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电影《红高粱》开启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之路，以其宏大的场面、独特的构图、本土的音乐、夺目的色彩等，将莫言的小说运用镜头语言进行了独特的解读，通过主题的转移实现了小说到电影的华丽转身。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03-02

作为文学经典，莫言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拥有广泛而固定的读者群，他的《红高粱家族》以主题的深邃，表现的特别，从而成为了一种无可取代的高密文化象征，因此在改编上应充分遵循“忠于原著”的原则。事实上，在影片《红高粱》上映以来，人们对它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可见这次改编是成功的。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人的精神却背道而驰的变得空虚、无聊、颓废。八十年代中旬，“文化寻根热”在文学界兴起，作家们纷纷转变价值取向，他们更关注作品对人性、生命的自由状态和人的生存环境的挖掘。莫言便是其中一员，而且是做得非常好的。他把“寻根”意识变成创作中的一种主动追求和自觉实践。他将创作视野转向从蛮荒生动的乡野民生中探索民族精神的本源，也就造就了《红高粱家族》的问世。

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故事虽然发生的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但与传统军事小说不同，没有刻意的注重战争场面的描写，更没有凸现某人的战略决策之英明。在文中，战争只是起到贯穿情节的作用,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战争的描写来关注人本身，即人的原始记忆和本能，由此理解人的生存状态与行为环境。红高粱在文中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生命的力量，洋溢着生命狂欢的绚丽色彩，显示出生命力度，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父老乡亲，被赋予了高粱般伟岸坚忍、狂放不羁等鲜明的性格。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酒神精神”成为莫言不舍的渴望与追求。文中有红高粱、红酒、生命、血色火光的写实铺陈，更有情爱、狂欢、极端、冲突、牺牲等原始生命力的泼墨写意。红高粱是酒神精神的绝好写照。这种酒神精神一旦被点燃便可爆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

电影《红高粱》的创作，包含了张艺谋对小说的历史性的理解,以及作者与导演、过去与现在、文本与影像的“共建”。在电影创作中，张艺谋把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对生命的追求作为诉说的源头，更加渲染了那种热烈奔放的生存状态，肯定了无所畏惧的生命态度。张艺谋坦言:“大陆第五代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进行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 ［1］

张艺谋走的是由摄影师而至导演的路子。在他初涉影坛时是以摄影师的身份步入的，为引起大家的注意并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在拍摄《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时，张艺谋走了一种极端路线，即运用大量的暗色、反传统的拍摄手段和不对称的构图完成了他们对传统电影的宣战。正是这种宣战，让张艺谋看到了“讲故事”的方式、“反传统”的精神等对电影成功与否的影响。不过，这两部影片由于一味的追求新异，存在情节过于缓滞与镜头呆板的缺陷，使得它们的票房效果并不好。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电影生存是最重要的，拍电影应该注重影片的商业效应，这也提醒了张艺谋，让他在自己以后执导的电影中注意取舍和互补。

由于张艺谋早已认识到商业价值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所以在筹拍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时，以大众化策略迎合观众觉得好看的心理。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就是“好看”观。

张艺谋已经认识到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可供观赏的艺术形式，“鉴于电影是一次过的观赏性艺术，我们的《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人看一遍的电影。专门做学问的单说，一般人用不着两遍三遍地来回琢磨。它没想负载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生命的快乐与活力，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任何层次的人都可以感悟到的。” ［2］由于电影是由放映机播放的，它不会因为观众的思考而停止运行，因此，在欣赏电影之时，如若停留在对内涵的思考上就会错过对影片视图的欣赏以及影片叙事的整体把握，因为“眼睛和头脑要想携手并进，那是徒劳无益的，它们将被硬生生地拉开。” ［3］因此电影欣赏的过程是一个不可回看的过程。而小说则不同，它不仅可以回看，而且允许随时停下来思考。由此可见，“看电影”和“看小说”是两种不同的“看”的形式，前者通过肉眼产生视觉形象，后者则通过大脑想象，产生思维形象。视觉形象是瞬间产生而转瞬即逝的，而思维形象完全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衍发。

由于电影《红高粱》是将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糅合在一起进行改编的。小说表现的无限可能性必将受到电影表现的限制，于是发生了主题表现的转移。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采取民间叙事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抗日故事，但却与以往的描写战争的小说不同，它以回忆的方式着力描写了土匪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的抗日义举，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采用复调叙事的方式，安排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主线写余占鳌带领的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其间穿插这一条副线，即“我奶奶”戴凤莲与 “我爷爷”余占鳌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小说的主线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而死为开端，到余占鳌以匪首身份拉起由土匪与村民组成民间抗日武装埋伏在胶平公路旁伏击日军车队，并英勇奋战的壮烈场面，表现了民间一种自发的为生存而战的暴力欲望，这就弱化了战争的政治色彩，还原战争为一场自然主义的生存斗争。余占鳌则是《红高粱》唯一被塑造的主要英雄，他的英雄气概和草莽缺点都是剥离了政治评判的牢笼，回归了性格的真实而还原了民间的本色。而另一线索则在“我奶奶”出嫁的路上开始，余占鳌作为轿夫一路上想与“我奶奶”调情，在遭遇劫匪时的“英雄救美”俘获了“我奶奶”的芳心，终于在回门的路上完成了高粱地里的野合，于是杀死单家父子，还了“我奶奶”自由身，从此开始了两人的无限欢爱。这是一条展现民间激情的线索，它包容了暴力与性爱，以狂野不羁的原始生命力为根本，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自由的表达和直接的关照，完全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为表达这一复杂的主题，借用“红高粱”、“高粱酒”来完成故事的深厚内涵。

由于电影受时间的限制较严，无法在两个多小时的影像流动中传递莫言小说所深蕴复杂、广大、深厚的主题，充满矛盾和哲理化思维的主题更无法通过影像来表现。于是，带着最初的被小说“生命的冲动”和“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 ［4］的震撼，张艺谋对小说的主题进行了“避重就轻”的处理，回避了小说了对传统文化和人性的“畸”、“真”的批判，只取小说众多主题中的“生命的骚动”这一点，为《红高粱》“唱一支生命的赞歌”。在张艺谋的创作谈《唱一支生命的赞歌》中谈及影片对小说主题的改变处理时说：“我当时不想拿《红高梁》说特别多的事，不太想把它弄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人类意识。我们哥几几个在一起攒：这片子咱们拍简单点，一个宗旨是把它拍好看了，拍得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咱要传达出莫言小说中那种感性生命的骚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真活得自在，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想折腾就折腾，把这点事说圆乎了，把人对生命热烈地追求说出来，有这点小味道就差不多了。” ［5］因此，在电影《红高梁》中人物复杂性格中“真、善、美”的一面被保留，甚至强调，而其性格中“假、恶、丑”的一面则被删减。

注释：

①李尔威《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②罗雪莹《赞颂生命崇尚创造一一张艺谋谈〈红高粱〉的创作体会》，见《论张艺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③(美)普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④罗雪莹《赞颂生命 崇尚创造一一张艺谋谈〈红高粱〉的创作体会》，见《论张艺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⑤张艺谋《唱一支生命的赞歌》，《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丽（1980.2—），女，开封通许人，本科学历，2003年毕业于信阳师范学院，现工作于河南省平顶山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