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超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

《诗经》研究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其中主旨研究是重要的方向之一，直至现在仍有不少关于《诗经》主旨辨正的文章见诸于世，如《〈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辨正》、《〈诗经·唐风·蟋蟀〉主旨辨析》、《〈诗经·木瓜〉主旨论析》、《〈诗经·小雅·甫田〉主旨辨正》、《〈诗经·陈风·泽陂〉主旨辨正》等，然而，对于《诗经》诸篇目主旨纷繁的原因却鲜有人论析，本文以民国以前的200余部《诗经》研究著作为基础，通过分析《瞻彼洛矣》的主旨，以揭示《诗经》主旨纷纭的原因。

1 《毛诗序》的影响

就《瞻彼洛矣》而言，诸多研究者遵循《毛诗序》的观点，认为主旨是讽刺幽王，汉代著名经学大家郑玄继承了这一观点，而后的唐代孔颖达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毛诗正义》中认为：“作《瞻彼洛矣》诗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赏罚，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以刺今之不能也。”［1］855另外，宋代苏辙《诗集传》曰：“洛之水泱泱其无穷，使洛爱其水无所泽，万物於洛无加也，而物失其利，洛维不爱其水，故无损於洛，而物蒙其益。王者之有爵命犹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其无穷惠天下之诸侯，以结其驩心，故诸侯之除丧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使将六师焉。伤今幽王爱其无穷，以失天下之诸侯也。”［2］449清代王心敬则在《丰川诗说》中更为详细地解释了《毛诗序》的正确性：“各章首二句凄然，有河山今昔之感，与淮水同其慨叹，其为刺幽王，明也。昔周公营洛都，朝会巡狩以明赏罚，故立政曰‘文子文孙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没，周道寝衰，久旷盛典。宣王中兴复古，诗人有《攻车》之颂，幽王嗣服荒於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倾、赏罚僭滥、武备不修、会同遂废，故诗人观洛水而思先烈也。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以周京密迩西戎，故讽之‘以作六师’，虑其有夷狄之祸也；‘保家室’讽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将亡也；‘君子至止’讽以朝会也；‘福禄’讽以赏善也；戎服、佩刀讽以罚恶也。《序》说备矣。”［3］275虽然宋人王质和清人牟庭认为讽刺的对象不是幽王，但仍遵循了《毛诗序》主张“刺”的观点。

2 朱熹的影响

宋代大儒朱熹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诗集传》堪称《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瞻彼洛矣》而言，《诗集传》是全面批判《毛诗序》的，其认为主旨是诸侯赞美天子，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后世诸多学者。如宋代輔广在《诗童子问》卷五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全文，认为：“‘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此则言天子之所在也；‘君子至止，福禄如茨’，此则言天子所在福禄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师’，此则言天子之所事也；后两章则皆颂祷之辞。”［4］375元代刘玉汝《诗纘绪》也认为：“盖诸侯以天子之至此，其道德光华、威灵显赫，诸侯云集而四方，辐凑国势隆盛而人心齐一，以是為天子之福禄而颂美之作起也。”［5］700明代梁寅《诗演义》曰：“天子会诸侯玉东都以讲武事，诸侯美天子而作是诗也。”［6］172还有胡广、倪復、许天赠、姚舜牧、曹学佺、朱朝瑛也持这一观点：在清代，朱鹤龄《诗经通义》也认为：“从《集傅》可也，广仰视曰瞻，诗曰瞻彼洛矣，其为诸侯美天子之词甚明。”［7］206另外，黄梦白、刘始兴、李诒经也主张该篇是诸侯赞美天子的观点。可见，朱熹对于该篇主旨研究的影响之大。

3 对周王好恶的影响

《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那么，这期间在位的周王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桓王、庄王等，其中周先王及“文武成康”可谓彪炳千秋，成为世人歌颂赞美的对象，如《绵》、《生民》、《公刘》主要歌颂周先王，《文王》、《皇矣》主要歌颂文王，《大明》主要歌颂武王，《假乐》主要歌颂成王，《下武》主要歌颂康王等。就《小雅》的内容而言，则主要涉及到“夷厉”以后的诸王，其中“夷厉”及宣王、幽王则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虽然宣王的“中兴”之举赢得了世人的不少赞誉，但其执政后期也让世人颇有微词，幽王则更为世人所深恶痛绝，平王也因东迁之事而为人所知，因此，就《瞻彼洛矣》而言，文章虽然气势昂扬，却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是赞誉宣王的，大多学者宁愿认为是讽刺幽王，即使以朱熹为首的诸位学者也只能认为是赞美天子，而天子究竟是谁，恐怕连朱熹也很难在夷厉以后的诸王中有所定夺。可见，研究者对周王的好恶也影响了主旨的确定。

4 周朝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周代，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被载入《诗经》中，其对于主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就《瞻彼洛矣》而言，众多著述中涉及到的主要历史事件就有很多。

