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高向东

（1.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华东经济

大城市劳动力供需平衡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杨胜利1，高向东2

（1.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文章在经济转型和大城市人口调控背景下，研究了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趋势与外来劳动力需求情况。研究显示，在上海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下，2015-2020年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在700-856万人之间，这使大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上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面临着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压力。目前上海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岗位上更多的是一种优势互补关系，对外来劳动力歧视有悖于社会公平理论，同时政府的强行调控政策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可能地创造出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调节劳动力供需和结构性短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户籍劳动力；供需平衡；趋势预测；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03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各地区都放松了对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管制，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出城市后，在城市内部也并未完全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赖德胜（1996）认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城镇劳动力市场［1］。张展新（2004）则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正式劳动力市场和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2］。就上海而言，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就业政策的不断完善，上海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完成了从二元分割走向一体化的结构转型［3］。目前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在收入、行业分布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者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差距。尽管如此，在城市内部仍将劳动力分为户籍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这种有区分的叫法，一方面是出于管理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残留物。

大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问题上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未来上海经济发展中仍需要补充相当数额的外来劳动力［4］，研究显示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0.34%［5］，控制外来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不利；另一方面为提升城市化质量，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适度控制外来劳动力流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人口规模。但是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人口调控措施都未能阻止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可见需要做的是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而非政府的强行调控，政府要做的事情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服务平台。故此，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已经提上日程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上海未来劳动力供需平衡以及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对于完善就业政策，合理调控人口、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较大意义。

二、上海经济增长与未来劳动力需求趋势

上海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大量的就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活动中劳动力供给的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为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杨玉华，2007）。劳动力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投入要素，那么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量为多少，需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才能知道结果。对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需求的预测，一般采用就业弹性法和多因素分析法，由于多因素分析法难以对未来趋势做出预测，所以本文在研究中采用了就业弹性系数法。就业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够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就业弹性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技能水平、劳动力资源丰富程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就业弹性。如果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较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较低，就业成本相对就低，就业弹性就高。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保持合理的就业弹性对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增长具有较大实际意义。上海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趋势，直接影响着未来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和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与人口素质的提升。

（一）预测方法选取

当前学者们对就业弹性的研究大多采用点弹性法，即如下文所示，某一具体年份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点弹性衡量了某一年份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幅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年份之间弹性波动性太大，不容易把握，并且单纯地从量上来衡量就业与经济的关系，忽略了很多相关影响因素，如从相关研究得出的以总就业人口为计算口径的上海就业弹性并不高，并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都出现了负的就业弹性现象。并非经济发展创造就业能力减弱了，而是就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按照张车伟的方法①，以非农就业人口为计算口径时，全国就业弹性明显上升，这种计算方法对短期的分析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具有较好的价值，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又缺乏科学性。因为随着某一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单位产出势必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如就全国来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就非常大，而对上海来说则已经很小，甚至部分年份已经为负数。在分析就业弹性时如果将劳动力的质量（技能水平、受教育程度）问题考虑进来则更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生产要素合理的需求情况。一般就业弹性计算公式为：

ε=（ΔL/L）/（ΔGDP/GDP）

其中，L代表就业人口规模；GDP是总产出；ΔL、ΔGDP分别代表就业人口数和总产出增长量。即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经济增长速度。

从就业弹性的公式可以推导出：

ε=（ΔL/ΔGDP）×（GDP/L）

劳动生产率（GDP/L）是决定就业弹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高，就业弹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袁志刚（2005）在计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时已经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也越高。而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技术水平的关键，上海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提升，聚集了大量人才资源，从而使其具备了更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也使企业的新技术吸收和转化能力以及对各种资源的配置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这些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最关键、最本质的要素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提升，收入分配、物质技术、自然环境等只不过为刺激劳动者的能力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后起作用的还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所以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关系，更是一个质的关系，这一点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早有体现。舒尔茨在其构建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将劳动投入看作是劳动力存量和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所以在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并逐渐摆脱传统的落后经济发展模式后，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应该将人力资本水平考虑进来。加入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就业弹性计算公式为：

ε=（ΔH/H）/（ΔGDP/GDP）

H代表人力资本水平（h）与就业人口存量（L）之积，这里的（h）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的标准化乘积来代替，H=L×h。

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

ΔL=ΔH/h

下文以此为基础对上海未来劳动力需求进行预测，即根据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乘积）投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来预测未来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采用了曲线模拟的方法来预测，而技能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两个变量采用了移动平均外推的方法进行预测。

（二）上海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测

上海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012年已经上升到11.98年，比1990年普查时提高了2.78年，年均上升0.12年。从不同时间段来看，1990-2000年为低速增长阶段，10年间共增加了0.81岁，年均提高0.85%；2000-2012年为加速增长阶段，该阶段增加了2.37岁，年均提高1.46%。从两个时间段来看，后者增长速度要大于前者，即上海市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速度有加速提高的趋势。从国际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来看②，上海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会继续增长。

