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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之入——论盛唐至大历诗中之景与读者的疏离感

2015-08-15○秦峰

语文学刊 2015年14期
关键词:情绪

○秦 峰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226019)

大历诗歌,位于中国诗歌史上两个波峰间(开宝与元和)的波谷地段,这一尴尬的处境以及相对于风骨兼备的盛唐诗时前者显露出的狭仄诗境,使得大历诗作在文学史上长期受到学者的忽视。前人对之评价不甚高,往往将其作为唐诗衰弱的转折点:“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1],“诗道初丧”[2],“雕刻太甚,元气不完”[3]等等。

但是,作为升降开合变化的关口,“(大历)它乘着前一个波峰的余力,又孕育着新的波峰,成了诗风嬗变‘盛而逗中’的关键,不懂得大历诗,也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唐诗”。[4]蒋寅先生的《大历诗风》属于迄今为止对于大历诗最有深度的研究著作,他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盛唐诗歌中的主客体依然保持着对立关系,古典诗歌传统中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风格只有经过大历诗人才真正形成的观点,给予后学许多积极的启发。陈伯海先生积极肯定了大历诗歌使得情景交融得以进一步实现的重要作用。[5]虽然他对情景交融只有到大历才真正实现这一观点表示存疑,但双方都肯定了“移情入景”这一艺术手法在推进景物与诗人情感相结合这一进程上的作用。

蒋文中以“移情”的手法作为诗歌艺术情景交融的条件,陈文中则将其解为“有我之境”得以产生的思维机制。无论是“移情”手法的运用,还是“有我”之境的营造,诗人与景物之间的距离都被无限地缩小了。开宝盛世的衰落,战乱造成的生灵涂炭,给予那个时代的诗人莫大的打击,精神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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