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宁辰

面对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公益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整合，公益组织需要更加紧密的行动

2015年6月23日9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的圆恩空间，以“留守儿童的困境与出路”为主题的一场沙龙，聚拢了公益界各位“大咖”。

这是“毕节四兄妹中毒事件”发生后，公益界发起的第二轮沙龙讨论。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家四兄妹喝农药中毒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 岁。远在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市及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再度成为舆论的中心。

这一事件，距离该市发生的那起5名流浪儿童躲入垃圾箱烤火被闷死的悲剧，不足3年时间。

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即6月15日，公益界发起了第一次现场讨论，主题为“毕节之殇：留守儿童的困境”，90位公益人、20多家新闻媒体到场。

会议达成一个共识：面对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公益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整合，公益组织需要更加紧密的行动，尤其针对留守儿童中的极端人群—逾200万独居儿童（缺乏照料的事实孤儿），他们边缘化的危险境地，更需要我们与时间赛跑，抢救性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服务。

第二次论坛，参会人士希望，“最终产出一个能够代表公益界业务最专业、行动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留守儿童之痛

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相当于全国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其中独居留守儿童达205.7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比物质贫困更为严重。

在毕节，留守儿童事件远不止那两起。

2014年4月21日，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犯罪嫌疑人黎某是毕节某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持续两年性侵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常年在外打工。

2015年5月11日，毕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负责人韦会平猥亵至少7名6到7岁的女童被刑拘，多为留守儿童。

在全国，留守儿童受到伤害的案例并不鲜见。

去年5月，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作的课题报告《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7.9个百分点。

根据2015年6月18日，由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显示，有15.1%的留守儿童，即近1000万的孩子一年到头（包括春节）见不到父母。另外，如果保证不了每3个月见一次父母，孩子对于生存状况的焦虑，会陡然提升。

“毕节四兄妹中毒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早在2006年10月，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指导下，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就共同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2007年7月，中组部、全国妇联、教育部等7部委曾联合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知》。

然而政府层面的关注和倡导，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似乎仍然显得苍白无力。

以立法倒逼政府和家庭

构建一个统一平台，是“毕节之殇：留守儿童的困境”论坛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是说整合资源，而是把现有的已经开展此类项目的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先做一个数据库出来，然后通过地图来显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解释。

目前，关注留守儿童的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不在少数，较为知名的有邓飞的“免费午餐”、歌路营的“新一千零一夜”、“上学路上”、西部阳光的“驻校社工”、联合国儿童基金的儿童福利项目等，但是各项目所关注和解决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有的关注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问题，有的关注住宿学生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有的是从社区角度对孩子们进行照顾。

正如在历次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各大基金会建立起自发的沟通机制和信息协同平台，便于公益组织之间更好地互通信息及协调行动一样，金锦萍解释，“建立数据库有利于实现更好的媒体传播，以及提供给当地政府相关的公共服务采购选择。”

面对在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留守儿童问题，政府仍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留守和独居儿童的数据，往往政府所掌握的更为全面和翔实，“政府有妇联系统、民政系统，这些系统跟我们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协同起来？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县推广到一个省，再去撬动整个公益政策。”金锦萍的思考角度更多来自政策推动和顶层设计。

因此，她认为立法推动更为有效。“需要在政策层面倡导国家的儿童监护制度。现在大家可能觉得父母离开孩子是正常的，其实在有些国家，这属于犯罪，也就是说父母必须有一方留在孩子身边。这应该是强制性的，应该倒逼。我想回头跟几个公益律师，还有我们的专家讨论出一个立法案。”

在金锦萍看来，这个方案不单是倒逼家庭，也是倒逼政府，“你必须让我（留守儿童的父母）带孩子来，必须让他读书。”同样，这也能促进提升企业的用工成本，因为如果有一方必须要留在家里的话，劳动力就不会那么廉价。

“关键问题在于怎么让强制性的监护责任落实。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监护责任还是民事行为，只有在刑法里的遗弃罪才可以强制执行，但是遗弃罪要入刑太困难了，只能是自诉案件，还要形成一定的恶果以后才可以。”

技术手段是否可以弥补爱的缺失？

刚从深圳参加完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一直致力推动用社会企业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徐永光，在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上，提出了另外一条思路。

很多留守儿童因为长期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孤独感突出，难以很好地融入学校和集体生活。因此，通过科技手段研发一些手环、腕表等可穿戴设备，打破时空限制，让父母和孩子可以随时交流互动，成为很多科技公司着力开发的新领域。

“从技术角度，可以专门做一次关于技术创新的研讨，把业内做技术研发的群体集合在一起，然后对接一些电信运营商，手机、腕表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做，有的时候就会突破一些困境。如果这个东西确实好，家长会愿意付费。这样做起来比NGO的资助模式要持续。在这个领域，这是一个机会。”