劳动人口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资源质量的高低，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能够不断创新、不断改革，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尽可能少的人力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财富。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往往直接决定了其后期接受培训、继续深造、技能增长等后天人力资本的形成。所以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往往直接决定了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利用1990-2011年数据通过SPSS进行回归构造模型，对上海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Y）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通过各种曲线拟合显示，Growth等比级数曲线拟合效果较好，比较符合上海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发展趋势。模型如下：

Y=e2.205+0.011 7x

x为时间t，x=1，2，…，n，定义1990年时x=1，依次类推。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模型检验结果

相关系数R=0.997，F=276.26，其P值为0.000 0，可见模型通过检验，参数设计比较合理。根据此模型可以预测2012-2020年上海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结果见表2。

表2　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预测

根据预测，到2020年上海市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02岁，但仍与美国2005年13.63年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2012年的差距仍较大。

（三）上海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生产总值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878-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2%。从整体上来看，经历了加速增长期、快速增长期到目前优化调整时期。1978-1990年为加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为7.9%，1990-2000年为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为12.34%，自新世纪以来基本处于调整时期。2000-2005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1.94%，2005-2010年又下降到11.22%，2000-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1.58%，要小于上一阶段。根据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这一比率仍在下降，这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8.2%和7.5%。鉴于此，假定上海经济总产值按照6%的速度增长为低方案，按照8%的速度增长为中方案，按照10%的速度增长为高方案，经济增长不会低于6%。经济增长率过低会带来一系列的就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但是就目前调整期来看，也不会高于10%。以此为依据对上海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进而对未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量进行预测。按照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乘积计算的1990-2012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301，2000-2012年的平均弹性为0.41，就业弹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但考虑到当前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就业弹性上升空间不会很大，所以假定未来就业弹性为在0.38～0.43之间波动，并利用这一假定值采用时间序列曲线模拟每一年就业弹性，并以此对上海未来劳动力需求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下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万人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社会，缺少了劳动力的经济发展也是无从谈起的，只不过是科技的进步减少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投入的过度依赖而已，但会增加对劳动力质量投入的要求，即未来劳动力投入是数量和质量的整体投入，而且质量的投入越来越重要。根据上海的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上海未来劳动力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不仅对数量有更高的需求，而且对质量也有更高的需求。从2010-2020年上海经济发展对劳动（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上升了40.15%，而其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上升了20.65%，质量的需求上升了16.16%。那么在劳动力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能否满足需求及其供给趋势如何？是否存在缺口？缺口多大？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三、上海劳动力资源供给趋势分析

由相关理论可以看出，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劳动力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分析上海未来劳动力供给和外来劳动力资源需求的时候，需要首先对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区域人口发展主要受人口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生育意愿、人口迁移流动等方面的影响。在预测上海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上海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外来人口迁入和户籍人口生育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并将最新的居住证积分制、“单独二孩”政策也纳入到预测中来。本文采用了离散型人口预测模型，在对生育率、人口迁移等参数做出合理的模拟下，对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具体过程可以参考作者发表在《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的文章［6］。预测结果显示，采用多种模拟方案中的任何一种方案，上海未来户籍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出现降低趋势，通过比较分析，本文选择了与上海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最相符方案作为分析参考依据（见表4）。

表4　2011-2020上海户籍人口发展趋势

如果将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的话，上海未来户籍劳动力资源不仅总量出现了下降，而且所占户籍总人口总量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见表5）。户籍劳动力人口比重的降低，意味着上海户籍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下降，劳动力资源的贫瘠程度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总量的减少直接关系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总量供给。如果以16岁及以上人口③作为潜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的话，未来上海劳动力资源总量或许有小幅上升，但是所占户籍总人口比重也出现了下降。同时由于上海户籍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都比较高，高龄老人一般都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所以总量虽有所增加，但也不容乐观。

表5　2011-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发展趋势

常住人口的发展趋势除了受到户籍人口发展趋势影响外，还受到外来常住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在对外来常住人口的预测中，本文假设了低、中、高三种方案，在三种方案下外来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为20万人、30万人和40万人。在分析中采用了中方案作为标准，高低方案作为参考。在中方案预测下，未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一些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势发挥的变化，2020年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将比2011年下降4.4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外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较户籍人口更年轻，使上海未来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出现了增加，但增长速度要低于以前年份。

