏大而且很神圣的理由：现在的好作家不多，而有社会责任与现实担当的更少，她认为我有这个能力，而且基于共同的理念，她也相信我有这个愿力。她说我的写作已不仅仅属于自己，还应承担所应承担的东西。在不懈鼓励之外，花姐还给了我很多帮助，甚至不惜去做在君子们看来很俗气的事。比如张罗着要给我弄书号出书，介绍她认为对我有益的省城朋友相互认识，再比如当所有人都以成名不是写作的目的相标榜时，她坚持让我求取应得的名声。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为你做他原本也视为俗气的事，只要他认为对你有帮助。花姐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朋友不惜放下身段的人。如果我在文学上能做出点什么成绩，自与花姐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

价值认同所激发的友谊是牢固而纯粹的。我无德无能，被花姐激赏，自是因为我们对文学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态度。这种态度是尊重：尊重功利之上的文学，尊重超越世俗的写作，并因此尊重持相同理念的同行者。花姐是个有着强烈社会干预意识的人：标橥正道，吁求文明，推崇普世价值，常为公义秩序而鼓呼。持这种观念的人，往往强调文学的载道意义，奉白香山之“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做”为圭臬，并以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训诫为至高追求，在写作时，遂亦自觉树起文学的致用坐标，向着化民成俗的方向执著而去。

这是一种较高段位、也具有较高境界的写作。正如世俗中的众生，有人喜欢独善其身，而有些人热心于公共事业，虽然从人格上来说没有高下，甚至前者因不理世事而看上去更清高一些，但后者无疑更值得尊重。但这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干涉现实的写作态度固然积极，有时候却容易陷入一种偏执，进入主题先行的沼泽。主题先行并没有错，而且从某种方面来说还是写作程序的首要环节，它并不必然有害。有害的是对主题理念的唯一性坚持，认为一定要坚持某种道德标准或者价值观念，否则就是异端，有误入歧途的强烈嫌疑。

这种写作中的主题正确与价值坚持，往往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倾向：要么激进，要么保守，而不可能做到在保守中激进，或在激进中保守。在文学写作中奉守中庸之道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心存干预社会理念的写作者都希望、而且都认为自己能做到中庸，事实上极难——儒家“中庸”的本意是不论世事如何变化，都要坚持中和之道而不移，而不是左右逢源居中和泥——此时的正确并非永恒的正确，而中庸的坚守，却是自变中取正，自乱中取真。试问有几人能达到这种境界？钱玄同曾是新文学的急先锋，但几十年后，却成了新文学的绊脚人。非他背叛了新文学，而是新文学走得太快了，而他还坚守在原来的地方。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心、坚持正能量写作的文学者，花姐的作品里亦处处流露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花姐具有先进的普世理想，但依旧坚守传统道德观念，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浓郁的悲悯情怀和鲜明的道德洁癖。我一直看重自觉阶段的作品，并认为应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和关注，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作品，不仅文本上有意识的讲究能给人以审美愉悦，理念上的硬性坚持更给人以心灵上的冲击。这种冲击或有益或无益，却让人感受到他们的信念和力量，且以其群体之大、阶层之多而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所以我觉得，大范围研究此类作品，比研究一个个独立的所谓名家作品更有价值和意义，它能给人们提供更准确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面貌。当然，这种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花姐的作品便具有这种特性。我相信，数十百千年后，郏县后人研究这段社会历史，必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真实不虚的裨益。

花姐涉猎广泛，因此笔相丛繁，诸体该备，诗歌、散文、小说都颇有可观。现在她要裒集成册，付梓出版，虽说不上是文坛盛事，但对于郏县文学及郏县文史来说，毫无疑问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且这种价值和意义必将穿越时空，有益后来。

但是花姐毕竟无意以文学名家，她爱文学，懂文学，但是耽于世务，而未走向文学之塔的最后一层。这一层就是写作的自由。此处的写作自由，不是指社会学言论尺度问题，而是指写作者自身的写作状态。而且这个自由，不是指写作的散漫无边，任性随意，而是掌握绝对文本能力之后的信手拈来，具备自恰价值体系之后的从容自在，随心所欲而不逾规则，无往不可且无往不利。这种境界的写作，圆通而不圆滑，固守而不固执，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但不会理念先行，有自己的道德判断，但不会意图说教。他们于无声呐喊，让事实棒喝，自然游走于文学创作看似森然的文本、理念、技巧、法则之间，摒弃门户而又俨然成家，无所依傍而又各具来历。到得这一种层面，才算是层云过眼，胸藏丘壑，化有化无，得手应心。此即所谓写作之自由境。

这个“自由境”听起来很玄，但事实如此。且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只能说明文学功夫到了化境，并不代表做人同样成功。相反，很多此类的天才现实里困顿至极，因为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精神世界，热衷于心灵层面的物我对话，而不是红尘层面的物我苟且。所以，与大多数各领域的天才一样，这些人在现实世界里往往表现另类，甚至吃尽苦头。上帝是公平的，要有格外的成就，必得付出格外的代价。而事实上，古往今来有此境界的写作者，中外加起来才有多少呢？

