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以法学视角看，《道士下山》中存在着一系列文化冲突。民国初年，小道士何安下因道观闹饥荒被师父赶下山谋生，下山后的何安下身份既特殊又模糊：他不属于任何组织，因为他已被师父遗弃；他不属于江湖，因为他没有门派；他不属于俗世，因为他是道士。这个世界有他没他并无分别，于是他成了局外人，可偏偏稀里糊涂撞进一个又一个局中，引发各种冲突。

何安下下了山就不必再遵循道观里的宗教法，他显然又不知道门外还有国家法，于是他以身试法，杀人、抢劫都干过。因为肚子饿，他在街头抢了崔道宁的荷叶鸡，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崔大夫并未报官追究，崔道宁以民间正义准则评判何安下的行为，善良、宽容、同情心起了作用，于是原谅了他。何安下的不法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还被敦厚的崔大夫收为徒弟，这是极为危险的事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为了给崔大夫报仇，潜到水底凿穿船板淹死了二叔崔道融以及与二叔偷情的师母玉珍。以国家法而论，这是没有争议的故意杀人行为。可是崔道融该不该死呢？该死啊，他丧心病狂，是毒死亲哥哥的主犯，在何安下看来不仅崔道融该死，从犯玉珍也该死。这是比崔大夫对于他的夺鸡行为更典型的民间正义思维，即通过私力救济实现实质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与民间法法理相合。

然而故事发生的那个晚近社会里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局这样的执法机构，影片中还有个警察局局长叫赵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