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壮丽的篇章。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巍巍太行，莽莽吕梁，矗立着山西抗战历史伟业的丰碑。

一、毛泽东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把山西摆到关系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全局的重要地位

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关系着中国革命全局的发展走向，关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战略布局和路径前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大都分布在南方省份。由于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连续的大规模的“围剿”，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严重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主要根据地大部丧失，红军陆续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党中央和红军需要寻找到新的“落脚点”，需要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提出，“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的革命地区中去”，同时在地理上还应不易被敌人封锁和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几经变化，以利于北上抗日，最终把战略发展方向指向了西北地区，“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的“落脚点”。毛泽东说，如果没有陕甘，“那就不得下地”。

党中央到达陕北，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大西北建立起来。同时，又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苏区巩固和发展的关系。陕甘苏区地域狭小，自然条件恶劣，人户较少，物产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发展方向。而黄河以东地势广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东面的山西还有党的活动影响。山西是北方地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最早的省份之一，1931年党在山西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吕梁山、太行山燃起革命武装斗争星火，两支红军艰苦转战，余部由晋入陕，与陕北红军汇合。山西有着党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认为：“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三步战略”，即：“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在193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毛泽东提出：“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要求红军“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

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了著名的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会后，毛泽东在发出的有关电报中多次阐明：“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红军首先是在山西创建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东征后期，在国难当头情势下，为保存抗日力量，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红军决定回师陕北。毛泽东指出：“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

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渡河东征，到5月5日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历时75天，转战晋西吕梁、临汾、运城等地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有8000多名山西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是红军当初进入山西时人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在山西筹款30余万银元，连同筹集物资，约合计50万元左右，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并初试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指出红军回师是“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提议“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最明显成果是推动了党在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总之，红军东征为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后，在中国革命再度蓬勃兴起中，党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经营山西”，把山西摆到了推动中国革命和推动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主导实践“经营山西”战略，他所预期的“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的战略时机来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毛泽东预见“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个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首先的立足地。八路军总部驻扎山西，山西成为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指导党在华北的工作，山西成为发动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可以这样说，推动兴起全民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开端在山西。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

毛泽东具体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行动，指出“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最初，党中央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前线后，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冀、察、绥4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按照既定部署向山西开进时，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战略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箝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随即，又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据此，八路军在山西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分区域创建抗日根据地。

山西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也是八路军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展开于晋东北五台山区、晋西北管涔山区、晋东南太行山区、晋西南吕梁山区，造成战略支点。对内，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对外，依托山西扩展华北。进行第二次战略展开，八路军三个师各抽出主力一部，由山西向冀东、冀南、冀鲁豫边、冀热察、绥远大青山挺进。第三次战略展开，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八路军三大师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山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战局面。在华北，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东西1100公里，南北900公里，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0余万人的广大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大地，“军民一致复华北，铁腕齐挥歼海鳌”。

三、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

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从把山西造成推动中国革命、推动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着眼，亲自部署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亲笔书信委托红军东征中被俘的晋军一名团长返回太原时转交阎锡山，阐明“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并委托朱蕴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面晤阎锡山，一再转达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同时，毛泽东致信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作为中共和红军的代表携信前往绥远面见傅，一方面争取联合抗日，一方面请他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先后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同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毛泽东具体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做阎锡山的工作，要求对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还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考虑到红军再次到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指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

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方面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红军东征给了阎锡山、蒋介石军队以沉重打击，阎锡山确实感到了红军力量的不可抵挡。蒋介石派出中央军10个师的兵力以“剿共”为名开进晋南，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军又赖着不走，以图控制一向与蒋不和的阎锡山，并策划河东道独立，想要山西西南部地区归蒋介石，企图从阎锡山手中夺取地盘。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侵入绥远百灵庙地区，直接危及阎锡山在晋绥的统治，日阎矛盾激化。以“存在就是一切”为宗旨的阎锡山，出于自保，不得不考虑对上述三种力量采取何种对策。阎提出要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阎锡山想在夹缝里做文章，谋求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借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人，“守土抗战”，表示了联共抗日的意愿。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专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们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运用官办的合法的组织，戴“山西帽子”，实际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爱国青年成批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牺盟会经历了创建阶段和大发展阶段，到1940年冬停止活动，4年多时间里发展牺盟会员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00多万人，培养了党政军民各级干部3000余人，组建了山西新军，形成了强大的山西新派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周恩来莅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并经过谈判于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当局阎锡山在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例。战动总会在晋察绥广大地区担负起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任。八路军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以战动总会的名义，运用合法的形式进行战争动员，取得人力、物力、财力和兵源的后援，战动总会在晋察绥广大地区充分发挥了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战时政权作用。

