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自

丰盛胡同饺子馆的记忆

1966年5月23 日晚上，我们全家除了父亲（田家英，1922-1966，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是在丰盛胡同口上的饺子馆吃的饭。那是平日绝少下饭馆的年代，没有父亲在，我们更不会去饭店吃饭了。可那天放学回家，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分别被中南海大西门和小南门的警卫用小汽车送到了西城丰盛胡同37号院（中直机关宿舍）临时安置的家，当时家里还大包小包地没收拾停当。

饭桌上，我挨着阿姨（保姆）坐，母亲在我的对面。为什么搬家，她没告诉我们，才13岁的我，并没有因为突然搬出中南海而沮丧或发现什么异常，反而像孩子“过家家”，为搬进一个新院落而兴高采烈呢。可此时，我抬眼望着母亲，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眼泪含在眼眶始终没滚下来。她夹起饺子，几次送到嘴边，可半天没吃一个。我扭脸悄悄问阿姨：“妈妈怎么了？”我的腿被阿姨捏了一把，示意我不许出声。

这一晚母亲令我诧异的含泪的眼睛，像刀子刻出的划痕，刻在了我的心里。似乎它是我幼稚的童年结束的标志，是我去理解母亲，理解社会，乃至理解人生的起点。

那一晚母亲究竟怎么了，这个谜，多少年后，我才解开。

1984年，母亲离休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她多年编刊人的敏感和记实本能，写下了数万字的《苦难的十一年》“文革”实录。

“实录”开篇，母亲记到：“‘文化大革命，我受过种种折磨，受过种种突然打击，印象太深刻了。现在闲下来，经常在头脑中流过……”母亲所说的“突然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1966年5月23日，父亲田家英上午10点左右在中南海永福堂寓所自缢了。

前一天的下午3点，中央三人小组忽然到家里宣布了“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和停职反省”的通知。对于这个等不到星期一正常上班，来势之汹、之猛的举动，连明了中央上层内情的父亲，也感到了它的意外和急迫。

整个下午和晚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直至半夜12点戚本禹（1931- ，山东威海人，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打来电话后，他才说了句：“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到如此下场！”

母亲下午回到永福堂，早上还活生生的丈夫，现在却躺在西厢书房冰冷砖地的一块木板上，再也不说话了。他为什么不待把问题说清楚，就这样永远闭上了嘴？事态变幻之快，让一向听从组织的母亲，惊恐、痛苦、无解，百感交集。

父亲去世后，一切，都压在母亲身上。

1969年冬天那一晚的偶遇

母亲是1967年秋被关进“牛棚”再不许回家了，姐姐1968年到内蒙插队后，我便一个人生活着。1969年3月，我和境遇相仿的同学也来到吉林最北端一个叫莫莫格的蒙汉公社插队了。

离京前，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专案组为了利用孩子的感情瓦解“敌人”，才允许我见了母亲一面。可一见到母亲，我就一直放声大哭，15分钟的见面，我直哭到专案组不耐烦把我拉走结束。

下乡后，我抑制不住地想母亲，我盼望得到母亲的一点点消息，希望知道她此时怎样度日。

自从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披露“全国妇联罢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的官”。因丈夫田家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系“文革”期间被陷害、打倒的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第一个事件）骨干分子，母亲可以被任意诬陷，任加罪名。

母亲“实录”里记到：从此，我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拉到全市去批斗，在天坛万人群众大会，在北京展览馆万人群众大会，在东城区群众大会，都被批斗过。这种会，揪我去，都是突然袭击，因神经紧张，得了控制不住大小便的毛病。

母亲记述的批斗场面，我一次也没见到。那时的我毕竟太小，不懂得母亲所受的是怎样的精神摧残。

春去冬来，到了农闲的季节。大家谁都没想回北京，准备就在农村过春节了。但11月底的一天，不知谁说了句牢骚话，“为什么不回北京，北京不是我们的了吗？”一语掀翻众人心底的波澜。说走就走，没钱买票，我们“扒车”回来的。

