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虹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社会是最大的舞台,生活是最好的教育,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纵观吕思勉先生的思想变化皆受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的濡染,吕思勉生于中法战争之后,经历甲午战败、庚子之变、民国建立等一系列社会的沧桑剧变,目睹社会的疮痍和不同时期努力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的成功和失败，吕思勉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变化。“人心之欣戚,岂不以其境哉”[1]693映照了吕思勉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变的。

吕思勉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时,认为自己的思想曾经历三次变迁：第一个时期信康梁之说向往大同；第二个时期服膺法家倡言改善政治；第三个时期服膺马克思主义如获人生指南。这三次不同时期思想的变迁是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的状况影响着吕思勉的思想,同样这些思想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支配着吕思勉的身心。《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个普遍的法则对社会如此,对社会的人如此,对吕思勉也可谓如此,因此他的思想也历经不同的变迁。

一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世代读书仕宦,至吕思勉已有百年,家庭处处弥漫书香韵味,出生于这样一个学术浓厚的家庭,使得吕思勉从小就耳染目濡于传统文化中。其父吕德骥,字誉千,少时勤勉好学,常日初出而作,夜漏三鼓始息,与书可谓无所不读,尤好经世之学,弱冠时即以文名乡里,少服膺经训称其所居曰“抱遗经室”,对《易经》颇有研究,其母程氏通晓经史,能为诗文,其姐亦能诵经史,工诗词。家学传统的影响和父母明诗文、察善教使吕思勉很早就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初能读书时,母亲程氏让其读《纲鉴正史约编》,其后吕父誉千君把《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其随便翻看,吕思勉开始对言历代治乱兴衰的著作情有独钟。虽家学浓厚，家人才高学富，但吕父并不主张自己教授子弟,“谓非因溺爱失之宽纵,即因期望太切失之过严。”[2]8所以吕思勉6岁时,父母即为他延师受教,先从师薛念辛先生接受传统经史教育,三年后因薛先生到外地做官改从魏少泉先生,不久又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在从师延读,始由父亲自行教授,母亲、姐姐相助,吕思勉虽未进入公私立学校,但勤苦自立于学,并严格按照传统的儒学教学方式学习经史子集,吕父也常劝告说:“你以后要多读些书,不应该兢兢于文字之末”。[2]13吕思勉的家乡常州为今文学派文渊之乡,名儒众多,习经成为乡风。吕思勉从小生活在书香韵味和习经乡风浓厚的常州,从小就浸染到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俗说言教不如身教。吕父在任江浦县教谕时,日以利物济民为念,求致用之途,数十年如一日,吕父以之积学专意致用的嘉言懿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吕思勉的思想；但现实因素对其更具直接性。

清末民初严重的时局危机激发了仁人志士的爱国激情,甲午战败屈辱条约的签订,使海内外的有识之士群起而谋改革,于是新书报刊日增月盛,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三民主义的传播等对吕思勉早期思想的发展有甚大启蒙。此后吕思勉始读报刊,尤甚喜《时务报》。甲午战争及康梁维新变法运动,使吕思勉思想为之震撼,康梁之说盛行时,吕思勉积极广泛阅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 《变法通议》及其主编的 《时务报》、《新民丛报》，同时还大量研读章太炎、严复等学者的著作及译著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均受益匪浅，“为文喜学龚定庵,读梁任公先生之文,慕效之。”[2]31康梁之说在清末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时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吕思勉的思想、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康梁为代表的倡言变法的新型政治精英群体通过一系列的办报、讲学等社会活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角，他们的学说思想独领风骚。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构建的思想体系对吕思勉影响最大，特别是大同三世说。吕思勉自言：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向往大同，即笃信并向往大同世界主张的三世说。吕思勉对大同世界何以向往,他是怎么开始信服大同世界的,这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也与他所经历的时代变化分不开。吕思勉自述：“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实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作殆无不寓目者。粗知学问,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不逮。”[2]10又说：“自己少年时的读书学习得益于父母师友,而在学问宗旨上,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1]2后来又说“我和三位先生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牖启之处实为不少。而尤其是康、梁两位先生,故于康、梁两位先生皆不识面,然在思想上受两先生影响实最深,虽师不逮。”[3]401由此可见康梁对吕思勉早期思想信仰的影响。吕思勉自言：“此时所笃信而想望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即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大同而后已。”[1]2康有为阐释的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社会进化路线恰好与中国向来怀抱的远大理想相合又和当时社会需要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康有为的大同说勾画的大同蓝图在吕思勉研读其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作为理想和思想信仰,所以吕思勉说：“我的希望是大同世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2]12吕思勉世界大同的观点虽源于对康有为著作的研读和康梁言论,但在具体论事方面对梁启超的观点比较认同,深为信服。从康梁著作中向往大同世界,但至于大同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对于少年吕思勉还只是个美好的理想和梦境,他自言“至于大同世界,就系如何情状？当有何途赴之？余时年少,不知考虑也。”[2]12社会的凋敝和残破、官员贪污腐败、刮民敛财、民不聊生的景象,让吕思勉更向往世界的大同,希望通过改革制度推动社会进步。这可谓是吕思勉思想的第一个时期——信服康梁之说向往大同世界。