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建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抗日武装。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有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第一师，共计50个团，兵力最多时达7万人。1940年山西新军归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掌握了抗日政权。通过牺盟会首先掌握阎锡山的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和县级政权机构，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担任政治主任公署主任和各县县长，运用合法权力，改造各级旧政权。全省有7个行政区，其中5个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主要领导，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人。晋西北主要通过战动总会的合法形式，争取阎锡山上层政权机关委派抗日县长，或由各县动委会替代并改造旧政权。在晋西北和绥远大青山地区，由动委会代行部分政权职能，或代行全部政权职能，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过渡到了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晋东北和冀西部分地区，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前由动委会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收复失地，部队收复一个县和区，就以动委会名义派一个县长和区长，并以动委会名义组织了抗日义勇军。

毛泽东对山西统一战线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1937年9月29日发给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四、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创造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绩

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始终是日军侵略的重点区，八路军在根据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及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歼灭并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10月，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进行忻口战役，这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战役历时20余天，歼敌2万余人，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忻口战役期间，八路军在雁门关一带数次设伏，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近百辆，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4架，创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八路军挺进太行，在七亘两次成功设伏，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重叠待伏”的经典战例。八路军广阳伏击战歼敌1000余人，神头岭伏击战歼敌1500余人，响堂铺伏击战毁敌汽车180辆、歼敌押车部队400余人，长乐急袭战斗歼敌2200余人，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八路军在晋西南进行午城、井沟战役和战斗，歼敌近2000人，粉碎了日军迫使八路军退出晋西南的企图。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多次粉碎日军的多路围攻，取得反围攻作战的胜利，收复县城，奠定了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20余万兵力，发起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进行交通破袭战，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山西境内，向日、伪发起攻击，破坏正太、同蒲、白晋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并发动榆社、辽县、灵丘等地区的攻城战斗。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10月，日军出动7000余兵力对我太行区实行冬季“扫荡”，敌以“反转电击”战术猛袭八路军黎城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一二九师4个团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展开殊死的保卫战。经连续8昼夜激战，歼敌1800余人，我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5.3：1的光辉战绩。

1943年10月，日军“扫荡”太岳区，为推广所谓“铁滚式阵地新战法”，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从各地调集包括旅团长和联队长在内的各级军官180多人组成华北“战地观战团”随“扫荡”部队“观战”。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相机设伏洪洞县韩略村，一举歼灭“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及护送部队60余人，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和6名联队长。这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一次消灭日军军官最多的著名战斗。正因为有这件事的发生，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召回东京，受到训诫。

1942年11月至1945年4月，8万余沁源军民对深入根据地腹心区的日军展开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终于赢得了胜利。沁源围困战被延安《解放日报》赞誉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1942年底，晋绥八分区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作出了重点围困交城山芝兰、岔口敌据点的行动部署，实行了全方位的“挤敌人”斗争，使被动局势发生根本好转。毛泽东得悉后指示晋绥军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八年全国抗战中，山西战场战役战斗之频繁，战争区域之广大，敌我斗争之残酷，都是十分罕见的。据1937年7月至1944年7月的统计，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合计约38万人。仅据在山西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同时牵制了日军重兵在山西战场，有力支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

五、山西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是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通道

山西的西部地区，吕梁山绵延起伏，黄河穿流千余里，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屏障，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晋西北、晋西南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赋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一是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二是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是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贺龙曾对干部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如果把在延安的党中央比作巨人的头脑，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就是巨人的肩臂、身体的部分，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孔道就是巨人的血管。党内交通工作的地位极其重要，作用十分突出。山西在创建发展各抗日根据地中，就建起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沟通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通过交通线传送信件、文件，护送干部过往，转送物资等。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和封锁，沟通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党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作出“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的指示，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主要的交通线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晋察冀北岳区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线和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太行和太岳区，再到冀鲁豫、冀南、山东和苏北、华中、华南。护送干部和转运物资，有公开掩护前进、秘密护送前进、派部队武装护送三种形式。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接送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各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等2800多人，1942年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大都是由山西各根据地交通线护送的。还接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书刊、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山西军民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切割，保障战略通道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六、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丰功伟绩

