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泊涵

（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湖南 长沙，410007）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顶尖级大文豪，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和先驱者，鲁迅对魏晋文学特别的喜爱。在魏晋作家中，鲁迅更心仪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并对他们有独到和深刻的理解。

前些日子，笔者读了鲁迅先生一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演讲稿，渐渐懂得了鲁迅先生对代表魏晋风度中的嵇康和阮籍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也渐渐对鲁迅先生与阮籍、嵇康之间的情愫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在他的演讲中，结合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化，深入分析魏晋文人的诸种文化形态及文化心理。此时，笔者的心中顿感惊诧，没想到一向以阴鸷锋锐、捉笔如刀的面孔示人的鲁迅先生，竟然跟魏晋士人是如此默契，是不是先生笔下的“狂人”风度与魏晋士人们的风度有什么关联？笔者试着从嵇康、阮籍的某些共性做个对比，以飨读者。

一、描写形象的惊人之处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描写的人物与嵇康、阮籍的精神气质有相似之处。这样的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如《长明灯》里的疯子，还有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分子形象，细细一想，这些形象无不受阮籍、嵇康事迹的影响。

狂人往往有多疑的性格，更有无视一切的胆量。他们所做的一切让常人无法想象。魏晋士人追求率性洒脱，他们多耽于饮酒，或沉醉于吃药。他们的行为让常人摸不着头脑：阮籍家族“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群猪共饮一瓮酒，纵情怪诞之极。“天生刘伶，以酒为命”，……。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魏晋文人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们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心中的不平之气，是由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混乱郁结而成的，无奈之下，他们唯有用酒和药来麻醉自己，来疏散内心的抑郁。魏晋之士之耽于饮酒、吃药，也是其得以在乱世保全自己之法宝。而不受世俗礼节的约束，放浪形骸者比比皆是。竹林名士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别人讥笑他，他回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世说新语》)。可见魏晋文人不拘礼法，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魏晋诸多名士不拘哭丧之礼。阮籍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依然在晋文王宴席上“饮啖不缀，神色自若”，且“燕一肥豚，饮酒二斗”，足见其蔑视礼教……。魏晋的文人确实淡定、镇静、也很从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们能遇事不慌，处惊不变，内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世说新语》中说到谢安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里时，他正和一位朋友下棋。看毕来信，他沉默不言，从容专项棋局。朋友询问，谢安深色无常，平静地回答：“小儿辈大破贼。”不喜于色如此，不怒形更甚，嵇康被司马懿迫害，蒙冤系狱，临刑前却“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奏毕，他高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直致死亡，嵇康依然展现出自己的镇定自若，淡定从容，正是对魏晋风度很好的诠释。

《狂人日记》中的“我”（即狂人），是鲁迅先生塑造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艺术形象，也可以说是阮籍、嵇康的再世。一方面，狂人是一个真实的患迫害症的精神病人，他的言行、他的思维，都具有迫害狂症的疯狂的特征，同正常人有着相当大的思维差距、行为差距，故称其为狂人。但另一方面，在狂人的臆想和疯话中更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他说“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些话或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百姓的迫害，寄托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深切向往，对希望世人改正旧习，远离“吃人”陋习的强烈的愿望。话在常人听起来是相当狂，但是他的精神品格却具有着清醒的反封建战士的特征，狂人的言行举止的确不为常人所接受，否则他怎么会觉得“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这是他狂的一面；狂人也的确有着深邃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尽管社会上并没有人真正地吃人，但是那严苛的社会制度，一层剥削一层的阶级制度，不知道残害了多少贫苦百姓，残害了多少有识之士，残害了多少弱势的、无法自我保护的生命？这就是吃人，比食人族更为可怕的吃人，它从精神到肉体都吃掉你，使你无法反抗，只能安于其中，甚至如狂人所说，自己被人吃，却也同时在吃着别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他的言语是疯狂的，他的行为举止是疯狂，但是他的言行举止所折射出的思想却是相当的深刻与深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旧社会的本质——吃人的社会。因而说狂人是疯狂与清醒的统一，他的言行举止是疯狂的，但是他的思想是清醒的，是超于世人的清醒的！从这一点看，鲁迅（狂人）与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是多么相似！

