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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的伦理指向

2015-08-15

科技视界 2015年4期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原文

杨 琦

(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就是把它仅仅看作是两种文字的转换,即所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1]1020世纪后半期,西方翻译学出现了文化转向,随着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翻译的政治研究慢慢拉开了序幕。

“翻译的政治”作为命题是由欧洲学者沃纳·温特(Werner Winter)在其《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而对其内涵、外延及产生的语境作了较为系统阐述,并使其进入科学化的轨道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这位著名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拥有多个称号,当今西方文学批评之“怪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世界顶尖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并与赛义德,霍米·巴巴一道称为“后殖民研究三圣”。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把“翻译”看得太重要了,并在翻译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她在《局外的教学机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命题,并将它置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中予以考察,对其中蕴含的权力问题作了深刻的讨论,并对第三世界文学译至英文语境中的一系列强权与暴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是一种潜意识的控诉,一种文化的抵抗,一种自我身份的书写。通过探究翻译背后的“静默”的暴力以及女性主义译论,斯皮瓦克似乎在向人们揭示一种翻译伦理,即他者的翻译。

1 “翻译的政治”

“翻译的政治”中的“政治”不同于以往“会议”、“政客”等传统概念,而是具有现代哲学的范畴,是指权利关系及其相关的摆布策略。[2]斯皮瓦克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三维空间中考察翻译的政治问题,她认为翻译存在于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利关系中,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审视。

1.1 语言的“三面结构”

斯皮瓦克认为语言是让我们得以了解事物,了解自身的众多要素之一,它具有“三面结构”:修辞(rhetoric),逻辑(logic),静默(silence)。这“三面结构”不是处于静止状态,彼此之间是流动的,而且呈破坏性的互动关系。[1]78逻辑使我们得以依据明确标明的连接把言词串联起来,修辞则必须在言词之间及言词周围的静默中活动,试探着怎样才能起作用,效力有多大。[3]399如果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模式,就没有真正的翻译可言。在斯皮瓦克看来,修辞是关键,“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以某种方式颠覆其逻辑的系统性”,而“在修辞内部起作用的”是“沉默的暴力”。[4]216就如同她作的比喻一样,正是修辞性打破了连续性,这种扰乱力让人感到“如织好的布匹一般的语言的织边松落、散落成轨道”。[5]279“语言的织边松脱”是指修辞借助静默的暴力破坏已经排好的话语秩序,而同时另一种新的秩序和结构铸造的“轨道”却悄然形成,给读者展现出另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这样,文本中原本“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就通过静默的暴力得以呈现,而这正是“翻译的政治”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随着修辞的介入,现有的话语秩序及其隐含的政治便消声,而新的翻译政治得以展现。这一翻译的政治道出了译者所处的两难境地,译者到底是应该更贴近原文,译出隐含于原文的意义,还是应该用译文读者更亲睐的修辞,以沉默的暴力来使原文消音,来赢得更多译文读者。就此,斯皮瓦克提出“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这一说法,认为“译者首先必须完全帖服于(surrender to)原文,她必须在文本中苦苦求索,穷其语言尽处”,只有通过亲密的阅读,文本背后那些隐藏的他者的踪迹才能凸显出来。

在将第三世界的文本向英语翻译过程中,“他者”往往被消音,“贱民”常常无发言权,两种文化的差异性被抹杀。因此,要想为处在弱势地位的“他者”负责,甚至也要响应静默,翻译者要和作者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做原文最亲密的读者,才能贴服于原文,在两种文化交流碰撞中使原文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他者”特有的期待作出回应。

1.2 “女性主义”与翻译的政治

“翻译像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是曾经流行于翻译领域的经典比喻,由此可以看出翻译崇尚的忠实背后所隐藏的性别隐语和男权意识形态的暴力,它不仅包含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还包含着对译作的歧视。斯皮瓦克就是在女性书写的前提下讨论翻译的,这使她提出的翻译的政治具有复杂的内涵,将翻译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她说:“当为数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出于热诚,给予母语不是英语的女性主义者发言的权利时,采用多数人的语言──英语──则更为公正。然而就第三世界的非英语人士而言,这多数人的法则到底是礼仪之法则,还是民主公平的法则,抑或是强权的‘法则’呢?”[6]145但多数人的法则未必见得高尚。大量的英文翻译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文本被译为一种翻译腔之际,民主的法则被诱拐为强权的法则的机率大大增加。当欧洲以外的女性主义文本一味的译成强权者语言“英文”的同时,作为“他者”的女性往往会成为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在作品中全然消音。

1.3 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政治

后殖民指的是文化殖民,也是一种文化侵略主义。后殖民理论批判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凭借其话语主导权对东方在文化上的支配与控制。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政治注重的是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为翻译定位”一文中提出,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5]117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也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后殖民主义下权利的不对等,她认为,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来就不是平等的,英语如今已渐渐成为霸权性语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容易以反对我族中心论和文化本质主义的名义坠入强势话语帮凶的陷阱。

2 翻译伦理

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对话活动,它涉及到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准则并被要求遵循之。译者作为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渐渐被赋予更多主体性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如译者是否不受约束,译者的职责到底是什么等,但译者“应该如何翻译”即遵守什么样的翻译伦理观始终是译者和翻译理论家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认为翻译的伦理存在于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应当把“他者”当做“他者”来承认和接受,翻译要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韦努蒂则采用“抵抗”为特征的翻译伦理,主张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抵御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切斯特曼还进一步提出了再现,服务,传意和规范等几种翻译的伦理模式。

