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轶

摘要：文章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对中国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探索和思考。，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各异的发展特点；当武术被动的进入近现代的教育体系时，尚未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传承体系；受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总体呈现出与传统文化愈走愈远、与竞技训练愈走愈近的路径走向特征。

关键词：学校武术路径依赖 近现代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04-0001-04早在夏商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就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当时把“习射御”和“习武”作为主要的内容，也包含有“礼”和“德”的教育在内。[1]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组成部分，历经千年的沧海沉浮，始终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中占有不可估量的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直接敞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中西方的文化因此也得以汇聚和交融。武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体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下产生了激烈的交流与碰撞。1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概况1.1民国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

随着西方文明携带着西方体育一并涌人中国，武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的人认为“现在火器昌明，怕你练成铜筋铁骨飞天本领，有了小小手枪，即可致你死命”；还有人认为“国术没有科学化，用以锻炼身体，不及西洋各种体操和运动”；更有人谈到“国术在我国，已成了江湖卖技者流，为高尚人所不齿”。[2]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下，激起了一些具有爱国思想人士的民族危机感。他们认为“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技击而不讲，则致社会个人积弱愈甚”，并提出“强邻迫侮，国耻日增，……应以培养国民体育及尚武精神，为惟一救国之要图。除效法欧美体育运动而外，恢复我国故有技能，提倡武术，以作当务之急。”[3]“普及于全国人民，由小学而迄中大学应认国术为必修之科，此乃治本之策”[4]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土洋体育”的论争将学校武术教育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议案中的“（一）拟请学校体操课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提倡把‘小学体操科目改列为游戏、普通体操、武术；中学改列为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武术。（二）拟请教授武术者编订讲义，说明原理，用科学的目光唤起学生之注意。（三）拟请于师范学校内将中国旧有武术列为主课，以裕师资。”[5]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6]这标志着武术逐渐步入了近代学校的教育体系，并得到了制度层面的保障。这一时期，不仅中小学教学大纲中加入了武术课的内容，高校的专业课也把武术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列为其中。193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级学校体育课程增设国术（武术）一科，并于次年公布《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及《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课程标准》，规定“国术”为“体育”必修课程。[7]历经15年的发展，武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官方真正的认可和重视。随后，由于社会的政治环境逐步走向稳定，政府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对教育的投入明显加强，加之社会上积极人士的不懈努力和广大教育界、武术界同仁的辛勤工作，使学校武术教育的体系愈加详细和完备。然而，受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戛然而止，几乎进入停滞阶段。1.2建国初期的学校武术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恢复国民经济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对旧有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学校武术教育也随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缺乏一定的经验。因此，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的建设都向当时的“苏联老大哥”进行学习和借鉴。学校体育工作也不可避免的倾向于“苏式教育体系”，在我国各级学校中大规模的推广其体育教育理论和实践。苏联体育教育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基础之上，并结合当时苏联著名教育家伊·安·凯洛夫（N·A·Kaiipob）的教育学原理发展而来的。它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材教法尤为重视，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运动技能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思想，以达到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优良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并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国防服务的目标。整个教学体系完全围绕运动技术和技能进行构建。遵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学校武术教育也开始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自身的教育体系。

