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士韦等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的精英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顾，认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加速期、黄金期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动力进行分析，探寻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发展演进中的积极的参考价值。认为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围绕发挥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宏观指导作用，激活和吸纳社会资源，彰显竞技体育的多元价值，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对全民健身的引领示范作用。

关键词：精英体育政策；澳大利亚；演进；启示

中图分类号：G81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3-0012-06

Abstract：By means of literature， historical research， tex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polic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nd held that the Australian elite sports polic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germination period， formation period， acceleration period and golden period. And on this basis， a further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dynamics of the Australian elite sports policy. Fin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under the new policy On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Sports Consumption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we explored the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of the polic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of our country. It is held that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ur sports policy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playing the macro guidanc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ating and absorbing social re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multi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demonstration for the national fitness.

Key words：elite sports policy；Australia；evolution；enlightenment[HK][HT]

1 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的演进

1.1 萌芽期：联邦政府对精英体育政策的有限的间歇性资助（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末）

相关研究表明，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只为体育的发展提供间歇性的支持。但即便如此，1901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体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实现的，体育的服务主要来自私营机构中非盈利性部门，体育发展的基础是俱乐部[1]。各州体育政府机构协调地区比赛并组织州级锦标赛，而联邦体育管理机构组织全国锦标赛并派队参加国际比赛。[2]

尽管这一阶段早期，联邦政府体育部门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但是联邦政府却十分清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成就可以推进国家建设进程。1919年澳大利亚奥林匹克联合会（Australian Olympic Federation，AOF）成立后不久，AOF就为参加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而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同时联邦政府希望AOF可以募集更多的资金使运动员参加以后的奥运会比赛。[3]

194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受到战争对资源的消耗以及战后经济重建等问题，精英体育没有获得大量资助。体育管理自身的事物，寻找自身的资源[4]。澳大利亚作为爱好体育国度的声誉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后达到顶点，澳大利亚在此次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多。优异成绩的取得证实了重视国际体育成就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对奥运会的投资能够激发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1.2 形成期：联邦政府精英体育政策的兴起与初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

到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的体育体制框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2年新当选的惠特拉姆政府认为应该给予包括体育在内的经济和文化事务更多的控制。联邦政府于1973年推出两大政策举措：第一，政府在旅游和休闲部的名义下设立专家组织。第二，建立由西澳大利亚大学体育教授约翰·布龙菲尔德负责的咨询计划调查报告[5]。布龙菲尔德建议联邦政府通过康乐署实施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澳大利亚精英运动员培养和体育科学研究能力计划[5]。后来由昆士兰大学的体育科学家艾伦·科尔斯主持对策及建立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可行性进行检查[6]。调查最终形成了“为澳大利亚体育精英服务”的报告建议[7-8]。1975年马尔科姆·弗雷泽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获胜。自由党对于大范围的体育经费资助并不感兴趣[9]。弗雷泽总理认为体育事物应该由体育行业自身管理，随即撤销了旅游和休闲部[8]。虽然弗雷泽政府继续对国家体育组织提供支持以提高对精英运动员的行政支持，但是，体育总经费在弗雷泽政府的前四年任期内呈下滑状态。[10]

1977年，42个体育协会筹资成立了澳大利亚体育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Sport （CAS）以下简称“CAS”），为体育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11]。同时规划主张建立一个国家体育学院。在民政事务部长鲍勃·埃利科特的坚持以及回应社会各界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反复无常的国际体育成绩的关注，特别是1976年澳大利亚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失利，再加上197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应该为体育提供更多的援助[8]。联邦政府重新考虑精英体育发展的对策，于是在1981年创建了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ustralia Institute of Sports（AIS））。随后联邦政府决定为体育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源，希望通过奥运会重塑澳大利亚的国际体育强国形象。弗雷泽政府也越来越能理解体育对于体现一个民族发展象征的价值以及实现选举的普及作用[12]。且认为精英体育的成功可以刺激基层体育的发展，精英体育可以创造民族英雄，并“将激励其他人效仿”。[11]

1.3 加速期：澳大利亚联邦精英体育政策的飞跃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

1983年霍克的改革派工党政府取代了弗雷泽所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霍克政府的体育政策最早的举措之一就是重新回到惠特拉姆时期的体育发展模式，建立独立的体育部门——休闲和旅游部。随后，众议院通过了题为“The way we p（l）ay”对体育额外拨款的审查报告。霍克政府制订的“体育和休闲：运动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成为霍克政府体育政策扩增的背景。[13]

1985年，霍克政府再次当选后不久建立了澳大利亚体育运动委员会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ASC），作为对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补充。霍克新政府最先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ASC为国家体育组织提供更多的资金，如竞技体育人才的激励计划（Sport Talent Encouragement Program （STEP））、建立体育援助基金会（Sport Aid Foundation （SAF））等。