四、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与外来劳动力需求量

根据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全市1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64.12%，16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劳动参与率为59.23%。户籍人口劳动参与率从“五普”到“六普”整体下降了0.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以此为依据计算户籍劳动力供给情况如表6所示。同时考虑到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假设经济在2013-2015年按照8%的速度增长，2016-2017年按照7%的速度增长，2018-2020年按照6.5%的速度增长，则总劳动力需求量和户籍劳动力供给量、外来劳动力需求量都呈上升趋势，由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造成未来户籍劳动力供给量出现了小幅下降，而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量上升。按照“六普”常住人口中16岁及以上人口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对常住人口劳动力供给量进行测算，发现中方案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按照中方案来规划外来劳动力和户籍劳动力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表6　2011-2020年上海户籍劳动力、外来劳动力需求情况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之一，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上海户籍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上海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外来劳动力流入是弥补上海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措施。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也都因为劳动力短缺不得不依靠外来劳动力支持其经济发展，如日本、美国和中东一些国家依靠引进亚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来满足本国或地区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上海在人口调控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中，需要高瞻远瞩，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做好规划和引导，实现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提升，但又能满足本地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防止因劳动力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受限。

五、上海外来劳动力供给与就业政策分析

外来人口由于以青壮年为主体，其年龄结构较年轻化，上海外来人口年龄中位数要比户籍人口年龄中位数小4岁。大量外来人口给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减轻了社会负担。

（一）外来劳动力供给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海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与流动人口所占比重相反，户籍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见表7）。这也是造成上海从业人员总量中外来从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户籍从业人口比重则与外来劳动力比重相反出现了下降。外来人口不断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工资率差异的诱导，增加了流动的可能性；二是随着交通工具日益方便，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三是农村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劳动力外出提供了潜力。1988-2012年上海市经济保持着快发展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17%。总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47%，外来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8.43%，户籍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3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0.88%。从增长率上来看，外来从业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总的从业人口增长速度，户籍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负数，可见外来人口的增长已成为上海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表7　上海户籍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构成变动

在从业人数比重方面，无论是外来人口还是户籍人口，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1988-2012年分别下降40和18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家庭式流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流动人口中携配偶、子女、父母一起流动的已占到66%，随迁家庭成员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导致外来人口中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多；②近年来流动人口日益多样化，旅游、探亲访友人数越来越多，人们流动不单单是为了工作，很多人是为了体验异地风俗文化、体验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繁华。这些因素构成了近年来流动人口中从业人数所占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户籍从业人数占户籍人数比重下降是因为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劳动参与率降低，同时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户籍人口对工作条件要求较高、劳动意识差，造成一旦找不到工作宁可处于失业状态或在家待业状态。

（二）外来劳动力就业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从业人员流入城市且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有效补充。但是大量外来从业人员与流入地户籍从业人员在就业进入和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城市下岗和失业职工大量增加，大多数省市都出台了各种限制外来从业人员进入的规定。1996年上海加大了对外来从业人员的清退和限制力度，并在2000年要求单位在需要招聘劳动力时，优先招聘本地劳动力，在招不到情况下才可以招聘外来劳动力。同时为了限制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要求企业按照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多少，缴纳务工管理费和管理基金，以进一步减少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外来劳动力并没有受到限制而减少，反而出现了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外来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的是本地劳动力不愿意从事的低端岗位，与本地劳动力更多地呈现出互补的效应。

从行业分布来看，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中外来劳动力所占比重较大，而这些行业一般属于低端行业，由于工作条件较差，常常是脏、累、苦等行业，本地劳动力一般不愿意从事该类行业（见表8）。

表8　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分行业就业比较

本地劳动力由于从小在城市长大，有着自身的优越感，“精明”多于苦干能力。外来劳动力深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户籍劳动力，总是自觉选择低端行业。由于工作岗位不同，外来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也要远低于上海市户籍劳动力人口。由此可见，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不仅仅是替代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有效补充。

从职业构成差异来看，外来劳动力人口由于自身技能水平的限制，主要在二、三产业中的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餐饮业和商业服务等行业从事工作（见图1）。2010年“六普”显示上海外来人口中有79.4%是农民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一些岗位成为广大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就业来源。从外来就业人口职业构成来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占外来就业人口的比重最大，为44.7%，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重，为34%，务工经商仍是上海外来人口流入的主要原因。外来从业人员主要是生产加工工人、建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餐饮业服务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很少。而上海市户籍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要远高于外来从业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更倾向于上海市户籍人口，一般外来从业人口很少能够进入到该类职业岗位。2010年本地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超过了外来劳动力这一比重值14.2个百分点。相反外来劳动力中生产加工人员和商贸服务人员的比重要远高于本地劳动力这一比重值。

