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清

关于中共一大会场，人们早已熟知的两处：一处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处是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当时为什么要选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召开，后来又为什么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安排这些地方都与她有关。

1919年，王会悟（1898—1993，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这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她被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的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是李达。会议筹备中，李达把会场安排的相关工作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望志路106号：中国革命的“红色之源”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错综复杂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的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其建筑是上海最具地方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建筑。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点开会，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学曹仲彬教授专访了王会悟。当时，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李书城于1908年10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到广西桂林与黄兴取得联系，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担任了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的监督，主管教学工作，他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之心，培养了不少人才。1917年9月，李书城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组织了“湖北护国军”。护法运动失败后，李书城陷入一种苦闷彷徨的境地。这时，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国，给他带来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带来了马列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活动，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为李汉俊提供住处——笔者注）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李汉俊一听要在他家开会，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两人谈到中午12点，李汉俊仍不同意。几天后，王会悟接连几次去找李汉俊。王会悟说，她当时“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最后，李汉俊同意了”。于是，中共一大会场就这样选定了，并在这里召开了几天会议。

1961年3月，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革命的航船由南湖红船起航

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李汉俊住处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借口说走错了。这个侦探的到来，虽然没有使党受到损失，但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搜查。在这以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转移到附近一个小城市。那么，究竟到哪个小城市呢？当时，张国焘提出到杭州西湖去开会。对此，王会悟说：“到杭州西湖开会，张国焘等可能被人认出。”于是，王会悟又说：“我的家乡在嘉兴，嘉兴有南湖，有游船，可以到嘉兴去开会。”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赞同，最后大家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转移时代表们“是坐的早班火车去嘉兴的。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达穿着西服呢料坐二等座，何叔衡、董必武也坐二等座。陈公博因在转移至嘉兴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回大东旅社被密探跟踪，故没有去。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相貌独特，怕被别人认出，也没有去。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县里的张家弄鸳鸯旅馆（现为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房间费4.5银元，饭费3.5银元，小费0.5银元，共花8.5银元。早饭后，请旅馆账房给雇南湖游船，原想雇一艘大游船。而大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预订（当天订不到），最后只好雇了一艘中号游船，船费4.5银元”。代表们稍作休息后，离开旅馆，到南湖烟雨楼参观。11点左右，各位代表到游船上开会，下午6点多会议结束。

最后一天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人，产生了全国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王会悟于1993年去世。她虽然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要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