山西是一块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结在一起，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军侵略的革命热土。抗战时期，山西全省有105县，总人口1147万人，日军侵晋，烧杀抢掠，围攻“扫荡”，犯下了数不尽的凶狂残暴罪行，仅制造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2起，据初步统计，造成全省直接伤亡79.68万人，间接伤亡196.5万人，共计伤亡276.18万人，居民房屋损失910.62万间，禽畜损失1735万多头（只），粮食损失451亿多公斤。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人人上阵。从山区到平原，到处都有“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八年全国抗战中，山西各地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60余万人。八路军由抗战全面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2万人，其中，晋察冀部队以一一五师入晋分兵留下的3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2万人，晋绥部队以一二○师入晋时的8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8.5万人，晋冀鲁豫部队以一二九师入晋时的9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0万人，八路军发展壮大，与山西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参军热潮密不可分。山西人民英勇顽强坚持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仅在册的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山西籍革命烈士为10.5万人。在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县，左权县有7万人口，就有1万人牺牲、1万人参军、1万人支前。武乡县有14.3万人口，参加各种抗日组织的9万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军1.46万人，牺牲2万人，烈士3200人。山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供应了战争需要的粮食、被服和各种军需物资，担负了繁重的抗战勤务，踊跃支前。山西人民以无私奉献的情怀，竭尽全力提供了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至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解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出兵、出粮、出钱物，支援抗战，支援八路军。以至到抗战胜利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刘邓大军出太行南下经略中原，太行区抽调1600余名干部、8万名民兵民工和太岳区抽调3000余名干部随军参战支前；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太行区抽调1万名民兵民工，太岳区抽调数千名干部和4万名民兵民工随军参战支前。

山西抗战热土留下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工作战斗的光辉足迹。为向山西打开抗日前进通道，1936年春红军渡河东征，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红军转战晋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参加会议。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彭真、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等我党我军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运筹帷幄，挥师作战，呕心沥血工作。初步统计，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全部，10位大将中的9位，1594位上将、中将、少将其中的983位，共1002位都曾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彪炳千古的丰功伟绩。

七、山西集中了全国及国外众多抗日精英，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率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以及下辖3个师的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来到山西，踏上山西土地的八路军将士多是经过红军长征保留下来的革命精华，他们肩负抗日救国的使命，在山西抗日战场浴血奋战，“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以刘少奇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杨尚昆为宣传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驻太原，以山西为中心指导整个华北抗战工作，并汇集和派出了大批干部在山西建立从各区党委到县委党的各级组织，大刀阔斧开展党的工作，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全民抗战。组织抗日干部队伍分配到各根据地去的，一是监狱释放出来的一批政治犯革命同志，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搞武装暴动失败流散到各地的革命同志，二是埋伏下来的地下党员，三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知识青年，平津两地就有3000多名民先队员来山西参加抗日工作，四是从苏区调来的地方干部和红军干部。周恩来赶赴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的各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8人，派到山西7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张浩、刘少奇、朱德、关向应）；中共中央军委11人，派到山西9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党和人民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党的大批骨干力量云集到山西。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冒着战火硝烟，冲破关山阻隔，涌向山西这片热土，投身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山西抗战还吸引了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前来山西战地，其中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以及朝鲜抗日义勇队等。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山西战地采访，出版了《中国在反击》，美国卡尔逊中校来到山西跟随八路军战斗部队行动，将山西抗战前线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的双星》，把山西抗战宣传到世界。

山西抗战谱写了气吞山河、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日军合围辽县八路军总部时指挥部队突围中壮烈殉国，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朱德写诗颂扬“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率领八路军骑兵武装驰骋长城南北，血洒雁北，“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曾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的张友清，在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扫荡”中不幸落入敌手，在太原日军集中营受尽酷刑折磨牺牲。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抗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终生，被毛泽东誉为“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被根据地军民称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晋西北八专署专员顾永田，在担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期间，组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深受群众爱戴，1940年2月，在组织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战动总会有师生抗日游击队，太原成成中学从校长到师生投笔从戎，组成抗日游击队，转战晋西北，跟随八路军挺进绥远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有50多名师生血洒塞外，他们牺牲时大都年仅十八九岁，师生抗日游击队被称为“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战斗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营长赵崇德英勇牺牲，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长乐急袭战斗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十旅旅长兼太行六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和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在山西抗日战场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国共合作抗战，忻口战役中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晋东南抗战中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中条山抗战中第三十四军代理军长王凤山为国捐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涌现出太行传奇英雄赵亨德，民兵杀敌英雄黄小旦、李德昌、李银宝，地雷大王王来法，特等射手陈炳昌，窑洞保卫战杀敌英雄徐顺孩和张小保，晋绥爆炸英雄李有年、神枪手崔三娃、民兵英雄段兴玉等一大批英雄人物。李顺达于1943年创建太行区第一个互助组，互助生产，支援前线，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张初元于1943年首创劳武结合的经验，被誉为“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在晋绥边区推广后，推动了生产运动和对敌斗争。山西抗战涌现出的著名英雄人物数不胜数，众多英烈英模的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山西抗战群英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上闪射着耀亮的光辉！

