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弼成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般而言， 生态的问题是生物、生存、生命的自然状态的东西，文化是人的境界的问题，人创造了文化，有了文化，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把文化与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可能就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一。据研究，“文化”与“生态”两词虽然边界模糊，但最早渊源于人类学，富含人性的内容。可见，《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的最高学问——智慧之学，是人类智慧之学的顶峰。

文化生态学熔铸了人类的最高智慧。黄正泉教授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命题。如“人是文化生态存在者”，“人是文化生态学的逻辑起点”，“文化生态的运行之道：稳定、制衡和功能耦合等”，“反文化生态”，“强势文化生态的建设”等。这对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黄教授提出的“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从生态学来看就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文化生态链”。文化生态学其实是研究人所处的一切及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其目的是解决各种文化及其与生态的关系，即解决人的可能生存问题。文化生态源于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制衡，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智慧有大小之分。大智慧是人类从生态中吸取的通过文明生态使人最终走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只有当文化本身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的时候，人们才能通过参照它来理解文化生态。从动物与人类的连续性来看，如果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争斗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有机的过程，那么，那些不断发生冲突的社会阶层就没有必要通过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来相互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