当我回到灯市口9号院，进院门不到20米，迎面低头匆匆走来一人，天虽黑，只是个人影，但我一眼便看出来，是母亲。

我喊出三年来未叫过的一声“妈妈”，母亲一愣。原来，她昨天才从蹲了一年半的“牛棚”放出来，明天就去河南许昌西华干校，只给她留了一天的准备时间。可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

那晚的巧遇，我只能把这叫做天意。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送妈妈到火车站，我和母亲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我愿跟你到劳改农场”

母亲到了干校，上面允许她和孩子通信了，每月我都能收到母亲的信，从此我有了期盼。可是我不知道母亲的来信报喜不报忧，从不吐露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五七干校，她所受的虐待和折磨。

1971年，我和姐姐终于有机会到已经迁至河北衡水的干校看望母亲。

两年没见，母亲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只剩80斤。原来母亲在干校每天承受的是非人的以虐待为目的的劳动。

母亲告诉我，中央专案组来人，向她调查陈伯达，来人的态度，比之以往外调的人和气了许多。她从来人的态度上察觉到形势有变化。

实际此时“九一三”林彪事件已过去了好几个月，连农民都听了不止一次中央文件的传达，母亲却什么也不知道。我把文件内容和北京的小道消息统统讲给她听。

最后母亲说：“我的问题，最好的结果就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最终的去处，一定是劳改农场。你能跟我去吗？”说出这话，母亲是下了大决心的，我毫不犹豫、想也没想地说了声：“我跟！”

1973年的干校，大部分人被分配工作或自谋出路了，五七道路名存实亡。

母亲也被放回北京，依然是“走资派”，白天依然到机关劳改，晚上回灯市口9号院十几平米的小屋一个人生活。

那时我还在东北农村插队。正巧这天到公社办事，顺便到邮局看看，一进门，邮递员就朝我大叫：“你来得正好，有你的电报。”“母病重，速回。”一看日期，电报发出6天了，我急了，飞速回队请假，等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切程序完成回到北京，已是母亲发电报的第9天了。

妈妈见到我的一瞬，眼睛里充满惊喜，母亲已熬过最难的几天，等我到家，她已经可以下床了。可从她看到我的眼光里，我知道母亲有多难，长久以来，她是怎样地盼望亲人啊。

咱们家的人就是太老实

母亲的晚年，和我们姐妹、女婿、孙儿一起生活，希冀圆满。

1998年，母亲因患肾衰竭，靠腹膜透析维持了一年后，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

有人描述，人的离去是一个肉体和灵魂由重叠，渐不清晰，淡去，消失的过程。

那一年，我分明感到母亲坚强的灵魂在极力阻止这种消亡。她用每天仅存的一点有效精力，给我讲述她希望我知道的一切：她小时的成长环境和走向延安的经历；她眼中的我的父亲。事情小到她和父亲恋爱了，谁先提出的结婚；大到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她反对父亲在毛泽东处替刘少奇承担责任。

母亲说父亲：“你为什么把刘少奇的意见说成是你的意见，你就是一个秘书，胆子也太大了。”

父亲回答：“主席从一开始听我讲包产到户的意见，就表现出极其的不悦，他早有自己的考虑，我要再说这是少奇的意见，不是影响两个主席团结吗？”

这场对话，母亲在“文革”中也没有讲出来。父亲的担当，最终没有维护得了两个主席的“团结”，但他的担当，让母亲对父亲的正派和人格，深深地信服了。

1956年父亲到山西调查，路过母亲的家乡山西忻县，他曾对同行人说：“你们看，从这里走出了个董边，不容易啊！”1920年代的山西农村，经济文化极端落后，而封建思想、小农意识却十分强烈。母亲倔强地挣脱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枷锁，靠读书走出了一条人生的道路。她加入了一个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信念的名叫“共产党”的组织，又在其中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妇女的解放和独立，奋斗了50年。父亲对母亲的感慨，是发自肺腑的。

最后的日子，母亲昏迷了，强透析使她短暂醒来，我永远记得母亲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天下午，多日不语的母亲慢慢地吐出，“都说老实人吃亏，咱们家的人就是太老实了”。

母亲的话，很久在我心里萦绕，她所说的“咱们家人”，是指晚年她和我们姐妹的家，还是也指早已不在了的父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