八、山西是催发抗战文化的血沃之土，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经典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太岳版）、《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五日时事》、《抗战生活》等数十种报刊，发挥了宣传群众、鼓舞战斗的重要作用。山西本土和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及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太行、太岳、晋西北、北岳抗日根据地，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血火战斗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音乐和美术作品。根据地的新文化，“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促进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

1937年10月，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随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所在地临汾刘村，听取讲授游击战术和感受山西抗战后，谱写出《游击队歌》，从此，这首歌曲便从刘村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938年11月，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吟》词作，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从而产生了一部表现黄河儿女英雄气概、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1938年夏，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武汉不久的桂涛声，得知八路军在太行山取得重大胜利，并回忆起在山西抗日前线亲眼目睹的抗日场面，写作了《在太行山上》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这首歌传遍全中国。

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笔为《小二黑结婚》的出版题词：“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吕梁英雄传》形象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书中故事人物在群众中广泛传开。散文、报告文学方面的优秀作品有李公朴的《华北敌后——晋察冀》、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丁玲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卞子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杨朔的《西线随征记》、萧三的《贺龙将军》和《续范亭先生》、吴伯箫的《响堂铺》、华山的《太行山的英雄们》和《窑洞保卫战》等，一批文学作品记录了伟大抗战历史，展示了抗战年代的血染风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战斗在山西，在运筹帷幄中，在血火战场上，在戎马倥偬间，写下许多珍贵诗作。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为打通抗日通道东征山西，放眼秦晋高原，瞻望中国革命和抗日前途，写下了《沁园春·雪》史诗绝唱。朱德诗作《太行春感》《寄语蜀中父老》《出太行》《赠友人》等，生动镌刻了山西抗战历史，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的崇高精神。陈毅诗作《过太行山书怀》，咏赞“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的老一辈革命家咏赞山西抗战诗作，成为抗战文化经典，红色文化瑰宝。

九、山西是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根据地全面建设构建了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村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晋东北五台山地区一度为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

在晋绥地区，八路军、中共地方组织、山西新军部队、战动总会、牺盟会等一起，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从晋西北挺进绥远大青山，同中共地方组织、当地抗日武装汇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晋西北结束了双重政权局面，正式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西南转入地下隐蔽斗争；大青山区也正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随后，三块相对独立的地区统一为晋绥边区大战略区。1940年2月成立的晋西北行署实行管辖晋绥边区的行政工作，后更名为晋绥边区行署。晋西北吕梁地区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兴县成为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的所在地。

八路军以晋中、晋东南太行山区为中心，在中共地方组织、山西新军部队、统一战线组织配合下，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后分设为太行区、太岳区和晋豫区，8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1942年8月改名为左权县）桐峪镇召开，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各抗日根据地全面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了制度、法制创设。其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贯彻“三三制”原则，人员组成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和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并有边区政府派出的专员公署，县政府以下设区公所。开展“村选”运动民主选举普遍建立了村政权。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分院、县设县法院。各根据地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参照《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颁布了施政纲领及各种法规、条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为解决战争和生活需要进行的，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实行合理负担，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工业生产中规定了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并发展公营工业。实行一系列鼓励生产、财政税制、征收公粮等政策。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包括宣传新闻出版事业、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事业、文艺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在教育方面，各根据地创办了“抗大”分校等一批干部学校，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文化人才。

晋察冀边区被毛泽东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1940年8月，边区总结执行政策的经验，开始用纲领的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产生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彭真在《抗敌报》上发表《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的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雏形的号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社论，指出边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1941年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把抗日和民主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党创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局部执政，全面建设根据地，构建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根据地还在血火抗战中锤炼、培养、成长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造就了干部力量中坚，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作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准备。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2.5万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仅成建制南下湖南、福建、四川，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就有1.2万人。

十、波澜壮阔的山西抗战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铸就了抗战伟大业绩和抗战伟大精神的双重辉煌。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冲云霄的吕梁精神。抗战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顽强拼搏、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是以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核心内容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发扬光大，是延安精神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升华发展。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抗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恒久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历史前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