二、勇于面对生命的相似之处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之后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使得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曹操在《蒿里行》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真实的写照。长期的战乱、离愁、生死，让这个时代充斥着悲剧的气息。文人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同时，在这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文人“少有得其善终者”，其政治处境异常艰难。曹操曾借不孝罪名诛杀孔融，嵇康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为司马懿所杀。嵇康的死便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讯息：若以如此执着的态度与当局不合作，结局也只会如此。以“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褒贬时事只会引来杀身之祸，士人因此陷入越来越深的生存困境，面临着归附或是执着的艰难选择。在此风云际会之下，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独特文学地位的文坛才俊，前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后有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些魏晋士人之所以像一片璀璨的明星熠熠闪光，是因为那些与历代文人所迥然不同的排遣方式的选择，面对痛苦，他们口吐玄言，弹琴作诗，蔑视礼教；他们涂粉饰貌，缓带宽袍，饮酒服药……总之，他们或咏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或感叹“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阮籍《咏怀诗》），或哀叹：“人生寿促，天地长久。”（嵇康）。在他们的悲观人生里有对理想的执着，有对生命的热爱。正是由于恋生恨死，阮籍、嵇康都希望从老庄那里得到解脱，渴求成仙长寿，要与黑暗的社会抗衡，当面对正义的时候，却将什么都置之度外。

而鲁迅也是身处极为黑暗的时代，面对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一方面他冷静温和，为女师大的学生摇旗呐喊，另一方面他又是孤傲而凌厉的，可他和阮籍、嵇康一样，也极其珍惜人的生命。鲁迅曾经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要生存。他把尊重人的生存权利与尊严放在首位。生命是第一要义。他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空谈》），他强调爱惜青年的生命。当面对正义时却不屈服。他笔下的狂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屈服于封建制度的英雄。狂人敢于“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因此惹得古久先生很不高兴。“陈年流水簿”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伦理的象征，狂人敢于用脚踹表现了他对封建制度的蔑视，这是嵇康之狂。两者同是对生命的珍爱，阮籍、嵇康更多的出自于忧生之叹，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而鲁迅更多地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格进行思考，带有理性的色彩。在传统文化残害人的生命的批判上，鲁迅显得忧愤深刻，鲁迅对生命本位的思考内涵也比阮籍、嵇康深广。

三、对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

身处纷乱社会的魏晋文人，他们饱受着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苦痛，他们峨冠博带，长衫短袖，尽情高歌，开始有了“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所以嵇康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司马昭曾想拉拢他,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也因此招致忌恨而被杀。阮籍爲了躲避当时的血腥的政治，放浪形骸，佯装猖狂，他深深地知道，只要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曹魏皇室与司马集团的政治纠纷中，选择了明哲保身，登临山水，隐居在世外桃源，与明月对酌，或者大醉六十天，酣醉不醒，对自己的政治态度缄口不言。所以，司马氏才让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却不拘礼节的他颐享天年。

鲁迅青年时代做过许多“梦”。这些“梦”是鲁迅在青年时代对革命思想的追求，对社会前进道路的探求，对光明富强的中国的憧憬。因他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先生希踪古贤，情归魏晋，尤其对嵇康情有独钟。他从嵇康的旷世才学、文品心性、文人风骨，还有桀骜不驯、敢于直言、蔑视权贵的人格魅力及有感于嵇康不幸的遭遇中，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鲁迅的个性心理，精神状态，还有那冰与火结合的灵魂，仿佛与嵇康文章洋溢出的浪漫色彩与精神魂魄，热烈的诗性情怀与反叛思想，有种心灵相通的高度融合。他的好友、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许寿裳说“鲁迅对魏晋文章素所爱诵，……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贤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融）嵇（康）两人相似的缘故。”

不过，我们也知道，当时的鲁迅正是出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之中。与阮籍、嵇康时隔1000多年，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事实上，鲁迅对古代文学传统是一向都很重视的，他除了点赞魏晋风度之外，更多的是目击了时事的艰难，以曹操、司马懿父子捏造罪状，排除异己的史实，嵇康的风度来暗喻自身的风格，借古讽今，抒发他对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激情！那些孤独的叛逆者难道和阮、嵇的命运不相似么！

[参考书目]

[1]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A] .而已集[C]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73.

[2] 鲁迅.狂人日记[A] .呐喊[C]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3] 鲁迅.长明灯[A] .鲁迅杂文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 刘义庆.世说新语[A] .世说新语汇集校注[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朱东润.蒿里行[A]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