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塘沽滨海开发区特殊化学品堆场发生的大爆炸举国震惊，令人痛惜。关于天津塘沽爆炸的相关讯息，成为民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那些愤怒、追责诘问的，还是感动、抹泪合十祈福的，人们既有着对受害者和罹难者的怜悯与同情，也有着对自身安危的关切。通常情况下，在一次灾难或者灾祸发生后，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情境代入：我会遭遇这种厄运吗？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机制，这次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和焦虑相比此前的几次灾难或灾祸事件，显得更为普遍和强烈。

短短4个多月，加上这次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经有了至少5次化工厂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叠加效应，加剧着公众对城市安全的焦虑。而多年来，各地因为在城区附近兴建化工项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政府和专家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和保证所建化工项目绝对安全。可是，如此密集的多起化工厂爆炸事件，让人们为安全感而愈加焦虑。不只是危化品爆炸，还有电梯“吃人”、自来水危机等，都会引燃个体的安全焦虑。

从心理学角度，当人们为安全感的丧失而倍感焦虑时，他们将无法平和、坚毅地生活，甚至在睡眠中都会勾勒噩梦。我们努力建设的幸福大厦，不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地基上来完成。

因此，如何来修补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应该是一个比救灾善后更值得深思的工作。

而安全感的修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抚慰，更是一种制度呵护：这种呵护，可以是将“细节审慎”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可以是应急预案多“长点心”，但究其本质，就是用密织牢固的安全屏障将公众与危险隔离，让公众跟“自危”情绪尽早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