1989年联邦政府将AIS和ASC合并，合并后的ASC成为核心政策的执行机构以及所有AIS计划的协调者，联邦政府认为这样有利于体育发展更加系统化和战略化。1989年形成的“Next Step”计划将体育牢固地确立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政策领域。因为它不仅将ASC定位为实施国家体育政策的关键组织，而且还为精英体育和社区体育的发展向国家体育组织提供额外的资助。[13]

1990年霍克政府迎来创造纪录的第四个任期，参议员罗斯凯利成为新的联邦体育部长。次年，在她的推进下联邦政府的体育政策发生了飞跃，继“Next Step”政策之后，“保持发展势头”（1992-1996）政策出台。政策在对增加精英体育投入的同时，再次强调精英运动员的发展、教练培训等领域。

1989年-1993年是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91年保罗·基廷取代霍克成为新一届的澳大利亚总理，并敏锐地意识到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对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成功，给新上任基廷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耀。1993年悉尼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保持发展势头”政策中断，迅速被“奥林匹克运动员计划”补充（the Olympic Athlete Program （OAP））。计划决定到2000年的6年里追加1.35亿澳元资助。OAP 计划的推出，加剧了奥林匹克和非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资金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体育的资助创下了新高。[13]

1.4黄金期：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的巩固与整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悉尼奥运会为澳大利亚的精英体育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同时也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公众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使联邦政府看到了继续支持精英体育的价值所在。尽管澳大利亚体育计划和活跃澳大利亚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1985-2001年间联邦的体育参与只有轻微的提升，仍然有超过45%的成年人不参加任何形式的体力活动[15]。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促进精英体育和社区体育均衡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面临的重大课题。

1999年“重塑：澳大利亚联邦参与体育和休闲评论”的国家体育政策报告成为促进精英体育和基层体育之间实现均衡发展的催化剂。2000年体育专责小组建议，政府应优先考虑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体育参与[16]。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政府对体育总支出中只有10%～15%被分配到社区体育和参与计划中。在这种情境下，2001年初由体育部长凯利推出的新政，“支持澳大利亚的体育能力：更加活跃的澳大利亚”该政策通过四个相互联系的体育政策目标而得以综合和巩固。雅典奥运会澳大利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备战北京奥运会，澳大利亚制定了新一轮的精英体育计划，“北京运动员计划”就是其中之一。该计划旨在监督一系列高水平运动项目，以实现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的优异表现。

对于澳大利亚体育的未来发展，联邦政府于2008年提出了体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出台了“澳大利亚体育：新挑战、新趋势”计划。计划表明联邦政府对两大关键领域进行改革：第一，政府对精英体育的支持；第二，通过体育运动来促进体力活动的参与，以建立更加健康的民族。2009年，ASC委员会和行政领导团队对其战略位置和发展方向进行审视，ASC开展了很多工作以实现澳大利亚高水平体育体系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各州、领地、体育院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协议，以解决当前规划的分散化。

2 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动力分析[HTSS]

2.1 澳大利亚人特有的体育情结

澳大利亚人有着悠久的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澳洲最著名的专栏作家唐纳多·霍纳写道“热爱体育是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第一步”，“是完成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的任务”。对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就是生活，对体育不感兴趣就是生活堕落的表现”。[18]

澳大利亚人对体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土著居民时期。土著居民是澳洲大陆最早的居住者，他们以部落生活为主，使用最原始的生活工具。在与大自然和部落斗争的过程中，体力强健的土著人更容易捕杀猎物、获取食物，打败其他竞争部落从而获得生存，澳大利亚人对体力的崇拜从土著居民时期就已播下了种子。澳大利亚人之所以对体育有着浓厚的情怀，还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英国殖民者的体育价值观融入到澳大利亚的体育实践，从而影响澳大利亚的体育文化习俗。[19]

2.2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建构国家形象的价值诉求

澳大利亚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一个多元的社会，也造成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经济、宗教、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紧张局势。但同时，在很多场合澳大利亚人又很团结，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参加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时。澳大利亚体育发展实践表明，是体育定义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体育能够团结所有澳大利亚人，并且其能力超过其他所有的文化实践。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澳大利亚只获得了1枚银牌，当时的澳大利亚举国震惊，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有损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震惊之余，联邦政府对自身的精英体育政策进行反思，随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创建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有针对性地培养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性体育大赛，为澳大利亚在国际赛场上争取荣誉，这一创设性的体育政策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了回报。优异运动成绩的取得，更加坚定了澳大利亚政府对精英体育政策的态度。在体育全球化的时代，发展精英体育、在国际体育竞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成为联邦政府发展精英体育的动力与诉求。

