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增建 山西省教育科研院 教研员

几乎每个假期来临之前，教育部都会对教师补课的行为说不。2015年6月29日，教育部再次发文，重申严禁教师暑期补课，要求各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教师补课“零容忍”。然而，假期过半，从笔者获知各地的反馈来看，有的地方当该文件是尚方宝剑，有的则视为稻草人。

“确实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但总体并不乐观。因为检查一来，教师就不补了；可风声一过，该怎样还是怎样，只是更谨慎。年年都在查，年年都如此。”广东省一位多年关注教师补课问题的人士对笔者说。

教师补课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比如，教师是被查对象，可这个群体还似有委屈。更难理解的是，政府严令禁补，本来是为减轻学生负担，可家长并不领情。更纠结的是，政府为此付出的管理成本已经不小，难有大的腾挪空间了。

既然如此，为何不调整思路，改变以往一味“堵”的办法，堵疏结合，标本兼治呢？这里的“疏”，就是建立课外有偿补课申报制度。

该办法是否现实？这就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把握现状，客观评价；二是厘清教师的权利问题，消除理论上的障碍，形成共识；三是如何实际操作，当然可先试点。

教师补课，内幕惊心

教师补课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们至今尚未见到官方调查报告，但可从三个学段来看：高中补习市场需求最旺，且基本为“市场”运作，教师无法左右学生的选择；小学阶段问题严重，小学生年幼无知，老师说啥就是啥，社会诟病与反感的种种情形，主要出现于此，性质确实恶劣；初中阶段介于二者之间。

教师补课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己做，实际是家里的“1对1”。另一种是与社会补习机构合作，情形较为复杂，尤其大课的合作方式，知情人会告诉你不下10种，奥秘就是“里应外合”，暗中分成，包括拉一个学生多少钱，上课不讲重要的，不来补课给你“小鞋”穿等。

有人将补课教师分成四等：一等是“招牌级”的，可带动一家补习机构的兴盛，年获利80万元左右，多者据说上百万，所谓万里挑一；二等是“大腕级”的，年获利在40万左右，千里挑一；三等是“小康级”的，年获利10万左右，百里挑一；四等是“辛苦级”的，年获利在数万元或数千元，多为“1对1”之类的，这样的教师约占90%以上，起码高中层面大致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招牌级的几乎都是高中顶尖名师。同时，学科之间严重不平衡，理科总体比文科吃香。小学段形不成这样的市场，初中段则主要在考前周期性出现。

综上所述，能让人眼红即“大腕级”以上的初、高中教师，应该说就是个千分之一。小学教师则总体“和谐”，获利最多的据说为工资的五倍，一年二十多万元，可的确坏了名声。不过，多数教师确实不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不堪，如果说这个结论是客观的，那以往的政策似乎就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目前教师的经济收入不高，2015年7月之前差不多有十几年，教师的工资增长迟缓。一个教龄30年的高级教师，拿到手的工资3000多元，加上绩效工资等，月收入4000元左右。应该说，这个收入水平至多等于当今社会的平均水平。“教师也要买房子，也要供孩子上学，可那点工资能干啥？”经济收入不高，应为部分教师不择手段补课的动因。

据分析，全国目前中小学补习市场的市值，每年有六千多亿。这个市场的确诱人。不过有点拧巴的是，政策准许进入这个市场的，是退休教师及待业大学生等非在职人员，可这部分人偏巧不完全具备相应实力。换个角度说，这个市场根本离不开公立学校的教师。这样，公职教师的介入自然难以禁止。

有的家长说：“我们是平民百姓，子女又考不上好学校，享受不到优质资源。现在，花点钱就能听上名师的课。我们也是愿意的。”的确，名师是稀缺资源，尤其名校的，其教学理念、方式、经验，包括个人风采，普通校的学生确实难以享受。课外补习为他们提供了这种途径与可能，是否也算市场条件下的一种另类教育公平？而且，能磨炼成一个大腕级以上的名师确实不易，这种“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彰显名师价值的一种方式？

补课获得收入，是教师的权利？

以往严禁有偿补课政策肯定正确，可如果“一刀切”，难免也有副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教师的权利问题。

周六日与法定节假日应完全属于教师支配。其间教师做了什么，是逛书店，还是给学生补课，理论上就不该受到干涉。当然，前提是学生自愿。

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对有些无法在课堂上迅速理解、掌握的知识，通过课外补习无疑是一种必要补充。因此，教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正当劳动，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是否也有合理成分？这与医生多点执业应有类似地方。

有人认为教师的星期六日，包括两个假期，都不能属于教师自己，因为国家给教师的是月工资；所以，教师任何时间补课都是违法的。

还有一种看法：教师补课应为公益性质，否则有违“师德”。这种看法有道理，不过还是在用拔高的道德来看待现实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教师付出劳动，就应获得相应报酬。教师是一种职业，可有职业硬性要求，但不能有道德硬性要求；后者只能提倡，而且应该大力提倡。

该堵的堵，该疏的疏

教师补课最麻烦的地方是，它既加重学生学业负担，加剧应试教育，产生诸多乱象；又有多种合理诉求与元素。沿用多年的“一刀切”高压政策，显然粗糙了些，连后者即正当的社会需求，也被“严禁”了。

现在，可否采用申报制度，由教师本人申报，经学校同意，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批准后，或发放证书，或签订协议，以便接受各方监督及管理，索性透明了。

当然，要达成这个理想目标，的确不容易，需要整体来考虑：

首先，明确“两条高压线”：一条是严禁采用各种非正当手段，违背学生意愿进行强制补课；对触碰者要严肃整顿，直至考虑其“饭碗”问题。另一条是严禁占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且不能影响本职工作。

其次，在职教师可到社会补习机构上课；但严禁本人创办类似机构。同时，对不申报却外出上课者，同样视作违规。

第三，政府成立相关管理的常设机构，使此项工作变成常态，并拿出一套有效做法，比如明确的操作细则，尤其是那些为难细节的界定与处理。

第四，补习市场鱼目混珠，乱象丛生，因此可以此工作为契机，顺势改变补习市场的无序状态，禁止乱收费，提高办学门槛，严格规范监管，力求改良其应试生态。

第五，最终出路是全面改革，综合治理。比如，补习市场的高温只是一种体表特征，病源还在体内——应试教育的狂热。所以，真正推进素质教育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使学生节假日更多选择的是博物馆、图书馆，而不是补习机构。比如，教师的待遇普遍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比如，要将补习市场与学校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抓等。

的确，采用这种所谓“疏”的办法，问题未必就能轻松解决，可能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与困惑。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