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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与还原

2015-08-18管弦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4年13期
关键词:何晏异端朱熹

管弦

一、前言

《论语》传世千余年,作为记录孔子言行,反应孔子思想的著作,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首要经典。后世对于《论语》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与解读,希望通过对文本的揣摩以及义理的分析来还原孔子,认识孔子。然而,正如《论语》中所言,“过犹不及”[1],对《论语》的多重阐释纵然创造了更多理解《论语》,理解孔子的可能性,但由于客观与主观上的局限,阐释的多样化也使《论语》增加了更多模糊和混乱,无形中疏远了《论语》本身。在阐释与还原之间,究竟该如何取舍,或是该做出怎样的平衡,这对于经典文本而言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作为一名阅读者,我希望以自己的探讨与浅析展开思考,更深入的认识《论语》和孔子,更理性的看待经典与文化。

二、文本域阐释

(一)原文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篇第二》

(二)阐释

“为证篇”的这一章是后世产生争论颇多的一章,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异端”一词,由于“异端”的释义出现不同,对“政”与“也已”的解释也产生了差异,蒋伯潜曾言:“《论语》注本最精,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最博。”[2]因学历有限,我遂照蒋老所言书目,以何晏、朱熹、刘宝楠之家为基,将《为政篇》中第十六章有关“异端”的阐述在此节做相应的对比和浅析。

“异端”作为本章的中心词,其所指代的内容变成了关键。何晏的《论语集解》就“异端”作出如下解释:“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也。”[3]在《集解》的其他两处中,何晏也提及“异端”。[4]《论语集解》为汉魏论语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不仅包含两汉经学家们流传下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加入了魏时玄学家们对《论语》的解读。此处,“异端”为何晏等人的新注,[5]自然就包含了当时成为主流的玄学思想。《集解》深化了老子学说的核心——“道”的意义,在以道释儒的过程中强调“道”的终极地位以及其“通于一而万事毕”的特点。《卫灵公篇第十五》“予一以贯之”依据的注释就充分体现了这点。[6]“道”是本源的“一”,世界一切智善纵然形式各异,也终将汇集于“道”。《集解》里提到的“异端”成为了“道”(“大道”、“善道”)的对立面,是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偏门“小道”,是不足以论的“他技”,无法与其他的“善”“同归”,获得真正的内涵。然而,在这里,“异端”只是一个与“道”相对的符号化象征,《集解》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形容和阐释,含义十分模糊。这也的确符合玄学“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的释义风格,即对概念没有细致精微的描述。

再看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对“异端”的阐释。文公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异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之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随后,他又引程颐的话:“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学者当为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乎其中矣。”[9]程树德曾在《论语集释》中评价朱注,说“其著《论语》到处塞入理字。于仁则心之德,爱之理,于礼则曰天理之节文,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在宋朝,义理阐发已跃于词章考据之上,朱熹对《论语》的解读是典型的“我注六经”,以自身学说作为前提,对经典文本重新审视,欲图挖掘出符合理学思想的深意。钱穆在《中国近之百年学术史》中谈到韩愈时,指其“排释老而返之儒,倡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11]由此可看出宋代儒学的基本立场。尽管后代学者曾提出“理学思想中也扬弃了经学、佛学、玄学及道教的思想”[12]的结论,认为宋儒对佛道思想仍有所吸纳,但宋代的理学家始终坚持自己是对孔孟的正统继承,强调对佛老的批判。所以,朱熹引程颐的话注解“异端”自是情理之中。此外,朱熹对孟子极为倡扬,正是他将《孟子》单独提出,与《中庸》、《大学》、《论语》共同组成四书。孟子对杨墨思想一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此,文公对“异端”的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13]

最后要谈到的《论语正义》,是刘宝楠以何晏本为主,收集汉宋意见及清代诸家考订成果,再仿照焦循《孟子正义》体例而完成的注本,这也是各种注本中最完善的一个。《正义》取材范围颇广,虽只凭刘氏一家之见决定删选,但也保持了相对的客观性。在对《为政篇第二》“攻乎异端”这句话的注疏中,除博采前人外,刘宝楠在最后引用了清人焦循于《论语补疏》中有关“异端”的解释,此说与之前几家均有不同。“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而悖。悖则害矣。”[14]刘宝楠在最后评价“焦说尤为至理”,体现出其个人倾向。后来,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给出了相似解释,认为“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15]《正义》中加入的焦说竭力从孔子个人在《论语》中所体现的性情以及与其相关的作品(如《中庸》)出发,旨在强调兼举不偏,并未涉及不同思想流派并予以褒贬情感,可见清代朴学家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