2.3 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体育政策的形成受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20]。政党的意识形态包含了三种类型：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种。第一，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府倾向于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企业应该拥有自己的谋略。虽然认为体育是大多数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由于它不是商业领域的一部分，政府并不愿意促进其发展。第二，改良主义主要涉及社会正义和公平。虽然改革派认识到私营部门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不足以信任能够提供公平和公正的结果，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管理。改革派一般将体育视为社会发展的工具，致力于使整个社会生活更容易接近体育。第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在其最健康的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受政府的管制。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大多数社会经济活动。体育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但是不应受到严格的控制。但同时，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体育可以作为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此时应积极支持体育的这种功能。

每一种意识形态下都有相应的政府角色。因此，在不同意识形态政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制定实施的体育政策及政策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推动体育政策发展的重要力量。

2.4 社会原因分析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进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第一，殖民时期前期，体育一直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早期的管理人员创建了体育活动和俱乐部，有效地移植了包括骑马、狩猎、拳击以及板球和划艇等新兴项目的消遣活动[21]。到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殖民地产生了浓厚的体育俱乐部制度，跨殖民运动越来越受欢迎[3]。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体育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第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体育活动提供了物质资源。主要城市的公共空间都分配用于一系列的运动和游戏，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俱乐部，组织俱乐部间的比赛[3]。第三，澳大利亚的体育传统是没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地方政府除了对社区体育基础设施、体育俱乐部、协会提供资助外，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体育的理事机构都是自己制定体育的计划和方案[19]。这就意味着联邦体育必须自己寻找资金、行政资源和志愿者。第四，澳大利亚体育成就的取得是与注重个体身体表达的社会相联系的。澳大利亚人“崇拜”身体[13]。体育运动成为澳大利亚社会文化中展示身体完美的最好途径。第五，温暖、稳定的气候使得一年四季都可以从事体力活动。第六，体育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展示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占主导地位的途径。体育为澳大利亚塑造了国际形象，其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获得的成就使澳大利亚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通过体育表达民族主义在澳大利亚有着悠久的历史。[22]

3 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启示

3.1 职能转变：政府应发挥宏观指导作用

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体制框架基础是成立于1901年的三级政府联邦制系统。在这种政府运行模式下，权力在联邦政府、两大领地、六大洲之间共享。联邦政府向社会资助关键性的服务，如卫生、教育、体育等。体育的发展实践表明，现代体育独立于政治只是美好的理想[4]。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体育强调社会的道德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控制，实现社会治理以及通过体育实现政治的功能，澳大利亚也不例外。从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普遍认为体育是不在政府的意识日程上。政府在资助体育发展或帮助有天赋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获得成功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体育运动的国际化，人们认为政府应该从不同途径促进体育的发展，联邦政府开始逐步对体育进行资助。

纵观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的演进，可以清晰发现体育政策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和政党博弈的产物。政府始终是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的制定者以及体育政策实施的宏观指导者。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全面的社会改革，政府体育部门在改革过程中如何进行职能转换、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的管理，通过规划研究、政策引导、创新服务等方式充分发挥政府体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宏观指导作用是当前及今后我国体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3.2 社会资源：精英体育发展的不竭源泉

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联邦政府也只为精英体育的发展提供有限的资助，但即便如此，从联邦建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的体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些都是在联邦政府没有资助下实现的，体育的服务主要来自于私营机构中非盈利性部门，体育部门管理自身的事务，寻找自身的资源，创建自身的价值、目标等。比如，1919年澳大利亚奥林匹克联合会（Australian Olympic Federation，AOF）成立后，联邦政府希望AOF可以募集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奥运会比赛。在这样的“政府—体育—社会”的发展关系中，依靠社会资源就成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发展的重要物质来源。实践证明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广泛的社会资源。

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征，竞技体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分级的政府财政拨款，即国家级运动队由中央财政拨款，省市级运动队由省市级财政拨款，地市级运动队由地市级财政拨款。这种稳定的财政来源有力保障了我国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取得，但是实践中也消解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完善以及新一轮依法治体进程的推进，政府发展竞技体育的缺陷逐渐显露。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发展的实践为我们体育市场的培育、激活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带来思考。

3.3 价值多元：精英体育政策演进发展的内在引擎

联邦建立后很长时间内，体育政策都不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育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在国际赛场获得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体育开始主导澳大利亚人的文化生活。政府开始认识到体育不仅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建民族形象、发展民族个性、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经济发展、推进大众健身、促进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的建立、改变社会条件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等的绝佳途径。体育的价值开始多元化，并成为公共政策讨论的合法焦点[24]。执政党也越来越能理解体育对于体现一个民族发展象征的价值以及实现选举的普及作用。价值多元成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内在张力。

举国体制下的唯金牌论使得竞技体育的积极价值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得以体现。以竞技体育促进全民健身为例来看，我国的竞技体育基本上与全民健身是相互脱离的。特别是从奥运优势运动项目分布来看，我们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的运动项目，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群众基础。为体育竞赛而建造的体育场馆由于地理位置、功能开发不足等原因也与大众健身生活相互脱节。当前我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迈进，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应通过体育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不断彰显竞技体育在促进全民健身、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多元价值。