之前刚刚考察过孟加拉国社会企业的徐永光，认为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赚穷人的钱，同样可以把社会企业做得很大，不赔本。”

目前，360公司已率先推出“360儿童卫士”手环，具备定位、安全预警、单向通话等功能，已经推出第二代产品。搜狗公司也推出了基于儿童成长陪伴的糖猫智能手表。

而在甘肃试点寄宿学校曾经生活过半年的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来超看来，技术并不能真正温暖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

2009年，来超曾和团队在甘肃当地寄宿制试点学校推出了“连线”项目，学校95%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西部阳光帮助学生和家长之间建立定期的电话、网络沟通。

经过走访沟通，来超发现，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和父母连线之后还好，“哭一哭就过去了”，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跟父母沟通完之后“心情极差”，“恨不得一个学期都不理他们，不要再跟他们说话。”

在来超看来，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打破时空沟通的技术问题。“家长在连线过程中，因为缺乏好的家庭教育观念，也不是面对面，除了说好好学习，也没有别的可说。孩子和父母之间本身的疏离感已经很强，再加上网络本身造成的这层疏离，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把连线停掉了。”

智能手段终端连接的并不仅仅是父母。“热线的好处，是它可以集中一些城市里相关的专业人士资源，这样的资源不一定要培训，因为培训一个农村老师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和辅导员几乎是非常困难的，是成本极高的一件事情。”做过17年青春热线工作的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说。她曾是中国最早专门做青少年心理热线的专业人士，她认为，如果在功能设计上通过一个按钮，也可以连接某个老师，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社工。

在6100万留守儿童中，随着2001年6月国务院“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近10万所农村寄宿学校，承载着3000万住校生。在住宿条件差、课外文化生活枯燥、学校管理压力大、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的这一群体中，杜爽决定用故事陪伴的方式，帮助那些常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慢性自杀倾向的低龄寄宿生。这个项目被称为“新一千零一夜”。

杜爽和同事调研了解到孩子有200多个类似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编写故事。播放故事的设备极为简单—音源、导线、低功率喇叭，操作也是成本低廉的“一键式”，按一县10校计算，平均每所学校需要投入5000元，投入26元钱便可让一个孩子听6年故事。

相比起复杂的多层设计，一个关于成长疗愈、品格哲理的睡前故事，可以让留守的住宿儿童负向情绪比例下降12%。

从一个县出发，做更多立体式尝试

“毕节四兄妹中毒事件”发生后，“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的团队曾联系金锦萍，建议从他们已经掌握的湖南省一个县的留守儿童相关情况出发，协同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展更多的调研。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在该事件发生的下午，接到过四川省委会议的电话，讨论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留守儿童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就是我们一起投入资源，进行多元模式的推广。在近期内，这是可以迅速见效的，而且可以慢慢地变成政府行为。开始由我们基金会购买服务，把效果做出来，然后由政府购买服务。”刘文奎说。四川省委很快做出回应，“省里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资源，一块儿推。”

“这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大家能一起来合作。”金锦萍在总结会议要旨时说，“以后我们要定期召集联席会议。”

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孩子与父母之间情感教育和情感沟通的匮乏，这其实是再多的社会力量也无法取代的关键要素。“我们现在的情感教育很缺乏。现在大家跟外面沟通很好，一回家跟孩子无法沟通，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金锦萍从法理基础再度审视，“如果我们现在把孩子和父母分离的状态视为一种社会常态，实际上法律是没有做强制的要求。”“比如义务教育，以前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后来如果父母不送孩子去进行义务教育，就违反了法律，就可以采取行动。现在各地控制辍学率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因为已经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责任了。如果我们把监护也变成这样的制度，你想会是什么程度？”

“其实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是最大的利益，如果懂得这一点，虽然他们在农村苦一点，但知道家庭是最重要的，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家庭伦理都被颠覆了，这个社会会出大问题。”徐永光说。

“我建议将毕节四兄妹罹难的6月9日设立为‘中国留守儿童日，使四兄妹的死，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坐标，一个新的起点。”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在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平台公开疾呼。

在美国，3个失踪儿童曾改变了美国的救助体系。

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在上学路上失踪。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国家开始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

1981年7月27日，6岁儿童亚当的失踪，启动了美国《失踪儿童法案》的制定。亚当的父亲在听证会上的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在骑车时被绑架并杀害，媒体为破案帮了大忙。经过一系列打造升级，一个接驳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发布失踪儿童信息、名为“安伯”的系统上线。随后，《失踪儿童援助法案》也在安伯父母的参与下通过。

安伯的父母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三名不幸的失踪儿童，彻底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其实际效果是，1990年，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7%。

美国对于儿童权益保护的经验或可一鉴。当下，由公益界发起的种种探讨，将联动各方机制不断深入参与，制造更大的影响力和提出解决方案。对于6100万儿童生存状态的命运改写，序幕已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