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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2015-08-15张金荣师永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5年2期

张金荣,师永伟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长沙抢米风潮,已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而走向全国,以反帝反封建而彪炳史册。它的出现是偶然与必然的完美结合:偶然方面,具有不可预见性的严重自然灾害,且荒灾“后遗症”的影响亦愈来愈凸显;必然方面,则是“下民”的“道义”使然为之。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任何因威胁其生存的行为而产生的反抗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与天经地义,即使是采取铤而走险的方式,诸如民变与起义,抑或是其他暴力方式——尽管这被视作是很“疯狂”的事情——他们也会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长沙抢米风潮的研究各界均已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1]。但是,从“斯科特传统”、情绪等“内在理路”路径来探究此次风潮尚为少见。“斯科特传统”在分析农民政治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岿然不动,从这个维度考察农民与其他下层群体的生存道义,以及从情绪,尤其是不良情绪的传播这一面相可以重新更好地审视长沙抢米风潮,同时体现诸多的现实观照与有益借鉴。

一 “内在理路”——道义与情绪

无论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抑或是《弱者的武器》,无不彰显着“斯科特(James C.Scott)传统”在分析农民政治中的理论魅力。虽然“斯科特传统”的立论根基是在东南亚的农村社会,但中国广大农村,甚至湖南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亦适合之。原因有三:一是,诚如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导言之初所引用R.H.托尼的生动比喻:“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里,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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