啰嗦了这么多，颇有借别人道场发自己议论的嫌疑。若是在讲台上，恐早被人夺麦消音了。还好这道场是亲爱的花姐的，她必不计较我的不识趣。出书是件喜事，而我作为花姐的小弟，这种喜悦自然与人不同，所谓披红挂绿自身事，张灯结彩主人家。这本书是花姐之前写作的一个总结，期待花姐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以飨今人与后人！

结文为序！

对话 作者李国俊

问：您记得起您想当作家的确切时刻吗？

答：在我心里“作家”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只有那些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领引文化潮流，对社会有益的文人才能被称得上“作家”。上小学时，每当我的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时，我就梦想长大能成为一名“作家”，而今，长大的我终于明白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要付出比别人百倍的艰辛，纵使我一生努力也未必能企及“作家”的头衔，但我会坚持自己的追求。虽说别人对我们这些省、市级作家会员也尊称“作家”，那只是溢美之词，不是引以为荣的标签，各自心里要有一杆秤，能称出自己的半斤八两，称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不妄自菲薄，更不能狂妄自大。

问：《花向隅》一书中有一中篇小说《文尔达城》，里面有很多奇思妙想，请您谈谈这篇小说的构思过程吧。

答：说起中篇小说《文尔达城》的构思过程倒是很有意思，一天我在网上看马云的励志演讲视频，其中马云说了一句话：“屎壳郎的国度里卖大粪才能成功！”当时我就想：如果真有一个屎壳郎的国度那会是什么样的？我就展开想象的翅膀，把我设计的主人公“上元”穿越到未来的昆虫世界，看看在一个香臭不分的国度里会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小说想揭示一个道理：在道德沦丧、黑白颠倒、香臭不分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是合乎常理的，发生什么凶残淫邪的事都是正常的。意在呼吁社会正能量，在社会意识形态里改变人们对金钱和权利的盲目崇拜。

问：在本书中，您提到了两个您非常推崇的作家——孙方友和李清源，能不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

答：众所周知，孙方友老师4次荣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一等奖，被称为当代“小小说之王”。早些年，我常读孙方友老师的小说，总被小说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作家。我更崇拜他的是他谦和的人品。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了孙老师的学生，逢年过节，我偶尔给老师发个信息恭贺一下。老师回信息从不转发别人的，而是亲自撰写内容再发送，对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他也这样真诚相待，让我非常感动，从细微之处也能感受到老师的高尚品德。

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作家是李清源，他小我11岁，我一直视他为亲弟弟，得以认识清源弟弟是缘于他在一家文学论坛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西风吹到枕边》。近两年，清源弟弟的创作更加勤奋，屡出华章，《当代》《人民文学》等杂志争相发表。他的文章从不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他的每篇小说都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以时代的责任感关注着民情民生。像他这样的人才是有社会担当的真正的文人，也是我心中的楷模。

无论是恩师孙方友，还是弟弟李清源，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有大德行、大才华的人。文人的德行比才华更重要，话说回来，没有好品行的人能写出好的、有益于社会的文章吗？

问：身为一个女性作者，您觉得您的写作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当下，社会浮躁，读书的人不多，写文章的人更不多，作为女性，更容易忙于婆婆妈妈的琐事中，流于东家长、西家短的怪圈中，能特立独行坚持写作实属不易。我个人认为女人在写作方面容易感情化、情绪化，心思更缜密、细腻。我自己的写作特点是随意性，文章随着自己的思路写下去，让读者随着我的思想波动而波动，场景变换而变换，和我共忧伤同喜悦。我的书名很女性化，也很消极——《花向隅》，取自汉代刘向《说苑·贵德》：“今有满堂饭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在众人皆醉之时，一朵寂静的花在墙一角独自绽放，关注人性，书写人生。

问：在这本书中有您很多游记，听说您去过很多地方，出游的经历对您的性格和作品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答：是的，出游的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作品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我原来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外表开朗活泼，内心忧郁悲观，似乎总有一些心结不能打开，总被一些事务困扰着，有时很痛苦烦恼，甚至消极厌世。通过旅行，我不但开阔了眼界，也开阔了心胸，在大自然的面前才感觉自己的渺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才感觉心灵有所归属。那山、那水、那美景总在某些地方等着我去欣赏，让我找到了热爱生命的理由。所以，读我的游记，您会随着我的文笔和我一起快乐旅行。

问：本书中，您最想给读者推荐哪篇文章，为什么？

答：自己写的每篇文章就像自己养育的每个孩子，或许孩子们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依旧没有偏袒地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我也是同样的看法。每篇作品的创作都有其特定的背景、素材或者心情，自己融入了心血，好与歹自己都喜欢，所以只能让读者去做评判、做取舍。真正遗憾的是，由于页面限制我的诗歌没能收录其中，只能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另行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