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大任

中国古代史上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并州（晋阳为中心）地区，是发生长期动乱和战争的区域，其时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契胡、丁零（高车）、柔然、乌丸、突厥、吐谷浑在此生存活动，他们或建立政权，或参与战事，或往来迁徙，或错杂聚居，形成了同中原汉族相冲突又相交流的民族大融合高潮，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发展历程。这是造就今天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魏晋北朝时期（220—581），是中国古代战乱频繁、生民涂炭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当时中国各兄弟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而其中以晋阳为中心的北方并州地区，成为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从而对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晋阳与并州

晋阳是魏晋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是所谓乱世之强藩、治世之重镇。古晋阳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考古发现这里今尚有晋阳城墙、宫殿台基遗迹，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

晋阳城所在，从宏观地理角度看，处于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正如世界文明史所称的欧亚大陆桥，大致位于赤道以北的北回归线上。这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秦汉以后，北部草原带曾经先后生活着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多个游牧民族，南部农业带则主要为经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先前称华夏、诸夏）占据。北方诸边族多以游牧业为主，游牧经济较之稳定的南方农业经济，更加依赖于大自然，一旦遇到严酷气候，畜牧的生存繁殖将深受影响。北方边族生计陷于困境，就不得不南下寻求活路。于是，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凭着刀枪铁骑杀向南部农业带，抢掠人口和粮草财物。这时并州地区便沦为各族厮杀的战场，而晋阳城则首当其冲。据考证，魏晋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曾经出现过两个大的冷谷：一次在290—350年（晋永熙元年至永和六年），一次在450—540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至东魏兴和二年、西魏大统六年）（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1期），据说其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2—4摄氏度。同时，并州地区水旱灾害频繁（见《魏书》记载）。遇上这样恶劣的气候，北方边境生活艰难，南下攻掠或入塞内附，便成为他们求生的唯一选择。

另一个原因是魏晋政权内部纷争，各边族与汉族以及边族之间战争不断，都极力争取利用彼此的力量，壮大自身，与政敌斗争，也招致边族的南下和攻掠。如东汉末袁绍援引乌桓兵马与曹操抗争，曹操征乌桓获胜，收编其骑兵为军事主力；又如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定居于晋阳一带；西晋八王之乱，各王均借重边族力量相互厮杀；又如刘琨守晋阳争得鲜卑拓跋部猗卢千余马牛羊的资助等。

第三个原因是魏晋北朝诸政权因战事频仍，人口减少，急需补充大量兵力和劳动力，往往引诱或强迫边族南迁落户或扩充军队，成为受人奴役的奴客、田客、勇力、吏兵等（参《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及同书《外戚王恂传》）。也有大批边族战俘留在并州，或为编户，或为兵士，为各政权服役效命（参《晋书·匈奴传》）。

还有一个原因是各边境入塞居于并州成立割据政权，均要在此区选择重镇要地，作为施政中心和军事根据地，依托该地进而图霸，争夺天下。如鲜卑拓跋氏先在繁峙建国，后建都于平城（今大同市），继于396年南并后燕，攻占晋阳，又全有并州。匈奴前赵刘渊初都离石，继迁蒲子（今隰县），又迁平阳（今临汾市），多次攻晋阳，终灭西晋。鲜卑西燕慕容永由长安入上党，建部长子（今长治市长子县）；羌族后秦姚懿曾称帝于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等。由此可见，晋阳地区及并州所辖在魏晋北朝确实是当时举足轻重、进取天下的战略要地，各民族在这里的攻守征伐十分剧烈而频繁，是各族文化冲撞、交流、融合的热点地域。

晋阳文化政治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里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晋阳，得名于所在位置的晋水之阳，依山傍水，宜于人居。从先秦至北朝，晋阳从来就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争之地。《春秋》昭公元年（前541年）载：“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即太原）。”杜注：“大卤，太原晋阳。”《谷梁传》载：“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晋阳城至迟建于公元前497年之前。《春秋》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经文既称“入于晋阳”，显然先已有一座晋阳城在。联想到公元前790年有“晋人败北戎汾阳”（《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推测在西周末期（西周终止于前771年），该地已有城池之设亦有可能。晋阳城在春秋后期成为赵简子的军事堡垒，其时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进行大规模改建，成为赵氏保障之城，继由另一家臣尹铎任晋阳宰，治理有方，加强了军事防御功能。正是凭借这一坚固的城池，赵简子联合魏韩二氏于前453年消灭了权臣智氏的势力，在晋国形成三家执政的局面，最终“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战国策·齐策三》云：“晋阳者，赵之柱国也。”

