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岩

台湾电影发展中的数字化生存思考

○文/薛岩

台湾著名影评人闻天祥，平均每年看600部电影。他从中不仅看见了台湾电影的起伏，也看见在科技影响下电影拍摄从底片胶卷到数字DCP（Digital Cinema Package，即数字电影拷贝）、影评从报纸杂志到网络、策展挑片从录影带到DVD、观众从大银幕电影到小银幕手机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数字科技正在快速入侵传统技术的所有领地，网络的影响力深入各个产业，电影也不例外。

面对这场变革，以传统电影制作方式打基础、用数字化技术开拓电影新表达的台湾年轻导演林书宇、郑有杰有自己的体会，也有自己的结论。数字化开启了台湾电影人关于电影未来的狂想，也引发了他们关于电影最初的思考：原点在哪里，在每个电影人心里。

数字时代电影的前进与永恒

“科技是诱使观众相信电影为真的工具。过去曾有‘侏罗记障碍’，意思是在电影《侏罗纪公园》出现之后，那些大型机关道具终于能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把内容当真，不再因为不相信而失笑从电影营造的氛围中跳出来。”闻天祥认为，如果要造成幻觉才能让观众进入电影故事的核心，那么科技对电影就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只注重运用科技仿真带来的震撼，就会错失电影的本质，要根据故事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技术来呈现，“单纯为了技术而做的电影不会长久”，科技只是辅助电影叙事的工具。

科技带来的快速变化，让长年担任影展策展人的闻天祥深有感触。过去影展播放的多是35mm的胶卷拷贝，2011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看影展时，发现近一半的电影会打上“Christie”的字样。“我当时想，这家公司好厉害，怎么拍这么多片！”后来才发现Christie其实是做数字DCP的公司科视。

工业技术的变化还带来了商业经营方向的变化。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发函给台湾各电影公司，表示不再制作胶卷拷贝，如今大部分的影院已经没有35mm胶卷放映机，只有影展才能看到少数没有转成数字版本的胶卷电影。相比胶卷电影，数字化的电影体积更小、放映更简单，而且不受放映员技术的影响。闻天祥回忆，刚开始做影展时，电影公司寄录像带来挑片；到2004年影展时，寄来的影片多是DVD，里面没有电影正片，辅助材料也一起放在DVD上，有的甚至只发来影片的链接，为防盗采用帐户密码限制观赏时间，错过就无法看到。现在，大多数影展设有录像放映间（Video Room），里面的电脑放有所有可供策展人挑选的影片，策展人看了哪几部影片、看了多长时间，都会留下记录供片商参考。

影评人的世界，同样随着网络发生了量变和质变。过去因为报纸杂志篇幅有限，能发表的作家不多，现在无论是Facebook 还是Twitter上，都有大量的影评，全面进入了“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代。在影展的试映会上，有的影评人会即时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更新电影心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带动讨论的风向。“以前是看完电影慢慢琢磨写出一篇影评，这次写《刺客聂隐娘》，是看完就写、写完立刻上传网络媒体就刊登了”，闻天祥也采用最新的方式写影评。

虽然数字电影的前景一片看好，但底片仍是许多导演难以割舍的理想。“底片胶卷能表现更多暗部的层次”，闻天祥说。但他也相信“人会因为工具而改变创作方式，但作品内容的价值还很重要，数字化的出现不是对立，而是带来更多可能性，作品的好是永远不变的。”

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照

数字科技为电影内容服务

台北市西门町早期以电影院为最主要的商业活动

数字技术让人眼花缭乱，电影观众对此充满期待，电影导演也以此创新不断。和闻天祥一样，大部分人都认同一点：数字技术是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工具，其中包括台湾两位倍受瞩目的新生代导演林书宇、郑有杰。20多岁时，他们用传统胶片创作电影，在传统拍摄电影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一次次面对底片的“剪”与“接”中，产生了对电影作为“手工业”的深深敬意。而后，他们坦然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全新改变，将传统与现代在自己的理解中融合，坚守科技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宗旨。

“故事还是故事，人还是人，我没有想要拿过去的东西去模拟旧的，但过去的养分是我的优势。以前用底片拍摄很贵，你会非常小心你在拍什么。现在没有了物以稀为贵的东西，什么都变得方便、廉价，你还够不够尊重？你随便拍、随便用的东西，它里面就有一种随便。我有传统（胶片摄影）的训练，所以我会非常尊重每个画面、影像，不会去随便浪费，一直乱拍，还会消耗演员。我拍《星空》时，每一个奇幻画面的背后都是角色的情感，像火车开进星空，它不只是炫技的画面，它是角色的心情，它背后有很浓的情感，这些所谓的特效是让观众更加认识这个角色，也更认同这个角色。《阿凡达》没有故事，也不会这么受欢迎。今年的《蚁人》技术很厉害，但没有背后的人物故事，同样不会受到欢迎，那些炫技的东西，只是观影上面的刺激，3～5分钟就会麻痹，我们最后想看的还是故事，还是人物，他们在经历什么，我们是否感同身受”，这是林书宇对数字化时代电影创作的思考。

