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首先对黄正泉教授的鸿篇巨制《文化生态学》的出版表示祝贺， 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有创见、甚至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大著，确实是一种艰巨的劳动和创造性精神的完美体现。正泉教授是我的学生，他给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善于思考、富有创造精神，敢于打破陈规陋习。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独立个性、敢于冲闯禁区、富于创造精神。尽管我觉得这本书的有些内容还有一个进一步精确化和深化的问题，但是整个思考是富有启发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生态学的逻辑起点问题

黄正泉教授在《文化生态学》中提出生态学的逻辑起点是人，人是文化生态存在者。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马克思关于人的界定有三个命题：第一个界定是人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在《费尔巴哈论纲》里面讲的，我觉得关系就是生态，总和就是文化生态；第二个界定是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第三个是人的类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文化生态学》关于人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界定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载体。人的功能是什么，他有需要，需要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宣扬他们发现了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则认为，与其说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不如说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和途径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