1950年颁布的《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在说明中指出“条件具备的学校，五年级可加拳术”。1956年颁布的《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也出现了“对抗和角力”的内容。直至1961年，教育部将之前的草案进行修改和调整，正式颁布了《小学体育教材》和《中学体育教材》，提出“根据学生各年龄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从体操、田径、武术和游戏各类运动中选择教材。”此次教学大纲的修订，首次明确了武术的地位和重要性，并对为何加入武术作了如下详细的说明。“为了发挥我同行之有效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的作用，特选编了一部分武术教材。由于过去在学校中，一般很少选用武术教材，并且为了保持武术特有的风格，将武术教材单独列为一类。在实际教学时，武术教材可以在基本部分单独教，学生较熟练后，也可以作为田径、体操的准备活动。没有学过武术的教师，需要先学习武术教材，基本上掌握后再去教学生。”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武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缺失，期望通过对武术在学校教育中重要作用的肯定，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并逐步完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武术教学在政策的指导下，相比民同时期更加规范和系统。但是，刚刚步入正轨的学校武术教育，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停滞不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实现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这个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也悄然经历着逐步深入、丰富与变化的过程。当年，教育部就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提出“武术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应批判地继承，列为三、四、五年级的基本教材。”1988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初审稿）》，明确要求各年级教材，都要在原有武术的基础上，发展、拓宽、增加我同传统的养生、保健知识和行之有效的健身术。随后，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出现在教学内容中，逐渐丰富着学校体育课的课堂。武术也被并人民族传统体育，与其他民族项目一并在中小学的体育课堂上生根与繁衍。四年后，原同家教委在1988年《大纲》的基础上，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进一步明确“要在继承和发扬多年来武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优选我国传统的养生法和健身术”，并强调“对现有的武术教学内容，尽可能简化其套路，初中以基本功、动作组合和已为广大师生熟悉的少年拳为主，适当增加健身拳等实用技能。”[8]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学习和借鉴苏联教育模式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我国学校武术的教学体系却因为长期得到“苏式教育”的浸润而不断充实、发展并完善着。此后，“素质教育”的理念在我国教育界兴起，并很快辐射到学校体育教学当中，学校武术教育因此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3素质教育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素质教育是为了应对“苏式教育”演变而来的“应试教育”所提出的全新的一种教育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9年6月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如下的界定，“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同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2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9]并且在有关学校体育教学方面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应运而生，《课程标准》结合体育学科的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特征，构建了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五个学习领域，以及课程目标、领域目标和水平目标三个层次的课程目标体系。武术的教学内容也必须按照要求达到做出简单的武术组合动作、初步掌握一套简单的武术套路、完成一两套武术套路或对练、较为熟练地完成一两套有一定难度的武术套路或对练的运动技能水平目标。此举改变了原有武术教材“全同一统”的现状，并允许学校和教师从课程的学习目标出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区域特色，选择适合本校学生学习的素材。这使得学校武术教学选择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明显加大，对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 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路径走向2.1学校武术教育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民同时期，受西方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影响，西方现代体育以其简单、实用的特性，浸润入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洋体操开始盛行，特别是由日本传人的“军同民体育”，以及后期取代日本兵操的美同“自然主义体育”，对我同学校体育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渐引导着我同学校武术教育的路径走向。为了避免全盘西化，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对我同学校体育的现实状况和武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反思，这些思潮中已初步显现了民族本位的意识形态。于是，武术在“强种强国”的呼声中被推进了学校体育的教学空间，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和提高民族士气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教育尚未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武术教学基本上停留在技术的传授层面，针对武术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教育比较缺乏，导致学生“只知其形、不明其意”，武术与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逐渐被淡化并剥离。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千疮百孔的学校武术也在积极的寻找发展的出路。此时恰逢苏联教育思想引入我同，其以运动技能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与我国人民身体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需求一拍即合，武术被当成了锻炼学生身体的主要手段，其技术体系也藉此机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教化的功能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诚然，这与一定历史时期下的现实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武术不仅完成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而且从中得到了较为强劲的动力源泉。但是，这种只重视技术习练而忽略文化传承的发展模式，与其他运动项目义有何异？武术是根植于我同传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体育，但义高于体育的特性，使其在教育模式的构建时，应当不同于其他的体育项目。但是受民同时期武术教育模式和苏联教育思想的双重影响，在实际操作层面，武术往往是被当作如同田径、体操等西方体育项目来看待，忽视了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过分注重技术，而淡化文化传承的教育模式，势必会造成武术“根源”的丢失。2.2学校武术教育与竞技训练愈走愈近endprint

1924年，中华民同第三届全同运动会在武昌阅马场举办，此次大会首次将国术列为表演项目，并制定了按照“手、眼、身、法、步”五项技法进行评判的简单规则，由此，武术逐渐拉开了竞技化的帷幕。特别是在1935年举行的民同第六届全运会的国术表演中，按照姿势、动作和运劲三个方面进行评判，使其评价愈加客观，引导着武术向着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武术竞赛规则的完善和运动水平的提高，人们发现，武术所蕴含的技击含义和民族风格，与西方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无法做到完美的融合，为了加快其同际化的步伐，不得不对武术的技术动作更加规范，而文化内涵这种无法量化的内在指标被逐渐舍弃。由此，竞技武术从传统武术中脱离出来，自成体系。