在战国时，晋阳一直是赵国西部北伐三胡、西抗强秦的前哨阵地。在秦朝，晋阳仍是秦廷屯兵以御匈奴的屏障。西汉文帝始封为代王，都晋阳。文帝在晋阳为代王十七年，治绩显著，积累了施政经验，后为诸功臣拥戴入长安，继帝位。东汉以后，晋阳隶太原郡，属并州刺史部，为郡部治所，是中原政权与匈奴、乌桓、鲜卑等边族斗争冲突的焦点。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评云，晋阳（太原）“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径、西径关，是以谓之四塞也”。可谓“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史家亦多称其为“北门锁钥”“中原北门”。纵览中国历史，大凡西北边族南下夺取中原，改朝换代，无不是先据山西，以晋阳（太原）为依托，收河东，据上党而后顺势南攻，定鼎天下。足见晋阳（太原）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何等重要。

晋阳是并州的中心要地，但并州之区域十分广阔。在《尚书·禹贡》表述的远古行政区划中，并州为中国大九州中的冀州之地，与幽州合称幽并。并州之得名，《淮南子·地形训》认为“其州或并或没，故因以为名也。”是取兼并之意。《晋书·地理志》引纬书云，所谓并，“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所谓“两谷”，未见详指，而发语曰“盖”，当为推测之词，但并州多山川丘陵，或系指太行吕梁之间，亦未可知，但仍可备一说。《释名·释州图》云：“并之言并，阳合交并，其气勇壮，抱诚信也。”是阴阳家言，从民风同俗之释州名，此说可供参考。

并州之辖区，在传说时代为尧之唐侯封国，今太原南有尧城村，或系尧部落由河北唐县南迁入晋，定都平阳（今临汾市）之途经驻跸之地。春秋时，并州属晋，当是晋献公之前北扩于霍山之北后统治的区域。战国时，并州属赵，秦统一中国，置三十六郡，并州之地辖太原、上党、朔方上等郡（见《汉书·地理志》），包括今山西晋南、晋西南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西汉初并州之地设太原国，领51县，汉高祖时，治太原、上党等郡，不久以太原21县为韩国，封韩王信，都太原，后逐韩王信，封室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都晋阳。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置十三州部，设刺史，并州为十三州之一，辖有太原、云中、上党、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东汉因之略有损益，并州由监管区域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域。此时，并州地域最大，除今山西大部外还领有今内蒙、陕西西北之一部分。直到魏晋北朝时期，并州辖区渐次缩小，基本上不出今山西地域。并州之郡县数由东汉9郡98县，减为西晋6郡45县，北魏5郡26县，北周2郡10县。辖区由塞内外缩为塞内，最后只占据晋阳附近，致使人们今简称太原乃至山西为并州。但这并不意味着并州的地位不重要，而是由于后世州郡设置日益频繁，与全国各地州郡设置皆日益缩小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不足为怪。且魏晋北朝的并州各地边族政权彼此消长，势力或宽或窄，各自所辖范围均有限，统治力量均不能顾及全区。在这种分裂割据的条件下，并州的辖区自然只能是日益缩小。

晋阳（太原）既然是“四塞”之区，战略要地，以之为中心的并州自然也为历代兵家必争。《读史方舆纪要》称“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河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分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径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取于山西也。”（参《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九《山西方舆纪要序》）这已经把并州地区的险峻和重要地理形势讲得很透彻了，亦当是历代史家之共识，即后人所谓“得晋阳（并州）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正是由于晋阳（并州）具有争夺天下的战略要地的独特地理条件，在魏晋北朝时期，汉族和各族政权在这里发起了长期不休的战乱争夺，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族的同化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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