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运动把清王朝政权冲击得濒于瓦解,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政治以维系几乎垮台的政权,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宣传革命活动。这数千年未有之遭遇引起的社会时局和环境的变化使吕思勉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吕思勉认识到，不论守旧维新,莫不言之有理，而行之无不碰壁,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长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实务，对社会现实开始有真正的认识，对大同世界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但并未放弃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也未放弃对大同之希望及张三世之说，但已不深远思考大同世界之途。

二

吕思勉未曾进入公私立学校也无师承,皆读书自知。十五、六岁时,已能自己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并加以注解和札记。晚清内忧外患的形势让吕思勉对社会局势有自己的观察和见解,他读书注重事务、关心时局、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家庭生活的窘迫又让吕思勉不得不藉劳力自以为活,社会的破敝和生活的艰辛让吕思勉更注重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最终使其开始对社会根本问题作深层次的思考。吕思勉自言：“青年时代所向往者,实为旧日经济之学,因之对社会上各种问题,皆能留意,后阅读面既广,于治史亦益。”[2]5“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求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2]33。在步入治史之路的殿堂后,吕思勉更注重从历史中寻求社会改革的手段和方法。吕思勉虽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对国事民生却很关注,但他却不愿涉足于政界不热衷于当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吕思勉若想进入政界,此为极佳的机会,即使不做官,亦可以学者身份为政客。然性情使然,一生淡泊名利,惟好读书,无意于社会交际,看不惯当时政党的作风,遂远离政治,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吕思勉自述：“早年无意于科场功名,稍后目睹戊戌变法以来,苞苴盛而政事益坏,朋党成而是非益淆。在中国数千年的统治上,虽有三教九流之学,然明治国之道,皆法儒二家。数千年来,处危局则用法强化,处太平之世则崇尚儒以兴化,今子坏,在承儒学之极弊,而法家之义益晦蒙,是以靡靡不可终日。若有能者用法以修政,崇儒以善俗,庶几百年之计乎？而急则治标,法尤当务之急。”[2]63政事混乱,财政穷困之际,吕思勉认为兴国利民,适宜以法治国为重,实施督责之术于士大夫。这使他的思想转而笃信法家。

17岁时吕思勉得识丁桂征、管达如，丁先生为经学名家,于小学尤为精熟，管君受教于谢钟英先生，谢钟英先生治史学,以考证闻名,而好谈旧日之经济，其言治道,信服法家及纵横家。吕思勉从管达如获闻其说,亦间接受教于谢钟英先生。受谢钟英影响,在治史、论事方面,多获受益,受现实的状况和谢钟英言说及治史思想的影响,吕思勉思想方面亦起一大变化。与谢先生有许多不同之处，吕思勉唯服膺法家不信纵横家之说,由于信服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之说,所以信服法家。法家学说若细分又可分为法术两派,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此时他认为：“遁循中国的旧说,以为凡事皆当藉政治之力改良之,然在政治上之弊病,则皆由于在执者之自利。故非有督责之术,一切政事,皆不能行；强行之,非徒无益,而又有害。”[2]19吕思勉有此思想一方面因年事稍长知识积累日富对问题的观察有了不同的角度,另一方面因就社会情状加以观察分析有了自己的见解,故其见解如此。吕思勉认为法家之说术的精义，即臣王异利四字。吕思勉对法家的术家之言比较信仰,故在政治上,持开明专制主义,主张改善政治实现国富民安。早期新书报刊的阅读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早有领悟和认识,后革命派宣传三民主义倡言西方欧美政治,此思想也未曾变化。吕思勉以为“在君主制国家,改善政治体制,所希望者为贤明之君相,在立宪制国家,则希望者为一贤明之中坚阶级。吕思勉主张开明专制主义是把中国旧说与西方旧民主主义革命之说相结合，所以他的希望同君主制立宪制政体的治国之途略有不同,其略如此,大同之希望及张三世之说此时并未放弃,不过不暇作深远之思考，但以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4]40