图1　“六普”上海户籍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职业构成

此外，外来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得仍需加以完善。随着上海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规范单位用工行为和上海劳动力市场秩序，2002年上海市政府制定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包括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保险待遇。200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修改（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改完善了综合保险办法。200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发布了《关于贯彻（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综合保险实施的各个环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和支付。虽然该项制度在保障外来从业人员就业权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仍存在一些弊端，参保率也较低，2003年建立之初参保率只有15%，到2008年参保率有所上升，也只有59.76%。2012年随着《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上海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纳入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具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险种和缴费规则与本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完全一致，非城镇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这些都进一步完善了上海市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外来从业人员及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公平参保权利，但是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只能参加三项保险，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保障仍未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其中。同时，外来人口子女教育仍存在一定问题，外来人口子女在大城市中虽然可以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但是在高等教育上和各种教育福利上还是不能和上海户籍子女同等待遇。而子女教育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一个主要因素，很多人由于子女教育的问题而往返城乡之间，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这既不利于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建设。

六、结论与建议

（1）流动人口是大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显示上海就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重超过了户籍人口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外来人口总量迅速增长，2012年年底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总量达到了960.24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40.34%，比2000年增长670万人，户籍人口迁入12.96万人，机械增长7.07万人。根据本文预测，上海未来的发展中仍需进一步增加外来劳动力资源的补充。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外来劳动力弥补了上海劳动力资源的不足，促进了上海工业化的推进。虽然外来人口的调控政策在不断完善、不断更新，但是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和未来发展来看，政府强行干预、调控都是不可取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市场供需来决定上海劳动力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以填补本地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量和结构性需求，使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达到优势互补。

（2）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工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者的成果，完善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外来劳动力资源流动性大、工作单位不固定，但是他们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户籍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被简单地当作劳动力资源不足时的补充，一些人甚至将这部分外来劳动力看作是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累赘，以至于很多人在谈到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时候，首先就是拿外来劳动力开刀。其实，外来劳动力一般是全国甚至国际上的高素质人才，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也是当地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者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这些人员的工作能力虽然有的不及上海户籍人口，但是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为繁荣上海文化、促进上海发展、进一步实现人才集聚都是大有意义的。他们为降低上海的用工成本、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卫建设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海应该重视劳动力资源中这一部分特殊的群体和他们形成的市场，将其纳入劳动力资源配置范围，加以分类和规范，有效利用，实现对本地劳动力的岗位补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应该使上海成为各种专业技能人才、尖端科技人员的集聚地，并使这些劳动力在上海得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

（3）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外来人口的基本需求，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加大外来劳动力就业培训力度，尽可能地提升其人力资本，使之为上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要加大教育投入，使外来人口子女能够在大城市接受尽可能多的优质教育，给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些基本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要转变观念，形成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引导方面做出一定的支持，对优秀的外来劳动力可以尝试给予表彰或纳入到事业单位部门就业等，这些都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统一的良好举措。同时要建立与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能够应对转型期“新常态”，并能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城市特点的多层次就业模式。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资源不断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挥，使劳动力资源既能够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又能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

注释：

①张车伟2002年在“我国就业弹性分析”一文中指出：我国就业弹性应该以非农业就业人口为计算口径，即就业弹性=非农业就业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②2005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63年，日本则达到了12.9年。

③我国法律劳动年龄的下限是16岁，同时根据现实情况很多劳动者参与劳动并无年龄上限，只要身体健康完全可以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所以采用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潜在劳动力资源总量。

［1］赖德胜.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J］.经济科学，1996 （6）：21-25.

［2］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16-19.

［3］严善平.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对2003年、2009年上海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1（9）：19-21.

［4］童玉芬，齐晓娟.北京市劳动力资源变动历史、现状及趋势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7（2）：11-14.

［5］杨胜利，高向东.外来从业人员对流入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2（6）：24-29.

［6］杨胜利，高向东.小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应用［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4）：20-26.

［责任编辑：余志虎］

A Study on Metropolitan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and Migrant Labor Employment Policy —Evidence from Shanghai Municipality

YANG Sheng-li1，GAO Xiang-do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2.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tudy on the trend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of labor resources and migrant labor demand in Shanghai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control of big citi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mand for migrant workers is about 7 to 8.56 million in Shanghai from 2015 to 2020 under its economy maintains a certain growth rate，which makes the city in an awkward pos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igrant workers.On the one hand，the city is facing mor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migrant workers.On the other hand，it is encountering the pressure of urban population control of big cities.At present，there are still cer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labors in jobs，wages，social welfare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in Shanghai labor marke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labors in the employment is a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The discrimination on migrant workers is contrary to social equity theory，while the government' s mandatory control polic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market.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healthy，orderly and fair market，and let the market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and structural shortage.

local labor；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trend forecast；migrant labor；employment policy

杨胜利（1982-），男，河北肃宁人，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高向东（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

F061.5；F241

A

1007-5097（2015）01-0011-07

2014-06-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ZD02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