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景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安徽 亳州 236800）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是专门从事各类技术性活动的脑力劳动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历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的贡献。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很难界定其阶级属性,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长期曲折发展的局面。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何正确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直是我党执政以来努力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知识分子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解读

知识分子属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大不相同。从历史过程的考察情况来看，应从三个层次来界定内涵：第一个层次是从较高文化水平（主要指学历）的角度；第二个层次是把是否从事脑力劳动作为衡量标准；第三个层次是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创新的角度。因此，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称作“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的文化专业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没有明确定义。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之外的同盟，是“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中国革命理论并不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然后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的。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受当时历史因素和认识能力的影响当知识分子加入革命和建设队伍，成为干部队伍中的一员时，知识分子仍然受到与工农出身的干部区别对待，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另眼相待，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套政策来协调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历史变迁的过程回顾

（一）探索形成阶段（1921-1949）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问题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早期的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着手来确定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陈独秀、邓中夏认为,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缺乏阶级性。因此，党对知识分子的群体进行了划分:一类是依附于反动阶级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则是未依附于反动阶级的知识分子[1]。知识群体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他们的两面性:一是革命性。二是软弱性与动摇性。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对它们的弱点并未给予过多的批评与关注，相反，宣传上还特别强调它们积极的一面，在政策上也以团结和争取为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的领导成份不纯，他们不是工人出身,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从“八七”会议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出现了排斥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提出了“指导机关工人化”，“党的无产阶级化”的荒谬口号，大批党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被排挤出中央领导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尽力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坚持正确路线。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强调，要防止和纠正“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人成份，依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但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左”的错误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思想得不到贯彻执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有了根本转变。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逐步得到纠正。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忽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以及存在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1939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反映了党中央对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问题的高度重视。该《决定》被称为“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以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194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制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和《技术人员待遇标准》。知识分子不仅在生活备受照顾，在政治上也相当受重视。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说:“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积极走与广大工农兵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政策基本形成。

正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重视以及正确的方针政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海外华侨，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完善成熟阶段（1949-1956）

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底，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是我们对1949至1955年知识分子政策的总概括。实际上，如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3]。这无疑是由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突出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己不适应现实了。因此，1956年1月党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思来代表中央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4]。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党对知识分子的这一新的评价以及依靠知识分子的政策，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完善和成熟，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以说，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是我们党建国后第一次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解决我国知识分子问题出色的成就，是我们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里程碑。

（三）曲折徘徊阶段（1957-1976）

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一年。受“左”倾错误影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广大知识分子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958年“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知识分子成为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的对象，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1962年党开始认识到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倾向的严重性,于是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布给他们“脱帽加冕”，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指导思想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左”的错误认识,加之“文革”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致使这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愈演愈烈，致使许多重大的失误。“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喧嚣一时的口号，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把知识分子当作工农兵“进行再教育”对象，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让他们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造成了知识和人才的极大浪费，也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把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列为全国整顿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党在“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特别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得这种纠正和整顿也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文革”时期党的极“左”知识分子政策。

（四）调整创新阶段（1977-现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拔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确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进入调整和创新时期。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这是纠正党在知识分子政策错误倾向的开端。1978年，邓小平首先恢复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科学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在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把知识分子问题同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邓小平明确提出“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建设的战略需要”，吸收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发展。1982年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史无前例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践出发，与时俱进地制定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立足点”。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式列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和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精辟论断,这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一大突破,在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和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在新形势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在全国十九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此后，胡锦涛在2003年12月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致性和紧密性。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体现了对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党的知识分子变迁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否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关乎党运之兴衰、国运之荣昌。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知识传播、价值建设、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的主要社会阶层，也是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健康发展的必要的监督者和批判者。没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个社会就缺少了自我监督自我反省，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党应该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培养和造就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1]周 明，杨会清.早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及影响[J].党史文苑，2006，（12）：8-1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3]高广景.新中国成立头七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论[J].桂海论丛，2010，（4）:36-40.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