“拍《一年之初》时，我也用了一些3D动画，因为我想表达这样的东西，所以使用。10年前这是一个蛮花钱的事情，但感动人的永远都是故事，是那个无以名状的东西在感动人，而不是看到的声光效果。我不是在否定这些技术，而是它只是辅助你想表达的内容，有些声光效果很强的电影看了很刺激，会流泪会跟着紧张，但看了还是没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抓住观众情绪的部分。不管是什么时代，这个世界会有星球大战，也会有清清淡淡的人的故事，没有谁好谁坏，就像你要吃牛肉面还是阳春面，你总不可能永远吃牛肉面。”同为台湾年轻一代导演的代表，郑有杰的观点和林书宇一样、也和大多数人一样。

林书宇执导的电影《星空》

数字化开启台湾电影人的狂想、思考

从开始拍电影，就一直期待一种科技，能把传输线接上12对神经，直接解读脑波、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甚至脑中想到的画面与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到那时候，无需通过摄影机，也不再受天气、资金、市场喜好、明星档期、场景条件、人员技术等数不清的因素牵制，将如同下载一部影片一样，轻松地把电影从大脑中输出。

“我这样想实在是贪得无厌，因为我踏入电影这一行时，正好是DV（Divital Video，数字影像）开始普及的年代。我借来一台Sony刚出的MiniDV摄影机，大小仅一个手掌，装在背包里可以拍人于无形。我用这台DV拍了第一个短片，短片里没有任何演员，主题是我每日上班路线旁的各种空屋。我用486电脑里的软件剪辑，再用AV线接到VHS录像机录成录像带，寄到影展参加比赛，于是很多人看到了这部短片，我因此有了更多的拍片机会。6年后，我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长片。”

数字化让胶片电影退出历史舞台

DV拍电影，将以往大家认知的电影重新定义，银幕上出现的视角变得贴近生活，看世界的眼光变得新鲜，那是新科技带来的新电影、新世界。观众们总在寻求让他们着迷的“眼光”。这十几年来，科技持续的发展，让电影世界变化得更快，互联网改变了人们接触世界的方式，也让电影的生产更极端化。一方面，电影院里的好莱坞大片为了与网络时代的各种娱乐形式竞争，耗费更多资本创造视觉奇迹，大众喜爱的电影类型向更直接的感官刺激方向发展；在商业逻辑下，没有知识限制的综艺节目、演唱会现场都可以进入电影院变成电影。另一方面，DV被淘汰，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已经可以完成从拍摄、剪辑到上传网络面对观众的全过程，各类视频网站每天都在推出一夕成名的新人。拍电影变得更容易，看电影变得更简单，电影不一定要在电影院里放，在电影院里放的却不一定是电影。那么电影又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候吗？

郑有杰执导电影《一年之初》

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用传统35mm胶片拍摄，耗资9千万元人民币，动用了两岸及日本工作人员合作完成。影片在法国影展放映时，银幕上自然真实的唐朝世界，让那些最爱电影、对电影最挑剔的人目眩神迷。在这个电影边界模糊、电影存在的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这部电影重新提醒了人们电影能够带来的独特感受：创造一个充满细节、极度逼近真实的时空，让人沉浸其中并获得启发。不论是胶片、存储卡、35mm摄影机、手机，还是纪录片、剧情片，创造世界观的原点永远是创作者的“眼光”。侯孝贤的“眼光”便是《刺客聂隐娘》最核心的价值。这份价值来自于最古典的培养方式：阅读、思考、写作，是用生命累积出来的对世事人情的深刻感觉与表达。

“我想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能够从脑中直接输出电影，只是科技可以让你的脑中世界更容易传达，却无法给你一个耐人寻味的‘眼光’。也许电影的终极价值无关乎如何产生、如何观赏，而在于对“深刻理解真实”的信仰。那些最独特美丽的诠释世界的‘眼光’，便是电影存在的根基，如何锻炼出属于自己的‘眼光’，是每个电影人一生的课题，这也是我们询问电影未来时，放在心里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