4.1 召公卜洛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后，与周公所言：“‘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而后去。”［8］36清代龙起涛据此认为武王志在营洛，但实际是成王即位后，才派周公主持这件事。《尚书·洛诰》记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诰卜，作《洛诰》。”［9］314这一记载认为召公先于周公卜洛，因此，清人龙起涛认为此诗当是武王时期咏召公卜洛一事。

4.2 宣王中兴

宣王中兴是指周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王道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一时的复兴。他在晚年中兴之志大减，常深居宫中，贪图宴乐，甚至为了扶持鲁孝公，而不惜兴兵伐鲁，从而出现同姓诸侯不睦情况。有些贵族感到危机来临而逃跑，也正说明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尖锐。因此，后人对宣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尤其针对宣王中兴的主要成就而言。在《瞻彼洛矣》中，就出现了“美”和“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明代季本《诗说解颐》曰：“此宣王因车攻之狩会诸侯讲武事，而诸侯作此诗，以美之。”［10］248另外，清代陆奎勛《陆堂诗学》曰：“《瞻洛》继《车攻》而作诗，故云成康时诗。余观‘韎韐有奭，以作六师’，‘君子万年，保其家邦’為辞猛厉矜张，当属宣王，《裳华》彷《蓼萧》，而意味差薄，亦属宣王诗。《桑扈》以类相从，观《崧高》诗有云‘维周之翰’。《烝民》诗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11］285宋代王质则认为是君子斥宣王之诗，其在《诗总闻》曰：“此必宣王会诸侯东都之时也，君子斥宣王也。”［12］637

4.3 幽王亡国

幽王作为西周亡国之君，常常为后人所诟病。幽王继位后，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佞人，引起国人强烈不满。他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攻周。最终，幽王在“烽火戏诸侯，一笑失天下”亡国。因而，就《瞻彼洛矣》而言，清代姜炳璋《诗序补义》认为讽刺幽王的原因是：“观其初政委靡，诗人因述烈祖朝会东都之盛，戎服驭师者，以讽之。”［13］256明代郝敬《毛诗原解》则认为源于其“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倾”［14］326，进而认为是幽王废太子废申后之后的诗。

4.4 平王东迁

由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王东迁”。由此，明代何楷认为：“《瞻彼洛矣》纪东迁也。”［15］622清 代 姚 际 恒 也 认 为：“此 詩 正 咏 其 事也。”［16］159明代朱善则认为是感叹“姬辙既东，而天下无复中兴之望矣”［17］249之诗。

5 《诗经》作品排序不同的影响

这一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清人龙起涛《毛诗补正》中。“李安溪谓：大雅世次最明，小雅《鹿鸣》至《鼓钟》序亦未紊，独至《楚茨》以下，复起初似文武成康诗，《青蝇》以下似厉王诗，《黍苗》明为宣王诗，《白华》明为幽王诗，复依世次重叙一周。”［18］614可见，清代学者李安溪认为《诗经》作品是按照周朝历代帝王即位顺序排列。同时，清人龙起涛也认为：“安溪所言是也，楚茨四诗似文王以前至文王时诗，此篇当是武王诗。”［18］614可见，通过作品排序来确定诗歌的时代和主旨也是造成主旨纷纭的原因之一。

6 关键字词释义不同的影响

研究者对一篇诗歌中某个字词的理解不同，都有可能造成主旨的不同。就《瞻彼洛矣》而言，研究者对于“君子”一词的理解不同，造成其主旨的差异，如清代牟庭《诗切》认为“君子”指《鸡鸣》篇中的当朝诸侯，龙起涛《毛诗补正》认为“君子”指召公，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君子”指天子，或更为具体指宣王。另外，对“韎韐”一词的不同理解也是造成主旨差异的重要方面，清代龚橙认为“韎韐”是诸侯世子的服饰，而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天子的服饰，由此也影响了不同主旨的产生。

7 时代性和个体性差异影响

汉代董仲舒就《诗经》的解读问题曾说过“诗无达诂”，指出了研究者的时代性和个体性差异导致《诗经》研究的见仁见智，这也成为《瞻彼洛矣》主旨研究纷纭的根本原因。如两汉时期，郑玄作为一统古今文经学研究的经学大家，其在论《瞻彼洛矣》的主旨时，拘泥于《诗序》，认为是讽刺幽王，其里程碑式的地位也让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对于《瞻彼洛矣》的主旨问题也遵从《诗序》主“刺”的观点。宋代则出现了以苏辙为代表的主“刺”派和以朱熹为代表的主“美”派针锋相对的局势，但朱熹当时身处整个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时期，因此他以理学思想一改宗《诗序》为废《诗序》，更隐晦地实现了《诗经》政治教化的作用，使诸侯赞美天子的主旨成为主流。明清时期的主“刺”派和主“美”派则平分秋色。可见，各个时代对《诗经》主旨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是由于研究者受当时自身环境和学识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8 结 语

《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文字、音韵、训诂、名物、校勘、辑佚、史料以及各篇的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内容方面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诗经》的主旨研究，本文以《瞻彼洛矣》主旨研究为例，力图找到影响《诗经》主旨纷纭的原因，以廓清《诗经》主旨辨正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共通的影响因素，为未来《诗经》主旨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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