建国以后，出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需要，武术中技击性较强的散手、短兵和长兵被武术主管部门封存，仅仅留下套路演练一种形式。并且，依然受西方体育“规范化、简单化”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逐渐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武术套路进一步的规范化和样板化，基本动作术语、演练风格以及基本训练方法逐渐被固定下来，长此以往周而复始。这种被极度异化的武术，基本上丢掉了其内在的攻防意识和文化内涵，失去了应有的多元教育价值。也正是在此期间，武术被作为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在我同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堂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50年间，学校体育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是有关武术教育的改革总体来说比较小，并且在武术变革的引领下，其竞技化趋势愈加明显。在教学内容上，武术白1961年正式进入中小学体育课堂以来，一直在沿用基本功、基本动作、组合动作、套路演练等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的是竞技体校培养运动员的模式，动作必须标准到位，路线必须清晰准确，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通过技术动作展现所谓的运动风格特点。结果，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年复一年的套路演练，将本应是生动活泼的体育课堂开展的死气沉沉。长期以往，学生心目中追随武术的向往逐渐被磨灭，参与其中的热情也荡然无存。这种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技术教学，师生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模仿和重复习练的状态。我们应当明确，竞技体育与大众教育本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教学目标和特有的教学方法。学校武术教育是在学校的范围内，以学生为对象进行的武术传承的教育活动，应当具有普适性、针对性和教育性的鲜明特点。而竞技武术是以培养优秀的运动员、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要目标，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夺标意识。无论从两者的概念还是所针对的对象来看，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看重普及的范围和效果，而后者则更注重运动成绩的高低。我们不否认学校教学的标准化，更不否认竞技武术多年来为武术的传播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是针对武术在校园的开展与普及，套用竞技训练的方式，应当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与反思。竞技有竞技的特点，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两者本是相平行的发展路线，我们切不可将竞技武术所追求的“高、难、美、新”，当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具体要求，更不可期望通过竞技武术的刻苦训练，完成传承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3 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路径依赖解析

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演进或制度的变迁，都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人们进行了选择，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强化，并轻易走不出去。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也没有违背这一原理。

民同时期，虽然武术被推入了学校体育的课堂，但实质上属于同家处于危难之际救亡图存的无奈之举，由于其尚未建立适应学校的完整的教学体系，最终导致西方体育在我同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优先地位，具备了报酬递增的先天条件。西方体育凭借强大的先发优势，吞噬了武术在学校中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其协同效应越发明显，造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将西方体育作为体育课堂主要教学内容的状况。民国政府被推翻后，新的政权接替，全中国白上而下几乎所有的制度都被推翻重新建立，我国的教育体制也不例外。此次的社会变革，本应是武术在学校脱离原有的路径依赖，建立起与西方体育平等对话的地位，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佳契机。然而，由于武术自身体系的零散和文化软实力的薄弱，加之当时人们尚未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因此，武术依然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无法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分割西方体育的生存空间，占据其应有的“半壁江山”。

从武术的自身情况来看，其技术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在学校的传承，应采用技术和文化双足并进的方式。但是，长期以来的实践教学都是围绕技术传承而进行的，文化的传承都是隐藏于技术的背后，需要长期的历练而自我感悟其中的文化内涵。当武术被动的进入近现代的教育体系时，并没有形成应有的类似于西方体育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文化传承的方式。缺乏了理论和文化的支撑，技术的传承就显得过于乏味和单薄。技术发展的优势效应，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不断蚕食着理论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空间，并将其挤入无效的“锁定”状态。建国初期，这种路径依赖的效应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受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武术技术传授远高于文化传承的教育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技术体系依据报酬递增的原理，在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中不断自我强化，并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相反，武术中丰富和多元的文化内涵，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和足够的重视而陷入“锁定”状态，难以与西方体育相抗衡。出现如上状况的原因在于，武术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由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组成。正式规则主要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规则，包括教育法规、教学大纲等。它对学校武术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教育法规和教学大纲尽管可以修改，但是其变更的速度总是落后于实践，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例如，1940年《修正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中，规定国术的教学时数占总教学时数的10%，历经60年的发展，在2000年的《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中，武术所占的比重依然是10%。如此的教学比重，自然无法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对它足够的关注，并直接造成了其在学校“形同鸡肋”的状况发生。非正式规则主要是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对学校武术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难衰，其在学校变迁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过去的习惯、信念和意识形态等。例如，武术自1915年进入学校，实行的是套路教学的模式，建同后《大纲》中首次加入武术的内容，也是以基本功、组合动作和套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长期以往使得人们在习惯上认为武术教学就是套路教学，因而造成了许多教师在实施新课标时，“不教套路，武术还能教什么；不教武术，民族传统体育还能教什么”的困惑。4 结语美同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10]这段话透露出了历史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存在。每次改革的路径选择，看似是人为的操作，实质是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的执行，都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历经百年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经济和文化飞速增长的今天，如何使学校武术教育借助改革的力量跳出路径依赖的“怪圈”，实现传承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是当前面临的迫切而义现实的课题。参考文献：[1]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李定芳.同术的地位和价值[J].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1929.[3]编撰委员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吴心毅.论同术为救同之本[J].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1929.[5]同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85.[6]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7]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体育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中共中央，同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EB/OL]. http：//www. law-lib. com/law/law_view. asp？id=69684，2010-11-30.[10]诺斯.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答京城听众问[N].经济学消息报，199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