(三)还原

李泽厚曾在《论语今读》中谈到:“《论语》本来就生存在解释学中,只是人们未能自觉罢了。”[16]的确,《论语》流传千余年,作为经典文本被无数次精读与阐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相同的字句与段落挖掘出不同内涵,从上文大家对“异端”的释义中即可看出。在众声喧嚣的时代,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还原”的期待,期待能回归到纯粹文本上,找回不沾染其他新思想色彩和政治意图的孔子与《论语》。这种期待是一种由“多”朝“一”的转向,读者已经疲于面对根据一家之见刻意重塑文本思想或是依照现实需要裁减文本以满足目的的《论语》。人们希望品读的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师生对谈,探寻真正属于那个时代的孔子。

然而,这种纯粹的阅读愿望是否存在走出“文本被解释”的可能?伽达默尔曾说:“成见是理解的前提。”“成见”的消失意味着思考的关闭,阅读的意义也仿佛被终结。20世纪的读者反应批评为这点做了详细有力的佐证,它似乎在说明,一个文本诞生之时也是作者死去的时刻,即德里达所说的“我在文字中经历了我的死亡”。而剩下的则是读者的考量与评判,后世将会看到何晏的《论语》,朱熹的《论语》,焦循的《论语》,所谓文本的客观独立之内涵只是一个幻想。endprint

我认为,对《论语》以及孔子本来面貌的渴求,实际上是对历代过度阐释的一种理性反省,讲求“还原”,并非旨在追求一种绝对的客观,而是为文本留下空间,从而为处在先秦背景下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学留下空间,避免它被一味添上他者赋予的含义。20世纪初,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曾极大地影响了史学界,他在《古文新证》中有言:“五倍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使得为之。”[17]其实,这也是如今“还原”经典之文本面目最可行的方式。1973年于定州汉墓发现的《论语》抄本以及在敦煌、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论语》残卷纵然无法再现《论语》的有完整原貌,但却为后世学习者提出了接近文本、让作者“活过来”的机会。时代的变迁注定了不同的“成见”会附着同一文本或同一作者之上,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纵然各异,却能够从侧面展现出一种文化随着历史的行进持续着它继承与创造的事业;而与此同时,解释并不独霸一方,在它之外,实物与文本之间的互证为经典的还原注入了新的活力。二者之间并没有所想的那般发生绝对冲突,相反的,它们的共存意味着一个被大家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文本正在被建构。这样的完整文本是一个同时富含着“不变”与“可变”的经典,这样的经典才足以成为不朽的永恒。

注释:

[1]原文: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出自《论语·先进篇十一》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3页。

[2]蒋博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47页。

[3]何晏:《论语集解》,中国基本古籍库,第3页。

[4]一处在《子罕篇·第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句,《集解》注:适,之也;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也;另一处在《子罕篇·第十九》“虽小道必有百观者焉”句,《集解》注:小道,谓异端也。

[5]《论语集解》所“集”之“解”中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王肃等注共968条,占总条目的88%,何晏等人的新注仅占12%,引自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6]《集解》中对《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非也,予以一贯之的”注释为:善有无,事有全,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真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一以知之夜。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页。

[8][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8页。

[10]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0页。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卷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2]陈来:《宋元明哲学史教程》,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7页。

[13]这点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有明确体现,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3-254页。

[14]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61页。

[1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页。

[16]王国维:《古史新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推荐语:

此文以何、朱、刘三家对《论语》的注疏为脉络,针对《论语》其中的一句进行了细致的解析。作者始终保持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关注着经典文本中解释与还原间的张力,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给文本留下空间”,在阐释的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来还原一个全面详实的古代经典,正是在这样的评述中,作者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与期许。

(推荐人:清华大学历史系 曲梦雅)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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