吕思勉在走上治史之路后仍然坚持以法家之说治史倡言社会改革,以术家的“臣、异、利”作为自己治史服务社会的责任贯穿于他治史之路中。吕思勉信服的法家之术是建立在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精华之上的,他对王安石经世变法失败表示同情,认为他失败的原因即缺乏法家督责之术。吕思勉认为应该从历史吸取教训,作为治国的政治家目光不能不远,志向不可不大,脚步不能不踏实,手段不可不谨慎。从小接受儒学熏陶的吕思勉又能吸收西学观点,吕思勉自幼童时从古代史书中浸染经世济民的思想,后又受到父亲嘉言懿行的影响,所以他读书治学不求功名利禄,崇尚德性和知性。如若不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可能谨遵父亲教诲隐而不仕。吕思勉在他的《万顷堂》中有一首诗即可表达他的这种思想：“管社山前湖水平,斜阳天际照空明。若非内热忧黎庶,便合渔樵了此生。”[4]678然而社会的现实使吕思勉决定自效于社会国家,他以经世济民的思想关注社会的改革并致力于史学研究的经世致用。他批评一些读书人的读书治学目的不纯,把读书当作吃饭的门径和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对借口学者不当与世务以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感到羞耻。吕思勉认为学问的目的在于致用,而国家富强社会昌盛的本源在于对学术的研究和重视,以史为鉴,学以治国。特别是在国势艰难之际,“有大志者,理宜风起云涌,以己饥己溺之怀,去识知世间的饥溺之事。”[1]92他还讲到：“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有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粗心浮气，冥行擿途，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5]356吕思勉认为研究学问的人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书本里,要肩负社会改革之责,要为现实谋实用。他早年就重视国计民生,关心国事和民生,主张社会改革,倡导从日常生活上做起。吕思勉生活于社会基层,深知民间疾苦,注意对世事的观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都一一记录,写了很多具有实时性的文章,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的倡议不胜枚举,吕思勉希望以自己的呐喊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是吕思勉信服法家倡言社会改革,改善政治,为生民立命,万世开太平,走向世界大同的努力。

三

吕思勉在抱着大同理想以法家之说倡言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困惑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大地送来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吕思勉在回忆时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予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2]152吕思勉生活在中学西学、新文化旧文化相互冲击、新旧转换、社会变动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局势，吕思勉感到：“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了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所以他不固守传统而是以兼收并蓄的胸怀、开明的态度紧随时代步伐,尽力追求新知识、新文化以为社会服务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吕思勉在长年累月研读古史的同时,又广泛阅读报刊杂志,注意吸收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他以广阔的心胸吸纳各种文化知识,对当时流行的西方一些著作有很深的研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进化理论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思潮,吕思勉较早注意到西方社会学的价值，是提出研究历史要用社会学的观点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他“认为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差，而能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交通梗塞之世，彼此不能相资，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即已互相灌输，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6]3他很早就对斯宾塞的《群学肆言》、马林诺夫斯基的 《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的 《社会通诠》、恩格斯的《马尔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一些西方著作仔细研读过,对用社会学研究历史很是推崇,他说治史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正如王家范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的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7]378

当五四运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时,康梁学派成为保守者落在时代后面,马克思学说成为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新学说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传播。儒家大同理想和马克思宣言的共产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吕思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并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吕思勉对马克思学说已有初步的认识。1902年以后,梁启超、马君武都曾写文章介绍过马克思和他的主张,朱执信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孙中山在1912年也曾称赞马克思学说,认为“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8]518。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报刊也蜂拥而至介绍社会思潮，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吕思勉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甚为活跃,学术活动也丰富多彩,先后撰写了《沈游通信》、《南归杂记》、《〈一个不幸娘们〉的跋语》等,反对迷信,倡言科学,抨击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反对封建势力。倡言男女平等,向往自由民主。1930年前后,吕思勉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新的变迁,这是其思想变化的第三个时期——服膺马克思主义。19世纪30年代以后,关于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和刊物不断增多,国内甚至掀起了翻译马列著作的热潮,随着马列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吕思勉涉读马克思的著作也逐渐增多,对马克思的思想了解也更深入，吕思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经济是社会基础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吕思勉信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的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与吕思勉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如在1923年吕思勉编著并出版《白话本国史》，其中论述“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结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时,就指出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指出“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的时候,认为“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为吕思勉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困惑：（1）受社会学家之说的启发,认识到知识之进步对于社会之改善大有裨益。至大同世界之途最困惑的问题不是由于知识的进步而是由社会组织之变化引起的；（2）认识到社会改革之关键不是有个贤君名相，而在于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改革才能彻底,世界才真能走向大同；（3）认识到消灭阶级矛盾解决民族危机在于动员全体人民而非某一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这和马列主义倡言的社会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4）倡言爱国主义,热爱民族,树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马列主义不相违背；（5）历史上言改革过于片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则范围较广,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前进的方向。童书业先生曾在《古史辩》第七册的自序中说：“吕先生在经学方面是位今学大师,在史学方面又是刘知几的后劲,在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倾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者。”[2]2171943年吕思勉在诗作《再示荣女》中说：“圣哉马克思,观变识始终。臧往以知来,远瞩若数计。鸟飞足准绳,周道府如砥。愚夫执偏端,诤诘若梦寐。庶几渴吾才,靖献思利济。太平为世开,绝业为圣继。”[4]691以此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崇敬和仰慕。1945年他在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对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表达了赞同和赏识，他说“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这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9]125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赞同,吕思勉服膺马克思主义是水到渠成的。此为吕思勉思想转向笃信马克思。解放战争后,吕思勉在自述中说：“我对今日之政治,根本上可谓百分之百赞成,何也？走社会主义之路,以达世界大同,为予之素志,而循马列毛泽东思想而行,亦予所认为正确之路线也。”[3]444可见吕思勉在中年以后对马列主义的拥护和信服。

[1]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3]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从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C]//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9]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J].文献,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