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

我的父亲汪振世，1929年出生在厦门市郊区的后溪乡，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我的母亲李桂英，生于1934年。她与父亲同乡不同村，两村相距4华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才开始上小学，1955年于厦门集美初中毕业。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与母亲相识，1955年在北京结婚。几十年来，父亲母亲相濡以沫，感情融洽，无需愁“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只觉“心有灵犀一点通”。

1953年9月，父亲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北京国家劳动部，从事技工教育工作。当时国家劳动部是在现在的西城区厂桥，我家就住在厂桥的延年胡同。1956年6月22日，我在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1957年12月，我的妹妹汪玉华也出生了。我们兄妹两人由我母亲在家亲自养育。

慈父严母，一张一弛

随着国家劳动部由厂桥迁到东城区和平里，我们家也跟着搬到和平里五区一栋劳动部的机关干部家属楼居住。它西距地坛公园约30米，北距劳动部机关所在地约100米，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着。到我3岁的那一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劳动部幼儿园全托，目的是让我去过集体生活，学会互助精神，增长知识，同时也可以减轻母亲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

星期天我们在家时，母亲忙于洗衣做饭，我就和我妹妹跑到地坛公园玩。当时公园内供小孩玩的设备很少，只有一个秋千和两个木制的圆滚筒，要玩这些还得有大人帮扶着，我们自己玩只能用手推着转而已。在地坛公园的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每到秋天，农民把地里的白薯收获完后，就有许多人去地里捡白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