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杰

我在舟山本岛土生土长，或许太过熟悉，对南海普陀已经充耳不闻。这个由海洋与旅游挤出工业气息的城市，骨子里却还只是长江的入海口，因此大海和浑黄的江水一般，看上去如同黄沙漫眼。让我停止世界上所有的海都如这里一样的想法的，是在我随捕鱼的父亲来到东极岛之后。定海与沈家门的鱼虾被哄抢而光，父亲精心保养的大功率渔船施展不开拳脚，他打算与在东极岛的好兄弟张叔一起开垦尚未被过度捕捞的东极海域。

张叔人生得壮实，早些年在广州打拼，见过大风大浪，与其给他贴上“渔民”的标签，倒不如冠之以“老水手”的光荣称号。在船上工作时，他有力的臂膀把网撒得老远，收网时则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有次遭遇大浪天气，船底栓吃重，张叔在摇晃的船舱里抢修，平衡能力强得像马戏团的走钢丝表演者，用破网撕出绳结，固定住栓台，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之后，唯独这个栓台上的拴绳，一次没断。父亲评价他：有年轻人的气力，也有老把式的智慧。正因为父亲这样的欣赏，两个人齐心协力，成就了一支兴旺的捕鱼队伍。

阿太是个文绉绉的神婆，我暂住在张叔家的4个月里，阿太和东极岛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她总是迈着颤颤巍巍的双腿，从家里走到岸边，即使已经70多岁了，钓鱼捕蟹也总是挂在嘴边。老人们都很实在，撒张网在岸边坐一下午，网中就是晚餐。谁家要是收成不够，分享是必然的事。吃饭，吃的不仅仅是饭。

于我而言，相处时间最长的人，便是张叔家10岁的女儿了。她总是穿着灰色的亚麻裤子，套上一件格子衬衫，一双麻编拖鞋，就可以打发掉整个夏天。小姑娘有一头长发，她总是用一根最普通的橡皮筋整把扎起来。她很少说话，常常只是用她那黑亮的大眼睛看着我。

令我惊讶的是，张叔从广东回来时，拉回来一箱子书，打开一看，有些被海水浸湿，风一吹，都是咸咸的味道。你会发现，你打开的不是书，是海水。父亲的渔队出海那几天，张叔的女儿会带上一本木心老先生的诗集在海边看，若是看累了，就下海游一会儿。我们之间很少说话。我呆呆地望着海水，她竟能明白我想划船的心思。两山之间的浅海峡湾，水干净得有些透明，她盘坐在小船上，望着西福山卧佛，为父亲祈福。无论她的心是否澄明，我都能感觉到一丝禅意。

阿太在入夜之后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的故事。阿太原是陆上一户人家的女儿，随商队出海，遇到海难被冲上岛，父母想要把她接回去，她摇摇头，紧握着照顾了她半个月的小伙子的手。她说，年轻时候在陆上沾了不少污浊气，一些世故人情可能会把正常人折腾得半人半鬼，倒不如在这孤岛上，慢生慢死，诚诚恳恳，也不枉上天赐给她一条命。她的丈夫后来死于30年前的台风。我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伴，独自抚养张叔长大不辛苦吗？她眼神明亮温柔，笑着说：“人这一生，做一件事，爱一个人，就很难了，怎么能三心二意呢？”

阿太大病，是我在岛上几个月的生活中遇到的唯一大事。有一天，她在高挂的太阳下钓鱼，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这时正遇渔队暂时休整期，全村人踏破门槛前来嘘寒问暖，我在这孤零零的小岛上，见到了我一生中最温暖的画面。阿太跟我说，东极岛上，除了人，其他都是野生的。我们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只是一具皮囊罢了。向这大海，只取温饱，不毁根基。阿太面对突如其来的重病，显得很平静。我问她为什么不难过，她满是寿斑的脸舒展开来：“天长命短，舍得就好。”

阿太去世后，我记住她的话，没哭，心里的难过，海风一吹也就散了。张叔家里人准备丧事，倒也没有大悲大痛，全村几十号人，都在这一刻缄默不语，对他们来说，海岛人多海难，寿终正寝，已是天大的福气。在一个温和的晴天，阿太被葬在了东福山的半山腰，从这，一眼就能看到西福山卧佛。

冬至来临前，我们决定离开，张叔和我父亲终于有时间在海边吃上一盘佛手贝，喝上几碗清酒，张叔的女儿送给我好几本她最爱的书，她画的渔画，还有一些海鲜。她用黑亮的大眼睛看着我，想了想，一语不发，解下橡皮筋硬塞给我。

回家之后的很长时间，我试着给她写信，但东极岛上的邮政不便利，加上我几次搬家，后来就没了消息。

多年之后，在回乡的船上碰到同样是在本岛长大的老同学，我们靠在渡轮的栏杆上看着浑浊的海水。他开口，小时候的确是不懂乡愁的滋味，离开了之后才知道这海水居然是家乡唯一的刻纹。大海总归是包容一切的，无论是浑沙还是浊泥。只要舟山东海不干涸，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有时我会突然想起，海边沉默的女孩子，船上不动如山的张叔，和海风中微笑的阿太，想起那段在东极岛的日子，想起木心老先生的《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