归根结底,翻译伦理的根本问题是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各方责任问题,其中包含追求“真理”与“可靠、信任”的问题,即不欺读者。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来谈翻译伦理,就是要求译者与原文地位的“平等”,最终使译文等同于原文以期赢得读者的“尊重”。

3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的翻译伦理倾向

从后殖民角度来看,翻译应该是面向“他者”的,翻译的态度应该是对他者的态度。有些学者将斯皮瓦克同鲁迅的翻译研究等同起来,而仔细研究我们便可发现二者的翻译观还是有区别的。鲁迅的“拿来主义”和他主张的“硬译”是以翻译作为工具,引来医治中国文化痼疾的良方,所以他的翻译理论主张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说鲁迅是抱着实现救亡图存的宏观政治目的,让他者为我所用、为我服务,那么斯皮瓦克则是从微观的语言修辞与逻辑入手,通过微观的语言修辞与逻辑矛盾之间的碰撞来折射不同的语言文化在交流和翻译的过程中所隐含的内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暴力。[6]44斯皮瓦克深切的感受到了身上的三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由此可看出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命题的提出显然是针对已然隐含在现有的话语秩序和思维程序背后的政治暴力,即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或同一语言内存在的话语霸权。她试图借助于这样的一种翻译的政治观折射或呈现被现实政治遮蔽的不同文化尤其是英美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种种复杂的、不平等的问题。

因此,她的翻译思想中所渗透的翻译伦理归根结底是对“他者”的伦理,即如何对待外来的、异质的,特别是弱势文化的事物。“他者”是相对于译者或译文读者的“我”而言,尤其指那些被划在主流权利话语之外的从属的、受压迫的、失声的群体或个人。在谈到翻译时,她要向人们昭示一种翻译的伦理,即译者到底应该怎样译,到底“他者”是否就该被消音,到底“庶民”能不能发言,以及翻译到底是该淹没他者还是追寻他者的印迹。

在斯皮瓦克这里,一方面,后殖民翻译不再是对东方民族他者形象的想象性绘制,而是对现实中特定差异个体的接触和经验;不再是对文化差异的异国情调化、奇观化和神秘化,而是对文化差异的阐明和衡量,即呈现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特定的愤怒、爱情、失望和决心,揭示民族间层出不穷的差异和距离,从而着手挑战和打扰同一性经济给予人们的自满情绪。

由于语言中不存在足够的相似性,在翻译时有些东西一定会丢失,体现某些价值群的特征一定会由目标语言中不同价值群的特征所取代。这时,译者则根据他对整体的看法做出选择,仅仅把词汇翻译过来是行不通的。但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属下文本的他者性,斯皮瓦克坚持忠实是翻译的首要原则,这意味着对原文他异性的“诱惑”和“号召”做出不受“我”之污染的经验式回应,这是负责任的翻译对作为他者的原文必须承担的一种伦理责任。

在斯皮瓦克看来,在翻译第三世界的文本时,忠实的必要性愈加强烈,它要求译者不再是保持距离的对文本友好阅读,而是应该和他者秘密相遇和亲密接触,把那些失去了面孔的伦理主体重新唤回;要求译者忘记昔日被灌输的那些机构化的、习以为常的、含有各类种族、阶级性别偏见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抛弃由于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念而造成的各种谬误和偏见,承担起一份爱与爱欲的冲动,走出自己身份之外,进入他者文本。在这里,译者所作出的屈服并不违背伦理,而是一种爱欲的表现。只有客观真实的面对他者,在平等宽容中创造“我”与“他者”的对话空间,不是试图淹没他者的声音,而是要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去寻访那些被消音的他者,这样才能真正无愧于纽马克赋予译者这个“一种高尚求真的职业”的美称。

由此看出,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背后传递了一种“他者”的翻译伦理,即翻译不应该是强权者施展权力的手段,而是想法设法让“庶民”发声,弱者获取平等权利的途径;不是通过归化使世界发出同一声音,而是应该忠实原作,使异化的“他者”不再难以想象;不是代表“他者”说话,而是要努力寻找追寻“他者”的印迹。因为屈服的爱欲同样会绽放光彩。

4 结语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告诉我们,翻译现象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渗透这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翻译与政治、权利、和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在她看来,译者所做的不是要通过归化让世界发出同样的声音,而是作为原文最亲密的读者保持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把文本中他者的踪迹显现出来。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斯皮瓦克翻译思想中存在翻译伦理倾向,即“他者”的伦理。关于译者应该怎么译的问题,斯皮瓦克提出译者在将第三世界的文本翻译到英美文化中时,应亲密阅读,忠实原作,使常常被忽略的“他者”不再沉默并且能言之有声。译者要服帖于原文,倾听“他者”的心声,这样才能完成完成他们神圣的使命。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该翻译伦理对译者的翻译,尤其是将大量汉语作品译成英语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费小平.翻译的文化之维:“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133-136.

[3]Spivak,G.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 and New York:Rutledge,1993.

[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6]关熔珍.斯皮瓦克研究[D].四川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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