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光圭，李弘知，冉春芳

(1．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3．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

按照代理理论的观点，现代公司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1－2］。为了协调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缓解公司代理问题，公司治理应运而生。公司治理监督模式的选择具有路径依赖性，受各国历史文化传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公司股权结构等的影响［3－4］。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采用的是独立董事监督模式，即在公司董事会中引入适当数量的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 Hermalin and Weisbach［5］、Baker and Gompers［6］、Booneet al．［7］、Lincket al．［8］等研究了美国公司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决定因素，Guest［9］、Monem［10］、Markarian and Parbonettti［11］、Iwasaki［12］、Prevostet al．［13］则分别考察了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和芬兰公司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影响因素。吴淑琨等［14］率先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领导权结构的影响因素，黄张凯等［15］、吴晓晖等［16］、陈莹和武志伟［17］等实证检验了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经济动因。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董事会职能和运行机理的认识。

与英美模式不同，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监事会监督模式。中国自2001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后，公司治理监督模式则转型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双头监督模式。中国《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人数不少于3人，其中职工监事比例不得低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