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　膺　吴　晶

杭州建立水环境公共治理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文周膺吴晶

杭州原本就存在水源性缺水问题，枯水年份可用水不足，西部和北部区域严重缺水，钱塘江下游城镇用水安全对上游高度依赖，而由于生产生活污染日益加剧，水质性缺水更是成为突出问题。另外，城镇以上建成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洪涝灾害频发。从长远看，杭州的水资源平衡形势相当严峻。

近几年随着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浙江省实施“五水共治”战略以后，政府加大了治水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治理机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扼制，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饮用水安全没有保障。反思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水环境公共治理方式，建立具有长效性的治水机制迫在眉睫。

建设和开放生态批评公共论坛

20世纪50年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佼佼者和有“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之称的德国理想家汉娜・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中提炼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并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中提供了最初的思辨资源和解释构架。公共领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独立领域，是家庭或私人领域之外供个人展现自身卓越的平台。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又指出：“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这种媒体公共领域在新媒体境域中形成现代公共论坛，它不再受传统有限传播媒体的限制，而成为能灵活支配资源的主导性实体。公共论坛既是公共领域运行的手段，同时也能动地建构着符合其价值（自由、平等、公正）需求的公共领域。杭州市、县两级都应当建立这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公共论坛，如“杭州生态论坛”、“桐庐生态论坛”等。生态论坛的技术支撑综合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电话等各种新旧媒体。如“绿色浙江”依托“钱塘江水地图”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平台建立了公众协作互动型水环境监督系统。该项目将志愿监督者、普通公众的监督举报与浙江省环境执法稽查总队的执法整合在一个平台，实时发布举报信息，及时查处案件并反馈查处情况。

建立健全公开审查及建成运行监督检查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要求，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就当前中国的国情而言，政策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尤为迫切。中国的决策形式可大体分为战略、法规、规划和政策四种。而环境政策的科学化、法制化都必须进行环境政策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这项评价可先从规范性文件和规章入手，逐步向重点产业规划、区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普通法律、国家战略等高层次决策推进。就地方而言，可以对现行法律规定以外的所有环境政策进行评价，并提出改善意见。既应当对政府部门拟议的政策文件进行预断性评价，也应当对政策实施过程进行跟踪评价，还应当对政策结果进行总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对经济活动影响较大、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具体政策。

《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报告全文公开的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公示时间仅按规定时间的下限限于10天，而且一般都在受众最小的媒体进行。为了推行上述后续管理，还应当建立建成区（物）运行生态综合评价和运行方案优化制度。这方面既可以组织专家评议，也应当通过公共论坛组织公众评议。

树立文化价值目标，促进生态文化自觉

文化价值的重构着眼于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从基础意义上说，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的统一的过程。一旦这种双向适应和本质的统一破裂了，文化也会中断。高度自觉地保护适合于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及其再生能力，是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

生态人主体的确立应当着眼于人的主观因素或人格构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人格的危机。公民或社会组织、政府等社会主体是生态问题发生的根源，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决定因素。中国2009年启动该项目，已有148所学校获得绿旗荣誉。杭州尚没有学校加入。2012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被列为全国首批13家中日技术合作环境教育基地试点单位之一，2014年又被列入首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杭州在生态教育方面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文明形态的转换应当着眼于生态文化动力机制的构建和文化发展方向的转变。生态批评精神以及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政治学等的发展使西方文明始终具有一种不断反思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外传统文化资源都具有现代性转换的可能。

日常生活的生态化应当着眼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又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扩展到消费领域，提出了“异化消费”概念。异化消费使得人们把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的标准，从商品的消费中寻找人生价值和意义，加剧了人的异化。应当通过构建“有限政府”和培育生态人格破除发展和消费无限的无节制观念，用生态审美超越物欲主义，使生产生活具有时空上的持续性。

加强公共治理与科学技术的互构互动

建立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体系化水环境监测网络。打破环境保护系统一手统揽的传统做法，将环境监测网络设计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定好规则的基础上吸收有资质的各类监测单位承担监测任务。如通过生态论坛向全社会公布各类环境监测网络的覆盖地域、监测点位分布及数量、监测频次、监测内容、监测数据采集处理传输要求、承担监测任务单位的资质条件等，公开征集承建和监测单位。

大力推进物联网环境中的智慧治理，将环境监测作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方面先行开发建设，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环境要素自动连续在线实时监测监控的物联网系统，形成高可靠、高可信的生态保护控制平台。运用物联网技术在网上及时准确地控制污染源。依托移动通信运营商基站建设环境监控物联网，则具有建设难度低、资源利用率高、覆盖面广、数据采集与传输快、信息管理与共享易、实时监测与预警响应强等优势。

加快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平台建设，提升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决策能力。进行重点水污染源的风险识别和流域环境敏感的目标识别，按照敏感程度实施分级管理。综合现有污染源在线监测和水环境质量在线监测系统，以流域为单元构建流域水环境预警监控体系，逐步建立不同流域水环境风险模拟及预测模型系统。以流域为基本单元，考虑上下游行政区管理等因素，建立有效的流域/区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

强化生态公共治理的科学研究与生态保护科学知识普及。公共治理或社会治理在杭州的实践还在初创阶段，生态公共治理更是如此。应当根据杭州的实际和基础，通过水环境治理探索生态公共治理的杭州模式。要实现这个目标，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社会科学联合会应当加大科学研究支持力度，并加强生态保护科学知识普及。要传播生态科学知识，倡导生态科学方法，宣传生态科学思想，弘扬生态科学精神。

（作者周膺系杭州市社科院副院长，作者吴晶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