3.4 引领示范：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价值定位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主要重视大众健身的开展，特别是1939年大众健身委员会（CNFC）的成立，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国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以及学校体育教育的规划，与精英体育没有多大关系。体育政策的重心也是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联邦政府却理解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成就可以推进国家建设进程。自由党认为精英体育的成功可以刺激基层体育的发展，还可以创造民族英雄并将激励其他人效仿，并创建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建立为联邦精英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之后的工党政府成立的休闲和旅游部，也认为对精英体育投入的越多就越能促进整个社会的体育参与。于是联邦政府的体育政策开始向精英体育倾斜，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建立到90年代末，联邦的体育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促进精英体育的发展而设计，大众体育发展相对缓慢。进入21世纪，联邦政府反思了精英体育的发展政策，对体育政策的关注点进行调整，将关注点汇集在大众体育的发展上。如2001年的《澳大利亚竞技能力的回归：一个更有活力的澳大利亚》、2010年的《澳大利亚体育：成功的通道》政策的实施等[25]。我们的竞技体育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竞技体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全民健身都是脱离的。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引导实现竞技体育对全民健身的引领和示范，让国民得益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就是推进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4 结 语

纵观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发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放任”发展期，体育政策并不在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体育的发展基本围绕发展社区体育和积极推进精英体育两个维度推进。70年代以后，体育运动的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及联邦精英体育水平的下降，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联邦政府开始在精英体育上奋起直追。创建AIS、成立ASC、“下一步”“保持发展势头”“奥林匹克运动员计划”“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等促进精英体育发展的体育政策相继实施。 在体育政策加速发展时期，联邦政府体育政策关注的焦点是精英体育及国际赛场上的优异成绩。在经历精英体育的辉煌之后，整个国家却变得越来越不活跃，联邦政府随即对体育政策进行巩固和整合。“活跃澳大利亚”等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政策相继问世，掀起体育政策回归大众的趋势。

我国的体育政策总体上也经历了由建国之初重视大众体育的发展到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重视精英体育的发展，以及现在的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的协调发展历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体育回归民生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趋势，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体育政策理应成为我国体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Austral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reau Sport： A Reference Paper[M].Canberra：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terior，1962.

[2]Daly， J.Quest for Excellence：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M].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1.

[3]Cashman， R. Paradise of Sport[M].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18

[4]Booth， D. and Tatz， C.One-eyed： A View of Australian Sport[M].Sydney： Allen & Unwin. 2000：162-163

[5]Bloomfield， J. The Role， Scope and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 in Australia[M].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3.

[6]Coles， A. Report of the Australian Sports Institute Study Group[M].Canberra：Commonwealth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1975.

[7]Farmer， P. and Arnaudon， S. Australian sports policy， in National Sports Policy：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eds L. Chalip， A. Johnson and L. Stachura）[M].Westport： G reenwood Press，1996：8.

[8]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Strategic Plan： 1986/7-1988/9[M].Canberra：Australi 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6：27

[9]Armstrong， T. Gold Lust： Federal Sports Policy since 1975， Unpublished PhD Thesis[D].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1988.

[10]Cohen， B.Sport and Recreation Discussion Paper[M].Canberra：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980：7.

[11]Daly， J. Quest for Excellence：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1.

[12]Adair， D. and Vamplew， W.Sport in Australian History[M].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41.

[13]Bloomfield， J. Australias Sporting Success： The Inside Story[M].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03.

[14]Con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Sport Sport Report[M].Winter edition，1994：7

[15]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articipation in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1998-1999[M].Canberra： ABS，1999.

[16]Oakley， R.Shaping Up： A Review of Commonwealth Involvement in Sport and Recreation （The Oakley Report）[M].Canberra，1999.

[17]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Backing Australias Sporting Ability： A More Active Australia[M].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2001.

[18]杜海燕，肖林鹏.澳大利亚体育生活方式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1（3）：44-47

[19]Adair， D. and Vamplew， W. Sport in Australian History[M].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0]Hylton， K.， Bramham， P.， Jackson， D. and Nesti， M. （ed.） Sport Development[M].London： Routledge，2001.

[21]Stoddart， B. Saturday Afternoon Fever： Sport in Australian Culture[M].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86.

[22]Mandle， W. Cricket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port in Australia[M].Sydney： McGraw-Hill，pp. 1976：46-72.

[23]梁晓龙.举国体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35-136.

[24]Armstrong， T. Sport and recreation policy： will she be right？[J].Sporting Traditions， May， 1987：162–172.

[25]浦义俊，吴贻刚.澳大利亚体育政策设计的历史演进及特征[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